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儿童的获知方式及养育习惯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

对善于思考的西方人来说，日本的婴儿并不是以西方人所想象的方式被抚养长大的。美国父母并不像在日本那样周到而严格的训练孩子的生活，但他们从一开始就让婴儿知道，他的小小愿望并不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一到规定的时间，我们就马上让他吃奶睡觉，在吃奶时间和睡觉时间之前，不管他是如何的吵闹，他都得等待。再大一点儿，他的妈妈会打他的手，要求他把手指拿出嘴巴或离开身体的其他部位。他的母亲常常不在身边，而且当母亲外出时婴儿必须留在家里。在他仍然恋奶而不喜欢其他食物前，他必须断奶，如果是奶瓶喂养，就让他放下奶瓶，让他吃一些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如果不照规定去做，就要受罚。美国人会很自然地想，美国尚且如此，那么对成人后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十分谨慎地恪守严格道德准则的日本婴儿来说，一定会受到更加严格的训练。

然而，日本人的作法却并非如此。日本的生活曲线与美国的生活曲线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大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即允许婴儿和老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随意。随着婴幼期的渐去，约束逐渐加强，直到结婚前后自由降到了最低点。这个最低点在壮年期维持许多年后，曲线又逐渐上升，在60岁后，男人和女人们又可以像小孩儿那样不必为耻辱而烦恼。在美国我们把这个曲线倒了过来，幼儿教养很严格，而随着孩子体力的增长逐渐放松了这种教养，当他找到足以自立的工作，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他就不再受别人的约束了。壮年期是我们自由和发挥主动性的最高峰。到了迟暮之年，精力衰退，需要接受照顾，就又开始受到约束。那种日本模式安排的生活，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在我们看来，那样的生活是反现实的。

然而，不论是美国的生活曲线，还是日本的生活曲线，其实质都是要各自国家里的个人在壮年期把精力投入到各自的文化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美国，我们依靠扩大壮年期的个人选择自由。日本人则依靠极大地对个人的约束，尽管这个时期事实上是人的体力与挣钱能力的顶峰，但他仍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佳的精神修养，它产生的是自由所达不到的效果。虽然日本人对处在生产能力最活跃时期的男人和女人倍加约束，但并不说明终生要受约束，幼年期和老年期是“自由的区域”。

对孩子如此娇纵的国民是非常希望有孩子的，日本人就是这样。他们想要孩子就同美国父母一样，因为拥有一个孩子是那么幸福。但日本父母想要孩子并不仅仅为了情感上的满足，还因为如果没有传宗接代，他们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在美国，那并不被重视。每个日本男子一定要有儿子，他需要儿子是为了自己死后有人在起居室的神位前每天祭祀亡灵，为了香火传延并且维系家族的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的程度就像儿子需要父亲一样。儿子总会慢慢成为父亲的替代者，但这不是为了抛下父亲，而是被认为让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仍担当“家”的管理角色，此后再由儿子来继承。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庭地位传承给他的儿子，他的管理人的角色就是毫无意义的。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承意识，成年的儿子即使比美国人更长时间依赖他的父亲，也不会有西方人那种耻辱和不体面的感觉。

妇女需要儿子也不仅仅为了情感上的满足，而且还因为妇女只有做了母亲才能获得地位。没有子女的妻子在家庭里的地位极不稳定，即便没有被抛弃，她也别指望会成为婆婆，拥有对自己儿子婚姻的发言权，能对儿媳行使权力。她的丈夫会领一个养子来延续家嗣，即便如此，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没有子女的妻子仍是个失败者。日本妇女被期望能够多多地生儿育女。20世纪30年代的前5年，平均出生率为31.7‰，甚至比高出生率的东欧国家还高。美国1940年的出生率是17.6‰。日本母亲也会很早地开始生育，19岁的女孩儿比任何其他年纪的妇女生的更多。

在日本，生孩子同性生活一样被看作是隐秘的行为，妇女在生孩子时不能叫喊，因为那样很张扬。婴儿一出生就有为他们准备的小卧铺和他们的新被褥。即使那些没有财力去买新被褥的家庭，也会洗净被子的表里重新装填棉絮，把它变新，因为新生儿没有自己的新卧铺是不吉利的。小卧铺的被褥没有大人的那般硬，而且很轻。据说婴儿睡在自己的小卧铺里很舒适。但还有更深的因素，认为这有心灵深处的神秘感应：新人必须有新的卧铺。婴儿的卧铺虽然紧挨着母亲的卧铺，不过只有婴儿长大到能够表示希望同母亲睡在一起时才让他和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婴儿大约在一周岁时才会伸出手臂表达自己的要求，那时婴儿就会和母亲在一个卧铺里母亲的怀抱中睡去。

婴儿在出生后的头3天是不给喂奶的，因为日本人要等到真的奶水流出。再以后，在任何时候婴儿都可以吃奶，不管是为了吸取营养还是为了舒适。母亲也从喂奶中享受到了乐趣。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妇女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会很容易地分享到母亲的快乐。乳房不仅源源不绝地提供营养，还会带来快乐和喜悦。在头一个月里，婴儿不是在小卧铺里睡觉，就是被妈妈抱在怀里。婴儿到了30天左右，就会被带到当地的神社去拜神，在此以后，才认为婴儿的魂魄已经牢牢固定在身体里，因而才可以安全、公开、随意地带到各种地方。足月后，他会被母亲背在背上，用一条双重带子系在腋下和屁股下，再挂住母亲肩膀绕在腰前打结。天冷时，母亲会穿上宽松地棉衣把婴儿的身体紧紧裹住。家里大一点儿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去背婴儿，他们玩儿时也背着婴儿，甚至在玩儿跑垒、跳格子时也背着婴儿。农家和贫困家庭尤其需要靠大孩子来照看小孩儿。由于“生活在群体中，日本婴儿很快就会显得懂事和有兴趣，似乎他也参与在大孩子的游戏之中并一样感到了乐趣”。^[1]日本人用带子把婴儿手脚分开绑在背上，这种方式同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流行的用布把婴儿裹起来系在肩上的做法有相通之处。它会产生被动性，用这种方式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拥有可以随时随地睡觉的能力。日本人就是这样。但日本人用带子背婴儿的习惯不会像包在包布和袋子里系在肩上的习惯那样产生彻底的被动性。婴儿“会像小猫一样贴在人的背上。因为是用带子安全地绑在背上的，所以不用担心会掉下来；但婴儿……会以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最舒适的姿势；而且很快就学会了巧妙地趴在背上，而不仅是肩上的一个包裹。”^[2]

母亲忙事情时，她会把婴儿放在卧铺上，上街时，不管去哪里都会把孩子背在背上。她会和他说话，会给他哼曲子。她会让他表示出礼貌的动作。她对别人的致意还礼时，也会往前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也向别人行礼，婴儿总会被考虑到。每天下午，她带上他去洗热水浴，抱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个月前的婴儿是要系上尿布的，很粗厚的布垫，日本人有时将其形成罗圈腿的原因归咎于尿布。婴儿到三四个月时，母亲就开始了他们的保育训练。她估摸着他们的需要，把他们抱在手中端到门外，她通常会吹起单调而低沉的口哨等着他，孩子听得懂这一刺激听觉的目的。大家认为，婴儿在日本和在中国一样很早就开始训练。如果尿床了，有些母亲会拧婴儿，但通常也就训斥一下，对这些不好训练的婴儿就更频繁地抱到户外。如果有些便秘，母亲就会给婴儿灌肠或者服泻药。母亲们说这样是为了让婴儿更舒服些；如果婴儿定时大小便的习惯养成了，就可以不再带非常不舒服的厚尿布了。的确，日本婴儿确实感觉尿布不舒服，这不仅因为它粗厚，而且还因为没有一湿就换的习惯，不过，婴儿还太小，不知道保育训练与摘下不舒服尿布的关系。他只觉得那是无法避开的必须坚持的规矩。此外，母亲抱婴儿时会尽量离自己的身体很远，因此抓得也很紧。婴儿从这种严格训练中获得的体验为他长大后适应日本文化中微妙得强制性做好了准备。^[3]

