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礼
每位到过日本的游客都会注意到,日本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殷勤、郑重而多礼。如果礼貌只是为了避免举止不得体,那它就算不上值得一提的品德了。然而,真正的礼貌则是善解人意,意味着对他人的情感报以同情关注,也意味着对适宜的事物给予相应的尊重,从而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地位的相应尊重。因为社会地位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什么财势的特征,而是其真正价值原本就具有的特征。
礼的最高形式,接近于仁。我们可以虔诚地说,礼是“宽容而慈悲;不忌妒,不夸耀,不自傲;不乖戾,不求己利,不迁怒,不念恶”。因此,迪安教授在论及人性的六大要素时,把礼推崇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将礼视为社会交往中最成熟的果实。
尽管我如此推崇礼,却决不会将它列为美德之首。没有哪一种美德可以单独存在。如果对礼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礼是与处于更高位置的其他美德互相联系的。如果将礼抬高为武士的特有美德,并且超过它所应得的高度尊崇,就会出现顶替礼的冒牌货。孔子自己也曾经反复教诲说,正如声音并非音乐,虚礼也不是礼。
礼被视为社会交往的普遍规范。为了教导青少年正确的社会行为,人们便制定出一套细致的礼仪制度。与人打招呼时应如何鞠躬,如何走路,如何端坐,这些都是要用心揣摩学习的。而餐桌礼仪后来竟发展成了一门学问。饮茶更被提升为一种仪式。当然,一个有教养的人理所当然地精通这些礼仪。维布伦先生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中说得非常好,“礼是有闲阶级生活的一个产物和时尚。”
我听到过欧洲人的一些微词。他们认为我们的礼节过于烦琐。这些烦琐的礼节过多地占去了我们的思想空间,如果严格遵守它实在是太可笑了。我承认,我国礼节中有些细枝末节确实是不必要的。不过,与西方永远跟在不断变化的时尚之后相比,哪个更可笑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特别明白。即使是时尚,我也不认为它只是见异思迁、爱慕虚荣。相反,我把它看做人们内心对美的无止境的追求。况且,我并不认为烦琐的礼节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是取得某种最佳社会效果的最佳方法,是长期的实践结果所证明的。这正如做一件事,必然有做这件事的最佳方法,而这最佳方法应该既是最经济的又是最优雅的。斯宾塞先生为优雅下的定义就是:最经济地完成一个动作。茶道的仪式规定了一定的程序:茶碗、茶勺、茶巾等的特定使用方式。初学者难免会觉得枯燥乏味,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这套严格的程序确实是最节省时间和体力的。换句话说,是对精力的最经济的运用。因此,按照斯宾塞的定义,这是最优雅的方式。
社交礼仪的精神内涵——或者借用“服饰哲学”的话来说,礼仪不过是精神法则的外在装饰而已——对我们来说远比其外在表现意义重大。我们可以以斯宾塞先生为榜样,追溯仪式制度的起源以及其所建立的道德动机。不过,这不是我在这本书中所要做的工作。我想要强调的是,严格遵守礼仪中的道德训练。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礼仪已详尽到细枝末节,并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礼仪学派和体系,但是它们的本质却是统一的。正如最著名的礼仪流派小笠原流宗家所说,所有的礼就是“礼道之要,悉在修心。以礼端坐,虽凶人以剑相向,亦不能加害”。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持之以恒地按照正确的礼仪修炼,从而使人的身心安泰,并与环境达到完美的和谐,以及物我交融的境界。(www.xing528.com)
如果斯宾塞关于优雅是节省精力这一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得到这样一个逻辑结果,那就是持续实践优雅的举止必然带来力量的保存和精力的储备。因此,优雅的举止便意味着精力的休息。在野蛮的高卢人洗劫罗马的时候,他们闯进正在开会的元老院,并且竟敢无礼地去扯那些值得尊敬的元老们的胡子,元老们的威仪尽失,就此而言,怎能不受到谴责?那么,通过礼仪举止真能到达崇高的思想境界吗?回答是肯定的。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
