菊与刀：武士道的现代生机

第十六章　武士道还活着吗

西方文明在日本迅速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已经抹掉了日本自古以来的一切思想痕迹呢？如果一个民族之魂如此迅速死亡的话，那是可悲的。如此轻易地屈服于外部的影响，是可悲的贫弱之魂。

正如“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构成一个民族性格的心理因素的合成体，也是有其坚固性的。勒朋先生在他的最新著作中，用充满了肤浅的断言和华丽的概括说：“基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而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则是每个民族所特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即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几个世纪的洪水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它的外部的棱角而已。”这一言辞是很激烈的。然而，如果说各民族特有的遗产均构成其性格的长处和短处，那么，这句话就非常值得深思了。不过，这种概括性的理论，早在勒朋之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而且早已被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推翻了。当研究武士道所培育的各种美德的时候，我们曾引用了一些欧洲的典籍中的例子来进行比较和论证，但是最终的结论是没有哪一个性格特性是武士道的特有遗产。道德的各个特性的合成体，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形象，这是千真万确的。对于这个合成体，爱默生称之为“每一种伟大的力量作为要素参与其中而共同产生的结果。”但是与勒朋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或国民的专有的遗产不同的是，康科德的哲学家把它叫做“联合各国最强力的人，使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无误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某个人不使用互济会的暗号，就会立刻被分辨出来。”

武士道所赋予我们的国家特别是武士身上的性格，虽然不能说是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是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性格使日本民族和武士从此葆有其活力。即使武士道只不过是物理的力量，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就这样戛然而止。哪怕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是相当广泛的。试想，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么“每个人的血管中至少流淌着2000万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的血。”“佝偻着那背负世纪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他们的血管中流着不知多少个世纪的血。这样，正像他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而且难以抗拒的力量，推动着国家和个人向前进。新日本最杰出的先驱者之一吉田松阴，在临刑前所写下的诗歌，可以说是日本民族的真实的自白，诗歌是这样写的：

我心中已知此番事业当以死为代价，

大和之魂激励我向命运挑战！

虽然不具备外在的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呈现生机勃勃，是我国的精神和动力之源。

兰塞姆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的日本以三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并存于世，还没有完全死亡的旧日本，只具有精神雏形却没诞生的新日本，正经历着最严峻的困境的过渡期的日本。”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有形的、具体的各种制度方面，这段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将其应用到根本的伦理观念上时，就需要做一些修改了。毕竟，实践已经证明，作为旧日本的建设者及其产物，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转型期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证明未来它还是新时代建设的关键力量。

无论是在王政复古的飓风中，还是在国家维新的漩涡中，为我们的国家之船掌舵的伟大的政治家们，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道其他任何可以教诲人们的道德。最近，几个作家试图证明基督教的传教士对新日本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我非常愿意将荣誉授予应该获得荣誉的人，然而这一荣誉却很难授予善良的传教士们。与其提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支撑的论断，不如互相信守应将荣誉归于他人的《圣经》的戒条，就他们的职务而言，这样应该更合适一些。作为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在教育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正在为日本从事伟大的事业。但是，上帝的活动是确实的，可是仍然隐藏于神圣的秘密之中。传教士们的事业所起的仅仅是间接作用而已。不，迄今为止，几乎还看不出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塑造新日本的性格上所发生的效果。无论是好是坏，推动日本民族前进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新日本的缔造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尚健在的杰出人物的回忆录看看，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在武士道的指导下进行的。亨利·诺曼先生在观察和研究了远东各国之后，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国家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其国民中间起着决定性的力量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研究出来的最严格、最崇高、最一丝不苟的荣誉观”。这句话触及到了新日本之所以形成，并且如何实现其将来的命运的原动力。

日本的变化是为世人所周知的事实。在如此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加入其中，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一种动力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举出武士道。当全国实行对外贸易开放时，当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引入了最新的改良措施时，当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科学时，指导我们的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方习俗的盲目模仿。(https://www.xing528.com)

汤森先生在对东方的制度及其国民进行精心的观察之后，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日本是如何受到欧洲影响的，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并不是欧洲人教导了日本，而是日本自己主动选择学习欧洲的组织方法和文武之道，并且最终获得了今天的成就。正如土耳其几年前从欧洲引进了大炮一样，日本从欧洲引进了机械、科学。准确地说，这算不上欧洲对日本的影响。除非将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说成是英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他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先驱、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都在哪里呢？”

汤森先生充分认识到，导致日本发生变化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我们日本自身之中。这的确是真知灼见。如果他能够更进一步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理的话，那么他敏锐的洞察力必然会很容易让他确信：这个原动力不是别的，正是武士道。名誉感使日本人无法容忍那种被蔑视为劣等民族的嘲讽，这就是最强大的原动力。在转型过程中，关于金钱和产业方面的考虑则是在转型后期才觉悟到的。

