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教育与地位：菊与刀全集

第十四章　女性的教育及地位

人类中占半边天的女性，往往被看做矛盾的典型。因为女性内心的直觉活动超出了男性的理解力。汉字的“妙”字，有着“神秘的”或“不可知的”的意味，它由是意味着“年轻”的“少”字和意味着“女子”的“女”字两部分组成。女性的身体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和内心所展示的纤细思想，是心理粗犷的男性无法理解的。

可是，武士道的理想女性，却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至于矛盾，即使有，也只是表面上的。我在前面一章提到过它的悍妇性格，其实这不过是真理的一半。汉字“妇”是妻子的意思，也就是女人手持扫帚，做家务的形象，扫帚在这里不是对婚姻进行进攻或防御的武器，也不是施展妖法的道具。这样，它所蕴涵的意思，与英语中由纺织者“weaver”这个词演变而来的妻子“wife”，以及从挤奶女工“duhitar”这个词演变而来的女儿“daughter”一样，都是起源于家庭。德国皇帝说妇女的活动范围无非是厨房“Küche”、教堂“Kirche”和孩子“Kinder”，而武士道的理想妇女未必就是如此，但是绝对是非常家庭性的。家庭性与悍妇性，乍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在武士道看来却并非如此。接下来我们就对此进行讨论。

武士道主要是男性的教条，所以它所重视的妇女的美德也是与女性相去甚远的并不适用于女性。温克尔曼说：“希腊艺术的最高的美，与其说是女性的，不如说是男性的。”莱基对此补充说，这不仅适用于希腊人的艺术审美，同样也适用于他们的道德观念。确实如此。与此相同，武士道最赞赏的是这样一种女性：“从性别的脆弱中解放出来，并且展示出与最坚强、最勇敢的男性同样的刚毅不屈。”因此，少女受到的武士道训练是抑制感情、磨砺意志，使用武器，特别是使用长柄刀，以便在遇到意外时，维护自身的尊严。不过，她们习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上战场，而是出于自身和家庭考虑。女子并没有自己的主君，但她有自己的贞节要保护。女子就像丈夫忠实地保护主君的安全那样保护自己的贞节。在家庭方面的运用上，她的武艺主要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提到。

女子的剑术及其他武艺，虽然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很少，但对习惯跪坐的妇女来说，在健康方面是具有辅助效用的。然而练习这些武艺的初衷并不仅仅是出于健康考虑的，而是在有事的时候完全可以应用。女孩子成年之后便被授予短刀（怀剑），到时候可以用来刺进袭击者的胸膛，或者在必要之时刺进自己的胸膛。实际上后一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我并不想因此而无情地批评她们。即使厌恶自杀的基督徒的良心，也因为佩拉基娅和多明尼娜这两个自杀的妇女的纯洁和虔诚而将她们列为圣徒。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不会对她们太过于苛责。日本的维吉尼亚在面临失去贞操的危险时，不会等待她父亲的刀剑，她的怀里总是放着自己的武器。不知道正确的自杀方法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比方说，她虽然没有学过解剖学，但必须知道哪里是刺喉的正确部位。她必须知道用带子缚好自己的膝盖，这样无论死的时候多么痛苦，死后姿势都能够表现得端庄而得体，如此地注意仪容，难道不可以与基督徒珀佩图亚或者圣童贞女科妮莉亚相媲美吗？我之所以如此直率地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一些人根据男女同浴的习惯以及对其他一些琐事所抱有的偏见，片面地认为我们的妇女缺乏贞操观念。事实上，与此完全相反，贞操被武士道视为妇女的主要美德，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曾经有一个年轻女子被敌人俘虏了，在面临粗暴的军人的暴行的时候，她提出允许她先给因战争而失散的姐妹们写封短信的要求，如果答应这一要求，她将任他们为所欲为。她写完信之后便立即冲向最近的水井，纵身跳下去，捍卫了自己的名誉。遗书的结尾是一首诗：

世路何其艰，乌云满苍天。

新月山巅挂，缘何不入山。

如果认为只有男人的事业才是我国女性的最高理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远非如此。她们具备艺术和雅致的生活才能。音乐、舞蹈和文学都受到重视。我国文学上许多最优美的诗篇就是女性感情的表现。事实上，妇女在日本的纯文学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学习舞蹈（我说的不是艺妓而是武士的女儿），是为了让她们生硬的动作变得轻柔协调。学习音乐，是为了在父亲和丈夫疲惫时，给他们以慰藉。所以学习音乐不是为了技巧、艺术本身，其最终的目的是净化心灵。心静，则表现出来的音乐也会和谐。我们在前面谈到青年武士的教育时曾说过，相对于道德价值而言，艺术经常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对女子而言也是如此。音乐、舞蹈只要能够为生活增添雅致和明快就足够了，绝不是为了培养虚荣和奢靡之风。在伦敦的一个舞会上，当波斯王被邀请跳舞时，他率直地回答说，在他们国家里，专门有一群女子为别人表演跳舞。我非常同情这位国王。