日本婴儿通常会说在会走之前，爬总是被禁止。传统认为，婴儿在周岁前不应站立或走动，过去，母亲常不许婴儿那样去尝试。近一二十年，政府在其大量发行的廉价刊物《母亲杂志》里指导道，应该鼓励婴儿学走路，现在已经普及了这种做法，母亲会在婴儿的腋下系上带子，或者用手扶着他学走路。但尽管这样，婴儿还是有在会走前学说话的倾向。当婴儿开始说词汇时，他们串起那些大人逗他们的话，并变得更有目的性了。大人不让婴儿从偶然的模仿中学说话；他们教婴儿单词、语法和敬语，大人和婴儿都喜欢参与这种游戏。

在日本家庭里，孩子能走路后会做很多淘气的事。他们用手指戳破窗纸或跳到地板中央的炉子里。日本人不满意这样，就夸大屋里的危险。踩门槛是“危险”的，应坚决禁止。日本人的屋子当然没有地下室，是靠柱梁架在地上的。因此，人们真的认为小孩踩了门槛会使整个房子变形。不仅如此，还要让小孩必须记住不能站或坐在两张铺席连接处。铺席的大小是固定的，房间因此被称作“三席室”或“十二席室”。孩子们常听人说古代武士常藏在地板下用剑把在铺席连接处的人刺死。只有又厚又软的铺席才能保障安全，而连接处的缝隙是危险的。母亲告诫孩子时常用“危险”、“不行”这类话来灌输这种思想。第三个告诫词是“脏”。日本房间的整洁是有名的，幼儿也被告诫要注意整洁。

日本孩子大多在新的婴儿出生前才断奶，但近年来政府出版发行的《母亲杂志》提倡婴儿断奶最好在8个月大时。中等阶级的母亲常照此做，但在日本这还远没有成为普遍习惯。那些逐渐采纳新习惯的人也确认，日本人的感觉里，保育是母亲最大的快乐。他们把缩短哺乳期看作母亲为了孩子的幸福而付出的牺牲。那些认可“长期吃奶的孩子身体虚弱”这种新观点的人指责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没有自制力。“她说没办法给孩子断奶，那只是自己下不了决心。她继续喂奶是因为自己想享受。”由于这种态度，8个月断奶不被普及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还有一个断奶晚的实际原因，日本人没有为断奶的婴儿备下特别食物的习惯。如果婴儿断奶很早就用米汤喂，但通常从母乳直接转到普通的成人食物。牛奶并不包括在日本人的饮食中，他们也不为婴儿准备特别的蔬菜。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有理由怀疑政府宣传的“长期吃奶的孩子身体虚弱”是否正确。

幼儿一般在能够听懂对他们说的话之后断奶的。在此之前，他们在吃饭时坐在母亲的腿上，面向餐桌，很少被喂食东西；断奶后他们吃的食物量就多多了。有些因为是降生新婴儿而被断奶的孩子在这个时期很难喂养，这是容易理解的。有时母亲在奶头上涂些胡椒。但所有的母亲都会哄孩子说，想吃奶，就说明他还是个小娃娃，她们会说：“看你表兄弟，他才是真正的大人了。跟你一般大，但不要吃奶了。”“瞧，那小男孩在笑话你，你是男孩，却还要吃奶。”那些两岁、三岁或四岁还要吃吃奶头的孩子，一听到大孩子走近，就会突然放开奶头，装出没兴趣的样子。

这样哄孩子，敦促孩子干点成人的事，并不只限于断奶。从孩子懂话起，任何场合这种方法都很常见。男孩哭时母亲会对他说，“你不是女孩子”，或说“你是男子汉”。或者说：“看那个小孩就不哭。”如果客人带小孩子来玩，母亲会在自己孩子面前，和来访的孩子很亲昵，并说：“我希望这个小宝宝能做妈妈的孩子，我就要这样聪明伶俐的孩子。你都长大了，可还是尽做傻事。”于是孩子就会跑到妈妈跟前，用拳头捶着妈妈，一边哭喊着说：“不，不要，我们不要别的小孩，我听妈妈的话。”如果一两岁的孩子吵闹或不听话，母亲就会对男的来客说：“请把这个孩子带走好不好？我们不要这样的孩子了。”客人也会很配合地扮演这个角色，他会装着要把孩子从家里带出去。这时，孩子会像疯了一样地尖叫着向母亲求救。当母亲认为训责已达到效果，她会态度很温和地把孩子拉回身边，让孩子发誓今后不再淘气。这种小把戏有时也会演给五六岁的孩子看。

哄还有别的形式。母亲会走到她丈夫身边对孩子说：“我喜欢你爸爸超过喜欢你。爸爸才是讨人喜欢的人。”孩子会把他的嫉妒完全表现出来，并插进父母中间。他母亲会说：“你爸爸不会满屋子乱喊，满屋子乱跑。”“不是，不是，”孩子抗议道，“我也不那样做，我是好孩子。现在你喜欢我了吧？”把戏演够了，父母会相视而笑。他们也会用这种方法像哄男孩似的哄女孩子。

这种经验是培养嘲笑和蔑视下的担心的丰厚土壤，这种担心在日本未成年人身上尤为突出。要说出幼儿何时被哄骗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早晚会明白。当知道自己在受嘲弄，他们意识里会害怕，随后会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东西。在他们长大成人后受到嘲弄时，他们会忆起童年时代的这种感受。

这种哄骗之所以在2～5岁的孩子的心灵深处引起那么大的恐慌，是因为家庭确实是安全的保证、允许孩子任性撒娇的避风港。父亲与母亲在体力与情感上都有明确的分工，所以在孩子面前很少有相互竞争的姿态。母亲与祖母承担家务与教育孩子，她们都毕恭毕敬地侍候孩子的父亲，尊崇孩子的父亲。家庭等级制度中尊卑长幼的座次是很明确的，孩子们知道，年长者有特权，男人对女人有特权，兄长对弟弟有特权。而孩子在幼儿期会受到家庭所有成员的宠爱，男孩尤其如此。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对女孩，母亲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会应允满足他的，即便是3岁大的男孩，甚至也可以对母亲大发脾气。他对父亲绝不会表示反抗，但有时他会对母亲发脾气，借此把被父母哄骗的一切感受和“被出卖”的愤懑发泄出来，当然，并不是所有男孩儿都有这样的暴脾气，但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流社会的家庭里，这种脾气被看作是3～6岁孩子的通病。幼儿捶打他的母亲，又哭又叫，极其蛮横，最后把母亲美丽而无比珍惜的头发弄乱。母亲是女人，而他们虽只有3岁却无疑是男子，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粗暴所为感到满足。

对父亲，孩子只能表示恭敬。在孩子看来，父亲是等级制度上最高贵的代表，用日本人常用的话来说，“作为教养”，孩子必须学会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日本父亲几乎比任何西方国家的父亲都少参与子女的教育。教育孩子的事完全由妇女掌管，父亲对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时，通常只用眼神或只是简单的训诫，而极少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孩子会立刻照作。在空闲时，他会给孩子做些玩具。到孩子学会走路很长时间后，他偶尔也会像孩子妈妈那样带孩子出去兜风，他也会对这个年龄的孩子偶尔提起美国父亲通常托付给妻子的保育职责。