最简单的事情可以变成艺术,然后变成一种精神的力量。关于这一点,茶道是很好的例子。喝茶居然是一门艺术!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在沙滩上画画的儿童,或者在岩石上雕刻的野蛮人,可能就有拉斐尔或米开朗琪罗的萌芽。茶道是始于印度隐士的冥想,难道不是更有资格发展为宗教和道德的女仆吗?难道不能拥有更深远的意义吗?茶道首先要做到心灵平静,性情恬静,行为沉着冷静。毫无疑问,这也是正确的思维和正确的情感的首要条件。远离喧嚣的人群,独处幽静而朴素的茶室,都有助于引导人的思想脱离尘世。那整洁而幽静的茶室,不像摆满绘画和古董的西方客厅让人眼花缭乱。茶室的“挂轴”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那优雅的构图,而不是它那绚丽的色彩。趣味的至高凝练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一切虚饰的东西都被当做宗教恐怖而被排斥。据说茶道诞生于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是由一个冥思的隐者所创造的。这一事实充分地表明,茶道绝不是为了消遣。所有参加茶道的人,在进入茶室之前,都要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下,包括他们的佩刀、战场上的杀气以及仕途上的忧虑,在茶室中只有和平和友谊。
茶道超越了一般的礼仪——它是一种优雅的艺术,是一首以节奏分明的动作为韵律的诗,是修身养性之道。最后这点尤其是茶道的最大价值所在。虽然茶道的修习者往往会更重视前两点,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茶道的本质不是精神性质的。
即使礼仪只能使举止优雅,那也是能让人大受裨益的。但它的功能远远不止于此。因为礼仪源自仁爱和谦逊的动机,受到他人温柔感情的驱动,所以它永远是对同情心的一种优雅表达。礼仪要求我们,与哭泣者一起哭泣,与喜悦者一起喜悦。这些教诲的要求落实到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就表现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行为,或者隐而不见。即使引人注意,也会像一位在日本住了20年的女传教士说的那样,看起来“非常可笑”。在烈日炎炎的户外,如果一个人没有打遮阳伞,这时遇到一个熟人向他打招呼,他会立刻摘下帽子——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非常可笑的是,另一个人在谈话时也收起了自己的遮阳伞,一起站在烈日之下,这是多愚蠢啊——是的,的确如此。要是他不是这种动机,“你在烈日下晒着,我同情你。如果我的阳伞很大,或者我们是亲密的朋友的话,我会很高兴让你到我的伞下。因为我不能遮挡太阳,所以我会收起伞,至少要分担你的痛苦”。像这样的,甚至更为不可思议的行为,不仅仅是姿态或者习惯,它们是善解人意的“体现”。
再举一个关于礼仪的非常可笑的例子。许多描写日本的肤浅作家往往简单地认为日本人总是莫名其妙。遇到这种习惯的每一个外国人都会承认,在这种场合作出合适的反应很尴尬,令人不知所措。在美国,赠送礼物时都会赞美那个礼物;而在日本,却要贬低、诋毁赠送的礼物。美国人的言外之意是:“这是一件精美的礼物。如果不精美的话我就不敢赠给你,因为如果给你一个不好的就意味着对你的侮辱。”与此相反,日本人的言外之意却是:“你是如此优秀,没有什么精美的礼物能配得上你。你不必接受我赠给你的任何礼品,除非权当我聊表心意。是的,你接受这件礼物并非因为它的本身价值,而是因为它的纪念意义。即使是最完美的礼物,如果说它配得上你,那对你就是一种侮辱。”对比这两种观念,我们发现它们的最终想法都是一样的相同,哪一个都不是“非常可笑”。美国人是就礼品本身而言,日本人说的则是送礼的精神。
由于我们的礼仪之风体现在一切细微的举止行为中,因此,从中抽出最细微的行为,将其作为典型,并据此对礼仪的原则进行批判,这本是不合理的。吃饭和遵守吃饭的礼仪,哪一个更重要呢?有一位中国的圣贤回答说:“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即使把方寸之木放在高楼之上,也没人说它比高楼还高。对于这样的问题,“讲真话与遵守礼仪,哪一个更重要呢”?日本人与美国人的回答可能正好相反。不过,在论述有关诚实与真诚之前,我先不对此做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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