我国妇女学习才艺，并不是为了公开表演或扬名社会。她们只是为了家庭的娱乐。即使是在社交场合的表演，那也是因为要尽到主妇的责任，换句话说，这是主人待客之道的一部分罢了。家庭生活是妇女受教育的主导思想。旧日本妇女学习才艺的目的，不论是武艺还是文艺，主要都是为了家庭。她们无论走得多远，都决不会忘记炉灶。为了保持家庭的荣誉和尊严，她们任劳任怨，辛勤劳动，哪怕是奉献生命。她们日日夜夜以坚定而温柔、英勇而哀婉的音调，为自己的家庭歌唱。作为女儿，她们为父亲而牺牲自己；作为妻子，她们为丈夫而牺牲自己；作为母亲，为儿女而牺牲自己。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她们就被教导要牺牲自己。她们的一生不是独立的一生，而是附属的奉献的一生。作为男人的附属，如果她们的存在有价值的话，就同丈夫一起站在前台，如果帮不了丈夫任何忙，就默默退到幕后。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少女，少女也以同样的热恋来回报他的爱，但是当青年因沉湎于爱河而忘记自己的责任时，少女便会毅然毁容，以减损魅力。武士道的少女们心中向往的理想的妻子是：当她发现丈夫的仇敌爱慕上了自己，她便将计就计，假装参与对方的阴谋，然后趁着黑暗，充当丈夫的替身，让那爱慕她的刺客的剑落在她那忠贞的头上。下面这封信是一位年轻的大名的妻子在自杀前写下的，大概不需要什么过多的注释吧：

“我听说缘分都是前生注定，同栖一树之阴，共饮一河之水。自从前年盟誓与你白头偕老，我便如影随形地追随你左右。最近听说你即将迎接一场生死之战，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听说中国古代有个项王，是盖世无双的勇猛武士，却因对虞姬依依不舍而最终战败。木曾义仲与松殿诀别时也是难分难舍，因此，就让已经绝望的我向至少现在还活着的你致以最后的安慰吧，我将在那黄泉路上等候你。但愿你千万不要忘记秀赖公多年来对你的如山高似海深的大恩。”(www.xing528.com)

女子为了丈夫、家庭以及家族而牺牲自己，就如同男子为主君和国家而牺牲自己一样，都是自愿而荣耀的。自我牺牲，与男子对主君的忠义一样，是女子的家庭性的基础。如果没有了自我牺牲，任何的人生之谜都无法解决。然而，正如她的丈夫不是主君的奴隶一样，她也并不是丈夫的奴隶，女子所扮演的是“贤内助”的角色，也就是“在内侧的帮助”。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女人为了男人而牺牲自己，男人为主君而牺牲自己，主君也依此而顺天承命。我知道这种教诲的缺点，也知道基督教的优点的最好的表现就是要求所有人直接向造物主负责，甚至于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服务于高出自己的。尽管如此，仅就奉献的教义而言——牺牲自我而服务于高于自我的目的，也就是基督的教导中最崇高的、构成其使命基础的神圣教义——从这一点上说，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真理之上的。

读者大概不会指责我这个抱有在意志上赞扬奴隶般的服从的、不正当的偏见的观点吧？我基本接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黑格尔所主张和辩护的观点：“历史无非是自由的展示和实现。”我想要强调的是，自我牺牲精神贯穿于整个武士道的全部教诲之中，它不仅要求女人如此，也同样要求男人如此。因此，美国那位女权主义倡导者所呼吁的“所有日本女人站起来反抗古老的陋习吧”的轻率见解，在武士道的影响完全消除之前，应该是不会被我国社会接受的。这样的反抗能成功吗？它真的能改善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吗？或许她们能够获得一些权利，但是这些能够补偿她们所继承的柔和的性格和优雅的举止的消失所带来的损失吗？古罗马的主妇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道德的沦丧，这种巨大的损失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吗？那位美国改革家敢肯定我国女性的反抗是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吗？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变化的到来是必然的，但恐怕不是经由反抗之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武士道制度下，女性的地位是不是真的到了非反抗不可的地步？

我们听说不少关于欧洲骑士献给“上帝和淑女”的许多表面上的赞美的话。“上帝和淑女”的不协调曾使得吉本为之脸红。此外，哈勒姆也曾经论述过，骑士精神的道德是粗野的，它对妇女的过分殷勤包含着邪恶的爱。骑士精神所带给女性的影响，为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思维养料。与基佐先生论证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带来有益的影响相反，斯宾塞先生却说，在尚武的社会中（封建社会不尚武算怎么回事呢？）妇女地位的低下是必然的，只有社会的产业化发展了它才能随之得到改善。那么，就日本而言，基佐和斯宾塞两人，到底谁的说法更正确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两个说的都没错。日本的军人阶层只限于大约200万人的武士。其上就是军事贵族的大名和宫廷贵族的公卿这些身份高贵、养尊处优的贵族，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军人。在武士下层的则是众多阶层，农、工、商，这些人是专门从事和平业务的，因此，只有武士阶层才符合斯宾塞所说的军事性社会的特点。与此相反，产业型社会的特点适用于武士阶层之上和之下的任何阶层。这一情况可以通过妇女的地位而得到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在武士中的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是最少的。令人惊奇的是，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夫妻双方的地位越平等，例如在手艺人中。在较高阶层的贵族中，两性之间的地位差别也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闲适贵族的生活已经变得很女性化了，所以性别上的差别也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这样，斯宾塞的说法在旧日本就得到了充分的例证。至于基佐，了解他的封建社会观的读者大概都清楚，他的考察对象是专门针对高层贵族的。所以，他的结论也可以适用于日本的大名和公卿。