孩子们对祖父母可以随意撒娇，尽管他们也是尊敬的对象。祖父母并不担当教育孩子的角色，但是当祖父母对父母管教孩子太松而不满时，他们会自己担当教育者的角色，但这会成为产生矛盾的原因。祖母常一天到晚守在孩子身旁，孩子的祖母与孩子的母亲争孩子在日本家庭是常有的事。从孩子的角度看，他获得了双方的关爱。若从母亲的角度看，她常利用儿子来控制儿媳。而对孩子的母亲来说，讨取婆婆的欢心是她一生最大的义务，不管祖父母怎样娇纵孩子，她也不能提出异议。祖母常在母亲说了不给糖果后又给孩子糖果，并若有所指地说：“奶奶的糖果没有毒。”在许多家庭里，祖母会给孩子一些母亲弄不来的东西，也会比母亲更有闲暇陪孩子玩。

哥哥和姐姐也被教育要宠爱弟妹。日本人完全明白：当下一个孩子出生后，上一个孩子就面临“失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会很容易联想到他不得不让出母乳和母亲的卧铺与新生婴儿有关。在新儿诞生之前，母亲会告诉孩子，他将有一个活生生的宝宝而不是“假”的。他可以跟爸爸而不是妈妈一起睡了，而这被描述成一种特权。孩子很感兴趣地为新生儿做各种准备。孩子们一般都会由衷地为新生儿的诞生而欢喜与兴奋，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而这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不需担忧。失宠的孩子想把新生儿抱到别的地方，他会对母亲说：“我们把这个宝宝送人吧。”不过母亲回答说，“他是我们家的宝宝呀。因此，大家都要爱护他。宝宝这么喜欢你，你可得帮妈妈照顾好宝宝呀。”这种小场面有时会重复多次，但母亲对此似乎也不介意。在多子女的家庭里，会很自然地出现调节的因素；中间隔开的兄弟姐妹会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老大是老三最爱戴的保护者和照看者，老二对老四也是如此。弟妹们也是与隔一个的兄长或姐姐亲近。在七八岁之前，性别的差异对这种组合没有多大影响。

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给孩子买玩具及其他附属品，而实际上穷人的玩具花不了多少钱。孩子们用布娃娃和其他玩具玩过家家、做新娘、过节等游戏，在游戏开始之前，他们往往先深入讨论怎样才是大人“正确”的做法，有时还把争论的焦点交给母亲评断。发生争吵后，母亲往往引用“地位高则责任重”的古训，劝大孩子要让着小孩子。常用俗语还有“何不以败求胜”，母亲的意思是：如果大孩子将玩具让给小孩子，小孩子一会儿就玩腻了，满足了就会转移目标；然后接受母亲规劝的孩子就会得到玩具，尽管曾放弃过。这是3岁孩子都会很快领会的事。或者，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会让大孩子当不受欢迎的角色，那样大家都会玩得很高兴，而他自己也会从中得到乐趣。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以败求胜”的道理即便在成人中也备受推崇。

除了训斥和哄骗的方法外，让孩子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在儿童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经常给孩子吃糖果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手法之一。随着孩子接近学龄，各种“治疗”方法被采用。如果孩子脾气暴，不听话，爱吵闹，母亲就会把他带到神社或寺庙去。母亲的态度是：“让我们去获得帮助吧。”这常常是一次愉快的远游，实施治疗的神官或僧侣与孩子很郑重地谈话，询问孩子的生日与烦恼。然后他退到屋内祈祷，一会儿回来后就宣布病治好了。有时会说孩子顽皮是因为有寄生虫或昆虫，他就给孩子驱除虫子，然后放他回家。日本人说“这在一段时间内很管用”。甚至日本小孩子所受到的最严重的惩罚也被看作是“药”，就是把一种叫干艾的粉沫以锥形堆在小孩皮肤上，然后烧掉它。这会留下终身的疤痕。这叫艾灸，是东亚一带自古就广为流行的疗法，日本也习惯用艾灸来医治各种病患。艾灸也能医治脾气暴躁和固执己见，六七岁的孩子可能会让母亲或祖母以这种方法去“治疗”。难治的小孩可能会治疗两次，但治孩子的顽皮很少需要三次艾灸。艾灸并不是“你这样干我就揍你”一样的惩治，但它比挨揍伤害的更深，孩子由此懂了他顽皮而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些对付顽皮孩子的方法外，还有许多培养孩子必要的身体技能的习俗习惯。他们十分强调老师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做各种动作，孩子则必须老老实实地服从，在孩子两岁之前，父亲就把孩子的腿摆成正坐的姿势，膝弯曲，脚背朝地。刚开始，孩子前仰后合地总是很难控制，特别是由于正坐的身体一动不动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不能乱动或改变姿态。据日本人说，掌握正坐的方法就是被动地放松身体。由父亲把孩子的脚摆放正确的做法突出了这种被动性。不仅是坐姿要学习，睡姿也必须学习。在日本，妇女非常注重睡姿，就如同美国妇女很严肃地看待自己的裸体不被人看到一样。日本人对被人看见裸浴不感到羞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政府为争取外国人承认日本而加大裸浴被人看见的羞辱感宣传为止。倒是对睡姿的注重十分强烈。女孩子必须学会双腿拢紧直身而睡，而男孩享有较大自由。这是早期分训男孩儿女孩儿的规则之一。在日本，如同其他几乎所有的规则一样，这些要求往往也是上层社会比下层社会严格。杉本夫人谈及她自己所经历的武士家庭教育时说：“从我记事时起，我夜晚总是安静而谨慎地把头放在我的木制小枕头上……武士的女儿被教育要在任何时候，即便是睡觉时也不可以对身心失去控制。男孩儿睡觉即便伸开四肢成“大”字形也无妨；但女孩儿睡觉必须呈谨慎、端庄的‘き’字形曲身而睡，这表现了‘自制的精神’。”^[4]日本妇女曾经跟我说过，她们的母亲或奶奶会帮她们在睡时把四肢摆放整齐。

在教传统的书法时，老师也会把着孩子的手写字。这是“为了给孩子以感觉”。小孩儿在能认字更不用说写字之前，就获得了对受控而有节奏的活动的体验。在当代要教许多学生的情况下，这种传授方法正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不过仍在运用。鞠躬、用筷子、射箭、背上绑个枕头来代替婴儿，这些都是通过手把手教孩子及让孩子摆正姿式的方法来传授的。

除了上层阶级的孩子外，孩子们在还没上学以前可以与左邻右舍的小孩一起自由玩耍。在农村，孩子们不满3岁就开始结交玩耍的伙伴。在町和都市里，他们甚至还可以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和汽车的车厢里自由嬉戏。在日本，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人。他们可以在商店里闲逛，听大人们谈话，或是玩跳房子和拍手球的游戏。他们还一起跑到村里的神庙里去玩耍，在神的护佑下安全地玩耍。女孩和男孩在一起玩，直到他们上学，或是上学后两三年。同性别的儿童之间可能会存在非常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这些同年纪人的集团是伴随终身的，比其他任何集团维持的时间都要持久，在农村更是这样。在须惠村，“随着性兴趣的逐渐减弱，成为人生中留下来的真正乐趣是‘同龄人’的集会。须惠村的人们说，‘同龄密友比老婆还要亲。’”^[5]