武士道的影响，至今仍然非常明显，即使是走马观花，也能一目了然。只要留意一下日本人的生活，自然就清楚了。请读一下那位阐释日本人的思想最有说服力、最真实的小泉八云的著作，他所描写的内心活动，就是印证武士道的活动的最好例子。整个国家的国民普遍都重视礼节，这就是武士道的遗产，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矮小的日本人”全身充满了韧性、不屈不挠和英勇顽强，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许多人这样问：“还有比武士道更忠君爱国的吗？”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回答：“没有。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武士道。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客观地承认，对我们国民性格的短处和缺点，武士道也担负很大的责任。我们缺乏深邃的哲学，尽管我国某些青年在科学研究领域已经赢得了国际声誉，但在哲学领域却一直都毫无建树，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应追溯到在武士道的教育制度下，无视形而上学的训练。另外，我们过于敏感、易于激动的性格，也应该由武士道过度的荣誉感负责。再者，那些外国人批评我们有些人妄自尊大的话，也是名誉心过度的病态产物。

在日本旅游的外国人，大概会见到许多蓬头垢面、穿着破旧的制服的青年，手持一根大手杖或一本书本，带着与世无争的神情在大街上昂首阔步。这就是“书生”（学生），对他们来说，地球太小了，天也太低了。他们对宇宙和人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们住在空中楼阁中，咀嚼着玄而又玄的智慧的妙语。他们的眼睛迸发出雄心之火，他们的内心对知识如饥似渴。贫穷只能激励他们更加向前进。在他们看来，世上的财宝都是他们品格的枷锁。他们是忠君爱国的宝物，以国家名誉的卫士自居。带着所有的美德和缺点，他们就是武士道的最后的遗民。

武士道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说过的那样，是潜移默化的、无声无息的，即使是今天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虽然不知道原因，国民的内心对其自身所继承的精神一旦提出号召，就会立刻表示回应。因此，同样一个道德观念，在用新的翻译名词表述和用旧的武士道的用语来表达，其效果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一个背离了信仰之路的基督徒，无论牧师如何努力挽救他的堕落，都没有任何效果，但是用他曾经对主发誓过的要诚实（即忠诚）的观念忠告他，他便被打动，并回心转意了。“忠诚”这个词，可以唤醒一切可能已经淡漠的崇高情感。在一所学校里，一群任性的青年以对一个教授不满为借口，长期连续地罢课，然而当校长提出两个很简单的问题时，这群任性的青年随即散去。校长问的问题是：“你们的教授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吗？如果是，你们就应该尊敬他，并把他留在学校；他是个懦弱的人吗？如果是，去推一个自己要倒的人，就更不是男子汉所为。”骚动原本是由这位教授教学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但是这一能力与校长所暗示的道德性问题比起来，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由于这样唤起由武士道所孕育的感情，伟大的道德革新才得以完成。

在日本，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之所以失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传教士对于日本历史一无所知。可能有人会说：“有必要去关心异教徒的历史吗？”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宗教与过去几个世纪我们和我们祖先所继承的思想习惯产生了隔阂。嘲弄一个国家的历史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民族的经历，即使是没有任何记载的最落后的非洲土著的经历，也都是经上帝之手写的、人类共同历史的一页，甚至就连那些已经消亡了的民族，也正期待着独具慧眼的人去辨读他们的古代文献。对有哲学头脑而且是虔诚的心灵来说，每个人种都是上帝在他们的皮肤上记下的符号，无论是白是黑，都可以像他们的肤色一样清楚地探寻其踪迹。如果这个比喻合适的话，那么黄色人种就是上帝用金灿灿的象形文字写下的珍贵的一页！传教士们无视一个国家的历史，宣称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但是，在我看来，基督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用一个国家在其道德的发展历程上所熟悉的词汇来表达的话，那么不管其他种族或民族如何，都会很容易与他们的内部达成一种默契。比起耶稣基督的恩宠和纯粹来，美国式的或英国式的基督教包含了许多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恣意妄想，如果将其嫁接到武士道这个树干上，充其量只是一根脆弱的幼枝而已。新信仰的宣传者们在播撒福音的种子之前，是应当把树干、树根、树枝全部连根拔掉吗？像如此英勇的做法，也许只有在夏威夷才是可能的吧。在那里，据说富有战斗性的教会在积累财富以及灭绝土著居民方面已取得完全成功。然而，这种办法在日本却绝不可能行得通的。不，绝对不能。即使耶稣本人在建立其人间王国时也永远不会采用这种方法的。

我们应该牢记那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深邃的学者乔伊特所说的话。他说：“人们把世界区分为其他教徒的世界和基督教徒的世界，然而并不去考察在前者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善，而在后者中究竟混杂着多少恶。他们拿自身最好的部分同邻人最坏的部分相比较，拿基督教的理想去同希腊或东方的腐败相比较。他们并非寻求公平，而以汇集一切能够说明自己宗教优点之事、一切能用以贬抑其他形式的宗教之事为满足。”

但是，传教士所信仰的宗教的根本观念，无疑是我们在考虑武士道的未来时所必须考虑进去的一种力量，尽管就个人来说会犯下各种说不清的错误。看来武士道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预示它的未来的不祥之兆已经在空中弥漫开来。这不仅是迹象而已，还有各种强大的力量正在向它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