如果因为我所说的，读者就过低地评价武士道下的妇女地位，那么我就对历史真理犯下了极不公正的冒犯。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女子并没有得到与男子平等的待遇。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差别与不平等的区别之前，对这个问题就难免会产生误解。

如果想到男人之间只不过是在法庭或者在选举投票等极少数情况下才是相互平等的，那么，进行一场有关男女平等的辩论就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有些自寻烦恼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的。这并不是指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禀赋，它不过是重复了古代阿尔平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尺度。如果法律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尺，那么衡量她的地位的高低就像用磅、盎司来称量她的体重一样容易了。然而，问题是什么才是衡量男女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的正确标准呢？比较银子和金子的价值的方式，是用数字计算出它的比率，然而如果用这种方法去衡量对比男女之间的地位的话，会正确吗？会充分吗？这种计算方法是把人类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价值，排除在外了。考虑到男女为了完成各自在世上的使命，必须有其相对应的各方面的资格，如果以此来测量两者的相对地位，那么标准就必须是拥有综合性质的东西。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的话，就是那必须是复本位的。武士道就有它自己的本位，也就是标准，那是双本位，即通过战场及炉灶来衡量女子的价值。在前者所得的评价微乎其微，但在后者却非常完善。与这个双重评价相对应的则是她所得到的相应的待遇：作为社会的、政治的一分子，她们所得到的评价并不高，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她赢得了最高的尊敬与最深的爱戴。正如在罗马人的军事国家里，妇女凭什么受到如此之高的尊敬呢？除了因为她们是“Matronae”（母亲），还能找到其他的原因吗？不是因为她们是战士或立法者，而是因为她们是母亲，所以罗马人才在妇女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当父亲和丈夫离开家走向战场或军营中的时候，所有的家务就全部落到了母亲或妻子的身上。对孩子的教育，甚至对孩子的保护，都托付给她们。我们在前面曾提及的女子的武士学习，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贤惠地教育指导子女。

由于外国人的一知半解，他们看到日本人通常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等，于是在他们中间便流行着日本人轻视、不尊重妻子的肤浅见解。如果外国人还听到“愚父”、“犬子”、“鄙人”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谦辞，也许他们的看法就会改变。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婚姻观在某些方面要比所谓的基督教徒更加深刻。“男女应结为一体。”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从未消除丈夫与妻子是两个人的观念。所以，他们在失和时，就只承认各自所有的权利，而一旦和好如初之后，便会用尽各种各样的昵称和肉麻的甜言蜜语，丈夫或妻子对别人说他的另一半——好坏暂且不论——无论是可爱还是聪明，还是亲切，抑或其他什么的，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不理智的。自我夸耀说“聪明的我”、“我的可爱的性格”，这样的话是一种有品位的表现吗？我们认为，自我夸耀是一种没有品位的表现，而夸耀自己的妻子就是夸耀自己本身，而且我也希望，在基督教国家中也能够如此。因为合乎礼貌地贬称自己的配偶，在武士中是一种习惯，所以我才偏离主题来论述一番。

开始种族生活之初，条顿民族对女性怀着几近于迷信的敬畏，（实际上，这点在德国正在消灭中。）而美国人则是在痛感女性数量上的不足的情况下开始起社会生活的建立的。（我担心的是，现在美国妇女的人口增加了，殖民时代的母性所享有的特权是否会迅速丧失呢？）因此，在西方文明中，衡量道德的主要标准就成了绅士对女士所表示的尊敬与否。然而，在武士道的道德伦理中，善与恶的主要分水岭则体现在其他事情上。它以职责为纽带，而职责将男人及其自身神圣的灵魂以及我前文提到的五伦中的其他灵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五伦中，我在前面曾特别提到过忠诚，即臣子与主君的关系。至于其他方面，只不过是捎带提到一些而已，因为这些并不是武士道所特有的品质。它们作为基于自然的感情的品质，当然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是在某些细节方面，由于是从武士道的教义中引申出来的关系，所以可能特别强调一下。进一步联想，我想起了男人相互之间的友谊所展现出来的特殊的力与美。它们常常给结拜兄弟的盟誓上增添一份浪漫，而这份浪漫由于青年时代的男女隔绝的习俗，而演变得愈加强烈。因为这种隔绝，阻断了男女之间自然交流的通道。我可以用日本版的第蒙与皮西厄斯或阿基里斯与帕特洛克罗斯的故事来填充字数，也可以在武士道的故事中叙述不亚于大卫与约纳丹结交的深厚的感人的友谊。

然而，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与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这不足为怪。这个事实就使我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武士道对整个国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