这些学龄前儿童的玩伴之间在玩耍时是无拘无束的。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在一起玩的很多游戏带有毫不知羞的猥亵性。由于大人们谈话时的随便，也由于日本的家庭是共同住在狭窄的房间里，孩子们懂得了一些性方面的知识。而且，母亲在逗孩子玩或者给孩子洗澡的时候也常常提起孩子的生殖器，当然是男孩的生殖器。因而，只要不在不好的地方和不好的伙伴一起玩，日本人就不会对小孩的性游戏加以谴责。手淫也不会被认为是危险的。玩伴之间可以随便地相互说坏话——长大后就会成为一种侮辱的坏话，或是自我炫耀——长大成人后会因为这种自夸引起耻辱感。日本人笑容可掬地温和地说：“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并补充说，“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是那样幸福。”这是小孩与成人之间的一条鸿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说一位成年人“不知羞耻”的话，那就等于说他是无耻之徒。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相互说对方家庭情况和财产状况的坏话，他们还特别喜欢夸耀自己的父亲。通常他们会说：“我爸爸比你爸爸有本事，”“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他们甚至会为了自己的爸爸大打出手。这些行为，在美国人看来都几乎是不值一提的事。而在日本，孩子们关注的与大人们经常谈论的形成鲜明对比。大人们每次都会谦称自己家是“敝宅”，尊称邻居的家为“贵宅”；提及自己的家族为“鄙家”，称邻居的家族为“贵府”。日本人都一致认为在儿童时期的几年内——从儿童玩伴形成起到小学三年级即9岁左右的这段时间——所有的小孩都非常关注自我。其表现的方式有时是“我当领主，你当侍从”，“不行，我不想当侍从，我要当领主”。有时小孩们又是用炫耀自己把别人贬低的一无是处的形式来表现。总之，小孩子们怎么想的就可以怎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知道自己想要的不一定会得到允许。到那时等到请他们说时，他也不会炫耀了。

孩子们对超自然物的态度是在家里学到的。神官和僧侣不会“教”孩子们这些。一般孩子们最早接触这种有组织的宗教的机会是赶庙会之时，他们和其他参拜者一起请神官往身上洒一些驱除不祥的水。有些孩子也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通常也在庙会上举行。小孩们最频繁也是最深刻的宗教仪式体验是以自家的佛坛和神龛为中心而举行的家庭祭祀活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要数安放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了，那里供着鲜花、树枝及香，每天还会供奉食品。由家中的年长者向先祖报告家里发生的一切事件，并每天在佛龛前鞠躬。晚上还要点上一盏小油灯。日本人常常说讨厌不在家里过夜，因为没有这些守护住宅的神灵，他们会感觉不踏实。神龛通常是一个简单的架子，供奉着伊势神宫神符，也摆放着一些其他的供品。厨房里还有覆盖着烟灰的灶神爷，窗户和墙壁上也要贴上许多神符。这些都是些保护神，保证全家的安全。同样，村里的护村神社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那儿有大慈大悲的众神镇守着。母亲们都喜欢叫孩子去神殿内玩耍。孩子们的体验中任何东西都不会使他怕神，或者让他按照众神公平公正的或是吹毛求疵的愿望行事，就要盛情款待神灵以报答他们的恩典。神行使其权力并不随心所欲。

孩子们入学两三年之后，学校才开始把少年纳入日本成年人严谨的生活模式中去。在这以前，孩子们得学着要控制身体。如果一个孩子难以管束，就会有人来“治疗”他的淘气，将他的注意力从中分散出来。人们会和蔼可亲地劝诫他，有时甚至还会哄逗他。但他仍然可以我行我素，有时甚至可以任性地对他的母亲动武，他的小小的自我感得到了增长。在他开始上小学的时候一切没有太多的变化，小学的头三年是男女同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教师都非常喜爱孩子们，并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然而，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学校里，人们都一再强调陷入“窘”境的危险更大。孩子们年龄尚小，还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但老师们必须教孩子们尽量避免不要做出让自己“难堪”的事情。比如，故事里的那个小男孩在本来没有狼时却喊“狼来了！狼来了！”以此来“愚弄别人”。“如果你这样做，那就不会有人再相信你了，这是一件多么让人难堪的事呀。”许多日本人都说，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们的不是老师或家长，而是他们的同学。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家长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要把嘲笑这种事实和必须遵循的对社会的“义理”而行动的道德训诫慢慢联系在一起。前文我们所引6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孩子6岁左右时，义务被讲解为一条义犬的爱戴和忠实，这些义务现如今逐渐变成了一系列的约束。家长会对孩子说，“假如你做出这种或那种事情的话，世人会耻笑你”。这些规矩大多都是因时因事而异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平常人们所说的礼节的事情。这些规则要求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邻居、家庭及国家的责任也有所增加。因而孩子必须学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必须承认到自己所承担的“人情债”。如果他还想偿还人情债的话，他就必须慢慢过渡到谨慎处世的受恩者的地位。

成长期的少年体会到了地位上的变化，是因为幼儿期的哄逗模式被以严肃的新形式加以扩大了。小孩八九岁时就会真的遭到家里人的排斥。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行动无礼，他的操行分数不及格，家人就会不理睬他。如果店主人指责说小孩搞了恶作剧，那家庭的名誉就会受到辱没，家里人会因此批评他。我认识两个日本人，他们在还不到10岁的时候就曾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们也不好意思去亲戚家。在教室里老师也惩罚过他们。两个人只好呆在仓库里，后来被母亲找到，最终让他们回了家。小学高年级孩子有时为了“谨慎”被关在家里“悔过”，他们还必须专心致志地做一种让日本人着迷的事——写日记。总之，家里人表现出他们把孩子当成其在社会上的代表，因为孩子招来指责他们就责备孩子没有履行他对社会的“义理”。孩子别指望会得到家庭的支持，也不可能指望得到同龄伙伴的支持。因为他的过错同学们都疏远他，他必须谢罪并且为今后做出保证才能被同学们重新接纳。

正恰似戈弗瑞·戈瑞尔曾论述过的，“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从社会学角度上说，前面这类事情被推行到了极为罕见的极端程度。通常，在大多数有大家庭或是其他社会小集团发挥作用的社会中，当某个集团的一个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或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会团结一致地将他保护起来。只要不失去自己集团的认可，他相信在需要帮助或遭到攻击的时候都能得到本集团的全面支持，任何集团以外的人他都能对付。然而在日本的情况好像恰恰与此相反；一个人只有在得到其他集团的赞同后，才能确信会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局外人反对或指责他，那本集团也会背弃并惩罚他，直到他能使其他集团改变对他的看法并收回对他的指责。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外部世界’的赞同和认可在日本有着其他任何社会无可比拟的重要性。”^[6]

直到这时，对女孩的培养与男孩的培养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细节上却有很大差别。女孩子从小在家里受到的约束要比兄弟更多，加在她头上有更大的责任——虽然男孩子有时也要看护婴儿，在礼物和关心方面她们得到的总是最小的那份。她们不能像男孩子那样发特有的脾气。但对于一个亚洲小女孩来说，她有极好的自由。她们穿着鲜艳的红衣服，和男孩子们一样在大街上玩耍，她还会和男孩子们打架，时常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她是个小孩子时也是“不知羞耻”的。从6岁到9岁左右，她开始渐渐懂得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几乎和兄弟们有着相同的经历体验。在孩子们9岁时学校就会按男女来分班。男孩子们很注重男孩子间新的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们也会告诫女孩子与男孩子交往是不合礼仪的。据说女孩到这个年龄后会变得沉默寡言，很难教育。日本妇女说这是“儿童游戏”的结束。遭到男孩子的排斥后女孩子的童年结束了。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里，女孩子们人生的道路除了“加倍‘自重’”外，别无其他选择。在她们订婚和出嫁以后，这个教导会一直持续下去。

只是，当男孩子们学习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理”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日本成年男子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日本人说，“男孩子从10岁开始要学习对名誉的‘情理’”。这句话的意思是让男孩子知道对侮辱表示愤慨是一种德行。他们还必须要学习各种规则：直接攻击对手时应在何种场合，在何种场合可以运用间接手段来洗刷自己的污名。我认为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男孩要学会在遭到别人的侮辱时必须攻击对方。既然在幼年时期男孩子就已经被允许对母亲无理大闹了，既然已通过斗争的方式解决了各种各样与同龄的伙伴之间的诽谤和争执，在他们10岁时就几乎没有再学习攻击的必要了。当十几岁的少年必须服从对名誉的“情理”的规约时，这种规约把他们的攻击限定在社会公认的模式，并向他们提供处置它的特定方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常常以把攻击转向自己来取代本来会施加给他人的暴力，即使是学童也不例外。

对那些在6年的小学学习后继续升学的男孩们约占总人数的15%，而在男性人口中的比例还要高一些，在面临中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和在每门科目中每一名学生的名次竞争时，他们也必须面对承担对名誉的“情理”的时候也就将临了。他们面对这种竞争并没有逐渐积累多少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里都是尽可能少地避免竞争，竞争几乎并不存在。当突然面对这些全新的考验时，竞争也就变得激烈而又令人提心吊胆。人们十分普遍地关注名次的竞争和怀疑这其中会有偏袒。不过，当日本人在回忆起这些时，大谈特谈的往往是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而不是当时激烈的竞争。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可以随意差遣，并使用各种方式去捉弄他们。他们叫低年级学生做一些愚蠢笨拙的表演。绝大多数遭到种种虐待的低年级学生都抱有巨大的愤恨，因为日本的少年看这些事情并不是当作开玩笑的事情。当一个低年级学生被迫躬拜在高年级学生面前或被迫做一些下贱差使时，他会非常憎恨虐待过他的人，并会图谋报复。但由于不能当场就施行报复，他们便会更加热衷于此。他们认为报复是对名誉的“情理”，这是维护自己的一种德行，有时在若干年后他会通过家庭的门路使曾经的施虐者从某一工作职位上被解雇。有时他会刻苦练习柔术或剑术，在大街上公开羞辱曾虐待过他的人，当然是在他们两人都离开学校后。但是除非他有一天将比分拉平，否则他总会觉得“心事未了”，而这种感觉正是日本人报仇雪恨的核心。

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男孩们，在参加军队后可能会获得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每4个男青年中就有1人会应征入伍，而军队里那些两年兵对头年兵的戏弄比在中学里或更高层次的学校里对低年级学生的戏弄更为严重。这与军队中的军官无关，除特殊的情况下士官也与此无关。日本规约的第一条就是，任何求助于军官的行为都会使自己很丢面子。士兵的争端只在士兵之间解决。军官认为这可以作为“锻炼”部队的一个方法，他们并不把自己卷进去。两年兵会把他们在头一年里所承受的怨恨转发到头年兵身上，为了显示自己饱经“锻炼”，他们想出种种办法变换花样地来侮辱头年兵。当士兵在受过军队教育后从部队出来时，常常被人说成是彻头彻尾地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改变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的训诫，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对天皇的“忠”的思想，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经受了被迫做出屈辱表演的体验。那些从小就在家庭生活中受过日本方式教养、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在那种环境之下极易变得兽性十足。他们不堪忍受别人的嘲弄，他们把这些事件解释为受到了摒弃，这样会把他们自己变成虐待狂。

当然，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里的这些风气是来自日本古老的对嘲弄和侮辱的习惯。并不是这些中学或更高层次的各类学校和军队造成了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很显然，对名誉的“情理”的传统规则使那些戏弄下级的习惯在日本比在美国能引起更为强烈的愤恨。那些每一个被戏弄的集团不久就会按顺序虐待下一批受害者，但这并不妨碍被戏弄的男孩一门心思地想要报复实际折磨自己的人，这也和古老的模式相一致。转泄愤恨在许多西方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习俗，但在日本却并非如此。举例说在波兰，新学徒和收获季节临时雇用的年轻雇工被残酷戏弄之后，他们并不是向虐待他们的人发泄愤恨，而是向下一批学徒和收获季节的年轻雇工发泄。诚然，日本的男孩们也会如此发泄愤恨，但他们更关心的事是怎样直接进行报复。只有与虐待他们的人了结欠账之后，被戏弄的人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战后的重建过程中，那些非常关心本国前途的领导者们应该特别重视各种青年学校和军队里的虐待现象和让男孩子们做愚蠢表演的习惯。为了消除自上而下各年级学生的对立，他们在着重强调学校精神乃至“传统的学校关系”方面会做得很好。在军队中他们应该尽量禁止戏弄头年兵。即使两年兵在与头年兵的关系如同各级军官坚持斯巴达式的纪律那样，这种行动在日本也不会成为侮辱，而戏弄头年兵便是一种侮辱。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中，如果让年龄小的青年像狗一样摇头摆尾，像蝉一样鸣叫或者在让他们在别人吃饭时学“倒立”，没有一个年龄较大的青年可以逃避惩罚，那么在日本的再教育问题上将会有更为有效的变化，这会比否定天皇的神性和从教科书中删除军国主义的内容更有意义。

女孩子们不用学习对名誉的“情理”的规则，因而她们就没有男青年所经历过的中学与军队教育的近代经验。与此类似的经验她们也没有。她们生活的世界比其兄弟们的世界要稳定得多。自打她们有记忆开始，她们所受到的培养就是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何事男孩子都必须优先，他们可以得到她们所得不到的关心和礼物。她们必须遵守的处世规则是承认自己没有公开坚持自己主张的特权。但在婴儿和幼年时代，她们与其兄弟们一起分享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当她们还是小姑娘时，她们会被特意用鲜红的衣服装扮起来，但在成年后她们将会放弃这种颜色，一直到她们到60岁进入第二个特权时期后再穿红色的衣服。在家里，她们在母亲与祖母的竞争中会和兄弟们一样受到双方的讨好。弟弟妹妹也会央求一个姐姐跟任何一个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与自己“最”要好。孩子们为表示要好会请求她与自己同睡，而她也经常会把祖母送给自己的礼物分送给只有两岁的孩子。日本人不喜欢一个人独自睡觉，在晚上小孩子们的被褥可铺在他们自己喜欢的长辈的被褥的旁边。把两人的睡铺放在一起往往就能证明在某一天“你同我最要好”。女孩们在年满9岁或10岁时被从男孩子的玩伴中排斥出来之后仍可得到某些补偿。她们喜欢请人帮自己梳成新的发型，在日本14至18岁姑娘的发型是最为讲究的。当她们长到一定年龄时，她们可以不再穿棉织衣服而可以穿丝织的衣服，家庭还可以通过各种努力让她们穿上可以增添其魅力的服饰。就是这样，女孩子们也就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

并不是靠父母们的强制执行，女孩们自己直接承担了服从于社会种种约束的责任。父母并不是靠体罚行使其特权，而是坚定地期望姑娘能够做到他们要求她所作的。值得引用一下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因为它绝妙地显示出那种非权力主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比较宽大地承认孩子特权的教育方式的特征。从6岁起，幼小的稻垣悦子^[7]就由一位博学的儒家学者教授来熟悉汉文经典。

“在整整两小时的上课过程中，先生除了他的手和嘴唇之外，简直纹丝不动地端坐在那里。我以同样端正静止的姿势坐在他面前的草席上。有一次我动了一下，是在上课期间。因为某种原因我坐不稳，轻轻晃动了一下身体，使弯曲的膝从正确的角度略微往外滑出去了一点。老师的脸上掠过一丝极为微弱的愕然；他轻轻地把书本合上，温和地但又有些严肃地说：‘小姐，今天你的心境显然不宜学习。你应该回到房间里去静思。’我的小心脏几乎因羞耻而停止跳动。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先恭顺地向孔子的画像鞠躬，然后再向先生鞠躬，满怀敬意地从那个房间退出，慢慢地走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请安，像以往课程结束时一样。父亲感到很奇怪，因为时间还没到，‘学习结束得这么早呀！’他无意的话如丧钟一样。直到今天，当我一想起那件事，仍然像伤疤那样刺痛着我的心”。^[8]

杉本夫人在另一个地方描写一个祖母时，概括了日本父母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态度：

“祖母安详地期待每个人都依照她的想法行事；既无责骂，也无争论，但祖母那像丝线一样柔软而坚韧的期待使这个小家庭走在她所认为的正道上。”(www.xing528.com)

这种“像丝线一样柔软而坚韧的期待”之所以会有如此好的效果，其原因之一是各种技艺和技能的训练都非常地及时周到。所教给孩子们的不应该仅仅是规则，还应该有习惯。无论是儿童时期正确使用筷子的方法还是正确进入房间的方式，还是稍晚一点的茶道或者按摩方法，每个动作都的的确确在成年人手把手的指导下反复地练习，直到它们成为下意识的动作为止。成年人并不认为孩子们会“独自学会”运用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描述了在她14岁订婚后为丈夫摆饭桌的事。她从未见过未来丈夫的面。他在美国，而她在越后^[9]，但在母亲与祖母的关注下，她反反复复地“亲手烧煮哥哥所说的松雄爱吃的菜肴。丈夫的食案就放在我的食案旁边，我总是在我自己之前先给他的食案安排上饭碗。我必须这样学习关注我未来丈夫的舒适。祖母和母亲总是好像有松雄在场时那样谈话，而我则要像是丈夫真的在房间里那样注意我的衣着和举止。这样，我便渐渐地尊重起丈夫来，并尊重我自己作为其妻子的地位。”^[10]

通过实例和模仿，男孩们也要接受周详的习惯性训练，不过不像女孩子的教养那样严格。一旦“学会”了习惯，任何借口都不会再被接受。但是，在成年以后，他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首创性在他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里。他的长辈不会教授他求爱的习惯。家庭是一个禁止—切公开表示爱情行为的圈子，9岁或10岁之后无亲缘关系的男孩与女孩之间被极为彻底地隔离开来。日本人的理想是，父母在他对性确实感兴趣之前就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人们期望男孩在与女孩的交往中感到“羞怯”。在乡下，围绕这一话题的大量嘲弄玩笑常常使男孩感到羞怯。尽管如此，男孩子们仍试图学着去求爱。在过去，有许多姑娘，有时是大多数姑娘会未婚先孕，而在比较偏僻的日本乡村甚至到现在还是如此。这种婚前的体验是“自由的圈子”，它不涉及人生严肃的事情。父母在安排婚姻时应对这些事充耳不闻。但在现在，正如须惠村的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所说的那样“，甚至当保姆的姑娘也已经受到足够的教育，知道自己必须保持处女的贞操。”那些上中学的男孩所受到的教育也严禁与异性的一切交往。日本的教育与舆论都努力防止异性之间的婚前亲近。在日本的电影中，在年轻妇女面前表现得毫无拘束的年轻男子会被视为“不良”青年；而在美国人看来“好”青年则是野蛮地对待可爱姑娘的人。在姑娘面前无拘无束意味着这些小伙子已经“玩过”或者已找过艺妓、妓女或咖啡馆女郎。学习求爱的“最好”场所是艺妓院，因为“艺妓会教你各种事情。男人可以自我放松，并可以只是看看。”他不必担心自己会显得笨拙，也没有人认为他会与艺妓发生性关系。只是并没有更多的日本小伙子能付得起上艺妓院的钱。他们可以进咖啡馆去观察男人和女人是怎样随便亲昵接触，但这种观察与他们先前在其他领域中受到的训练完全是两回事儿。他们很长时间里无法摆脱对自己不善交际的担忧，在没有可信赖的长辈手把手指导的情况下，性行为是他们的生活中必须学习的某种新行为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会在年轻夫妇结婚时为他们提供《枕草子》^[11]和详细地画着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通过看书可以学到，就像学习园艺的规则一样。父亲是不会传授制造日本园艺的方法的；这是在上了年纪后会自己能学会的一个业余爱好。”虽然大多数日本青年男子是通过书本以外的方式学习性行为的，但把性行为与园艺并列为人们可以从书本上学习的两种东西仍然十分有趣。总之，青年人并不是通过成年人的精心指导来学习。这种训练上的差异使青年人了解到日本这样一个信条，就是性是与人生的严肃事情无关的一个范畴，那些严肃的事情是由长辈们所统辖的，他们还会对青年男子的习惯不辞劳苦地加以训练。性是青年男子常常怀着害怕陷入困窘的担忧而逐渐掌握的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领域。性的领域和其他领域有着不同的规则。男子在结婚后可以公开去别处享受性的乐趣，这丝毫不会侵犯其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结构的稳定。

妻子则没有与此相同的特权，对丈夫严守忠贞是她的义务。即使她想与人私通，也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即使受到诱惑，也只有少数的日本妇女能把这种风流韵事应付过去，过着遮人耳目的隐私生活。如果妇女被认为容易激动或不稳重，就会被说成是患有“癔病”。“妇女最常遇到的困难并非涉及其社会生活，而是涉及其性生活。很多精神异常症和大多数让人容易激动的癔病显然是由性生活失调引起的。女人在性上只能满足于丈夫所能给予的满足。”^[12]须惠村的农民说，女人的疾病大多“开始于子宫”，然后进人大脑。当丈夫到别处寻花问柳时，妻子可能会借助于手淫这一公认的日本方式，下至乡村上到显赫之家，女人们都密藏着这种传统淫具。另外，在农村里，如果女人生过小孩以后就可以做出一些比较放肆的色情动作。在做母亲之前，她不大会开有关性的玩笑，但当她们做了母亲和上了年纪之后，在那些男女混合宴席上的谈话中经常充满此类玩笑。她还会和着下流小曲的节拍前后摆动臀部，以十分放荡的性感舞蹈为宴会助兴。“这种表演总会引起狂笑”。在须惠村也是如此，当军人服役期满退役时，村里人都会来到村口欢迎，这时穿着男装的女人会开起下流的玩笑，还要装着要强奸年轻姑娘。

因此可以说，日本妇女在性的问题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自由的，而且，她的社会地位越低，自由也就越大。她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必须遵守许多禁忌，但是没有要求她们否认知道生活本相的禁忌。女人们淫秽让男人感到满足。同样，女人们做与性无关的事，也让男人们感到满足。一旦她们成熟了，就会抛弃禁忌，如果出身卑微，她们就会像淫荡男人们一样淫荡。日本人看重的是自己的行动同年龄、场合相符，而不是类似西方“贞女”与“淫妇”那样的一贯性格。

男人也是一样，既有需要谨慎行事的领域，也有可以尽情放肆的时候。男人最享受的时刻是与男性朋友一起喝酒，特别是在艺妓的侍候下喝酒。日本人喜欢喝醉酒，没有规则要求男人控制醉态。他们在喝了几口“酒”后便会放松正襟危坐的姿势，他们喜欢相互依偎，显出十分亲密的样子。在喝醉之后除了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也许会吵闹以外，他们很少动武或寻衅滋事。正如日本人说的，除了像喝酒这种“自由的圈子”之外，男人们决不能做出太出格的事。假如“傻瓜”一词在日语中另当别论的话，倘若日本人说某人在生活的重要方面出了格，这便是他们在使用的最接近于骂人的话了。

所有西方人所描写的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都可以从日本人培养孩子的方法中得到解释。这种培养方法在他们的人生观中产生了二重性，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容忽视。日本人在幼儿期的特权与心境自在的体验中留存了他们“不知耻辱”之时较为欢乐的生活记忆，而在稍后的人生阶段中所经历的各种训练的记忆也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不必描绘未来的天堂；在过去他们曾经有过天堂。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头换面地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关于神灵慈悲和关于做日本人最称心合意的理论之中。这使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伦理架置于一种极端性解释的基础之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性”，人人死后都会成神，这使他们敢于决断和有了某种自信。正因以此为思想基础，他们才经常主动地去承担随意的某种工作，哪怕是远远超越其能力的艰难工作。正因以此为思想基础，他们才能以己之见与政府相抗争，并以自杀来作为证明。但有时这却可能会使他们陷于集团性的妄自尊大。

在长到六七岁以后，谨慎和“知耻辱”的责任便渐渐压在他们身上，并以最严厉的约束力来维持：如果他们有了过失，他们就会遭到自己家庭的摒弃。这种压力虽不如普鲁士纪律那样强大，但却是不可逃避的。在他们拥有特权的幼儿期，便已打下了如此发展的基础，那时已经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训练，为了养成良好的大小便习惯和正确的姿势；父母常常哄逗孩子，假装要扔掉他，这些都为今后的这种发展准备了条件。这些儿时的经历使孩子在听说“世人”会嘲笑他和摒弃他时便会接受加诸于他的巨大约束。他会压制自己在儿时生活中随意表现出的冲动，并非是因为这些冲动邪恶，而是因为它们现在已不合时宜。他现在已走进了严肃的生活。随着他越来越多地失去幼时的特权，他享受到了越来越多成年的喜悦，但幼儿时期的体验也决不会真正地消逝。他还可以大量地从这些体验中吸取养料，充实他的人生哲学。在他对“人情”的宽容之中，他重温了幼时的这些体验。在整个成年时期，在其生活的“自由的圈子”里他也重新感受到了这些体验。

孩子生活的早期与晚期被一种引人注目的连续性联结着。那就是获得伙伴认可的极端重要性。深深扎根在他头脑里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德行的绝对性标准。在孩提时代的早期，当他长大到能向妈妈提出请求时，妈妈就会让他睡到他自己的床铺里去，他会计算自己和兄弟姐妹所获得的糖果，以此来衡量他在妈妈心目中占据的位置。如果他会迅速注意到遭受的冷落，他甚至会问姐姐：“你是最喜欢我吗？”在儿童时代的后期，人们会要求他抛弃越来越多的个人满足，而他将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纳世人们许诺的报偿。“世人”嘲笑他则是一种惩罚。一般来说，这种约束力在大多数文化中大都被用于对儿童的培养，而在日本这种现象则被看得尤为重要。被“世人”遗弃的恶劣后果已通过父母吓唬说要丢掉孩子的哄逗戏剧性地印在孩子的脑海里去了。在他的一生中，惧怕被伙伴抛弃更甚于惧怕暴力。他极敏感于嘲笑与抛弃的威胁，甚至这种威胁仅仅只是心中的想象时也是如此。因为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私生活的秘密可言，“世人”几乎知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世人”不赞同他的行为，就可以抛弃他，而这决不是一种臆想。甚至日本房屋的结构——在白天被推开的不太隔音的薄墙壁——也使得那些造不起围墙和庭园的人的私生活被他人一览无余。

日本人所用的某些象征物有助于分清他们性格中基于儿童教育的非连续性的两个侧面。在幼儿时期形成的侧面是“不知耻辱的自我”，他们为了了解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着“不知耻辱的自我”而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他们说，镜子能“映照出永恒的纯洁”。它不助长虚荣心，也不反映出“受干扰的自我”，它可以映照出心灵的深处。一个人应在这里看到“不知耻辱的自我”。人在镜子中看到的是作为心灵之“门”的眼睛，这有助于他作为“不知耻辱的自我”而生活下去。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理想化的真实形象。常听说有些人为了这一目的而把镜子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甚至听说有一个人在家中神龛里特意放上一面镜子以凝视自己的面貌，反省自己的灵魂；他“祀奉自己”，“膜拜自己”。这虽是少见的，但这把一般做法向前推进了一小步，因为所有人家的神龛上都有作为圣物的镜子。在战争期间，日本广播电台曾播放过一首颂歌，专门赞扬一班女学生自己凑钱买了一面镜子挂在教室里。这里人们一点都没把镜子看成虚荣的表现，而描写了姑娘们是为了保持其心灵深处的平静。照镜子是为了证明她们精神的高尚。

在“观察的自我”被根植入孩子心灵之前，日本人对镜子就已经有了特殊的感情。他们在镜子里看不到“观察的自我”。镜子里映照出的是天然的“善”的自我，没有“耻辱”这位导师的存在，就像他们在儿时那样。他们赋予镜子的同一象征意义还形成了一种观念的基础，即为达到“练达”而进行自我修养的基础，他们坚定地进行着自我修养，以消除“观察的自我”，恢复到幼年那种思想与行动的一致的状态。

尽管特权性的幼儿期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种种影响，但在耻辱感成为道德基础的后续阶段中的各种约束对人们并不仅仅是剥夺。如前所述，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观念之一，日本人经常会对之进行攻击；他们摒弃那种认为是在自我牺牲的观念。甚至在极端的事例中，日本人也会说是为了尽“忠”、尽“孝”或为“情理”而“自愿”赴死，在他们看来这不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你可通过自愿的死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否则就会“死得像狗一样”，而这对于他们意味着死得不值得，并不是像在英语中那样意味着死得悲惨。在英语中，那些并不怎么极端的一系列行为也被称为自我牺牲，而在日语中则属于自尊的范畴。自尊（“自重”）始终意味着自制，而自制恰恰和自尊具有同样的价值。干大事只有通过自制才能办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的的必要条件，而在具有不同生活体验的日本人看来这是不恰当的。他们接纳通过自制可使自我更有价值这样一种观念，并将此作为其道德戒律的主要信条之。否则，他们怎么能控制这个危险的自我，这个充满着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并会扰乱正常生活的种种冲动的自我呢？正如一个日本人所描述的那样：

“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涂上的漆层越厚，制成的漆器便越有价值。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这样……有句说俄国人的话是‘抓住俄国人，出现的却是鞑靼人’。人们也可以这样来说日本人，‘抓住日本人，刮去漆，出现的却是海盗’。然而，不要忘记，在日本，漆是一种高价产品，是手工艺的辅助材料。在漆中没一点儿的虚假；它不是为了掩盖缺点而涂的。它至少与它们所装饰的器物有同等的价值。”^[13]

日本儿童教育的非连贯性造成了日本男性行为中有十分明显的矛盾，这让西方人看来非常的诧异。即使在他们经历了全部“涂漆”过程之后，他们的意识中仍深深地留下了幼时的印象，在那时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他们生活得就像小神仙一样，在那时他们甚至可以尽情地发泄自己，他们的任何愿望都能得到满足。但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二重性，他们在成年后可以从毫无节制的浪漫恋爱突然转到对家族意见的绝对服从。不管他们在履行极端的义务方面走得多么远，他们都能够尽情地享乐与贪图安逸。虽然他们实际上勇敢得近乎鲁莽，但谨慎处世的教养使他们在行动中常常表现得像一个胆小的民族。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非凡的恭顺态度，但决不会轻易地服从。他们尽管彬彬有礼，却仍能保持着自己的骄傲。他们可以接受军队所要求的绝对服从的纪律，但又桀骜不驯。他们可以是忠实的保守主义者，但又会受到新方式的诱惑，他们在接受中国风俗和西方学问时一再表明了这一点。

日本人性格的二重性造成了种种紧张，对此，不同的日本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同一个实质性问题，即如何把宽容的幼年期经历同稍后阶段出现的各种约束协调起来，许多人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感到困难。有些人自我束缚地把生活安排得像道学家一样，他们惧怕那些生活中的自发性冲突。因为自发性并非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东西，所以这种惧怕就更大了。他们孤独而乖戾，并因墨守成规而感到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人。有些人则陷于人格分裂，他们以和蔼的表面行为掩盖了自己的反抗心理，把它们隐藏在自己的心中。他们常常埋头于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琐事，以防止自己的真实感情被意识到。他们机械地履行对于自己来说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呆板的日常事务。还有一些人由于念念不忘他的幼年时光，当他成年以后，在必须履行的一切义务面前感到毁灭般的不安，在本不应该依赖别人的年龄，他仍然在试图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人。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在冒犯权威，因此任何斗争都会使他们陷于巨大的焦虑之中。不能依据常规处理那些料想不到的情况会使他们感到惶恐。^[14]

日本人在极度担心被人抛弃和被人指责的情况下容易陷入以上的这些特有危险。他们在没受到过分压力的情况下，既会显示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显示出在儿时就根植起来的不得罪别人的谨慎之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在幼年时代养成了坚持自我的习惯，也没有沉重的罪恶感。种种束缚在后来被不断地添加，名义上是为了与其伙伴们保持一致，各种义务是相互来往的。在某些事情上，不管日本人的愿望如何被别人严重地干预，他们仍可依从内心冲动在明确规定的“自由的圈子”里随意地生活。日本人向来以善于从无害的事情中享乐而著称，他们观赏樱花、赏月、赏菊，欣赏初雪；他们为了听到昆虫的“歌声”而把它们关在笼子里；他们吟颂歌曲、唱和俳句，摆弄庭园里的花草，插花，品茶。这些不该是日本这样一个内心惶惑而又富于进攻性的民族所消遣的。他们在消遣时也不是忧心忡忡的。在那些日本人还没有执行那个灾难性使命之前的幸福日子里，农村里的人们可以像任何一个现代的民族一样欢快地消磨他们的闲暇时光。当然，他们在工作时也可以同样的勤奋。

但日本人总是严于律己的。为避免遭人摒弃和受人诽谤，他们宁可放弃那些已经品尝过的个人享受。即使在人生的重大事件中，他们也必须抑制住这些冲动。少数人违反了这一模式甚至会有失去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选择道路并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是在“意料中的人”和“意料外的人”之间，他们为合乎世人的“意料”而抛开个人的需求。这些才是“知廉耻”和极其谨慎的优秀之人。他们是为家庭、为家乡、为国家增光添彩的人。日本人由此背负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满怀雄心要使日本成为东方的领袖和世界上的一大强国。但对个人而言这些压力的确是一种重负。人们必须高度警戒，唯恐失败，唯恐自己在以极力克制为代价的行动中被人看扁。有时他们也会爆发出最强烈的攻击性。他们的攻击性态度之所以被激发，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因为自己的原则或自由受到了挑战，而是他们感觉到了侮辱或诽谤。在那时，那个危险的自我会迸发出来，如果可能的话针对的就是诽谤者，否则他们就会针对自身。

日本人为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放弃了在美国人看来如同呼吸的空气一样的赖以依靠的单纯的自由。但我们必须牢记，日本人在战败以来一直期望着德谟克拉西（民主），对他们来说，能非常单纯天真地按照一个人所乐意的去行事，这将会是多么令人陶醉啊！在描写她从东京的教会学校里得到的一块“按你意愿培育”的园地时，没有人比杉本夫人表达得更好，在那里她曾经学习过英语。老师让每个女孩子拥有了一块荒地和一些她要来的种子。

“这个‘按你意愿培育’的园地使我体验到了个人权利的全新感受……这样的快乐能存于人心的事实让我感到很惊讶。……不违常规、不污家名、不令父母、老师或乡亲感到震惊、无害于世界万物，我可以自由行动了。”^[15]

其他的女孩子都种花，但她却在合计着种土豆。

“没有人会知道这种荒谬行动给与我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感觉……是自由之神来敲我的门了呵。”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我的家里，园子中有一块看上去像是荒野的地方……但总有人会忙着修剪松枝或齐整树篱，每天早晨，老仆人都要扫净踏脚石，并把从森林里拾来的松叶小心地撒在清扫过的松树底下。”

这种假造的荒芜之地呈现给了她，因为她已经在这种假造的意愿自由中接受过训练了，这种假造充满了整个日本。在日本庭园中，每一块半掩在土中的巨石都是在经过仔细选定后从别处运来，直立在用小石块铺成的台基之上。巨石的位置确定也仔细考虑了它与流水、建筑物、灌木丛和树木的协调关系。同样，菊花也都栽在盆中，准备参加日本各地一年一度的花展。栽培者精心地修整它们，每一片漂亮的花瓣都被摆弄过，为了保持形状，鲜花中还常常支撑着一些不易看见的小铁丝架。

杉本夫人在得到机会去拆除这其中的铁丝架时，她的兴奋心情是幸运而纯真的。那些原本被栽在小盆中并被精心摆弄过的一瓣瓣菊花，在回归自然的状态中发现了真正的乐趣。那些“出人意料”的行为和怀疑“耻”（耻辱）的约束力的自由，可能会打破今天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制度之下，他们将必须学习新的约束力，这种变化的代价是昂贵的。制定新的假想和架构新的道德体系并非易事。西方世界不能指望日本国民会迅速接受一种新假想和新道德并把它们变成真正自己的东西，但也不能认为日本人最终不会制定出比较自由和宽容的伦理体系。那些日本道德规约的知识和实践几乎已经被生活在美国的“二世”民（第二代日本侨民）彻底遗忘了，任何祖上的东西都不能使他们还会去墨守父辈们的风俗。同样，在新的时代，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也能够树立起跟过去那种要求个人自制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了。当菊花摆脱了铁丝架，即使不经过彻底的修整也能够美丽鲜艳。

在这向精神自由过渡的时期，日本人还有些古老的传统道德可以帮助他们保持平稳的生活，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其中之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自己身上的锈”（将人的身体比做刀）自己负责。正如佩刀者的责任应该使他的刀始终闪闪发光一样，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每个人必须勇于承担由于自己的弱点、缺乏韧性和无能所造成的一切结果。自我负责在日本比在自由的美国有更严格的解释。在这一意义上讲，刀已不再是攻击的象征，而是自我负责的理想者的比喻。在尊崇个人自由的社会体制下，这种德起到了最好的平衡作用，它通过日本的儿童教育方式和行为哲学使其成为了日本精神中的一部分。如今，从西方的意义上来讲，日本人要“把刀扔掉”。从日本的意义上来讲，他们仍然有毅力来关注心中的刀以免它时常会产生锈斑。在他们的德行说辞中，刀是他们在一个自由而更为和平的世界里得以保持的一个象征。

【注释】

[1]培根·艾丽丝·玛贝尔《日本的妇女和姑娘》，第6页。——原注

[2]培根·艾丽丝·玛贝尔《日本的妇女和姑娘》，第10页。——原注

[3]戈弗瑞·戈瑞尔在《日本文化论集》中也强调日本对小孩大小便训练的作用。《纽约科学院学报》，第5卷，第106～124页，1943年。——原注

[4]杉本：稻垣悦子《武士的女儿》，道布尔得·佩奇公司，1926年，第15、24页。——原注

[5]约翰·F·恩布里《须惠村》，第190页。——原注

[6]戈弗瑞·戈瑞尔《日本人的性恪结构》，油印件，国际研究学院，1943年，第27页。——原注

[7]稻垣系指杉本夫人的旧姓。——日译本注

[8]杉本：稻垣悦子《武士的女儿》，道布尔得·佩奇公司，1926年，第20页。——原注

[9]越后：日本废藩置县前的旧地名，位于今新潟县。——译注

[10]《武士的女儿》，第92页。——原注

[11]原文为“bride books”，即“新婚之书”，日译作《枕草子》，又作《沈草子》，日本风俗画浮世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春宫图，其中描绘男女交媾场面的又称“秘戏图”，装订成册的称为“枕草子”，作为处女出嫁的性教育必备品。——译注

[12]恩布里《须惠村》，第175页。——原注

[13]Nohara·Komakichi《日本的真面目》，伦敦，1936年，第50页。——原注

[14]这些精神症状以道罗西亚·雷顿博士对“战时隔离收容所”中的日本人所作的罗斯查赫测试为基础，由弗朗西斯·霍尔特分析。——原注

[15]《武士的女儿》，第135～136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