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情圈：古典佛教教义下的道德准则与个人欲望

第九章　人情圈

像日本这样如此极度要求义务的回报和如此严厉克己的道德准则，本来就是一贯将个人欲望污蔑为一种罪恶应从心中根除。这是古典佛教的教义，所以令人感到双倍惊异的是日本的准则对五官享乐却如此宽容。尽管事实上日本是世界上很大的佛教国家之一，其伦理在这一点上与佛教经典书籍中的教导是极端对立的。日本人并不谴责自我满足。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上的享乐是好事和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并珍视享乐。然而，享乐必须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不能扰乱人生的重要事务。

这样一种准则使生活处于一种特别的高度紧张之中，印度人远比美国人容易理解日本人接受感官享乐的后果。美国人不相信享乐必须要学习；一个人可能拒绝沉迷于感官享乐，但他是在抵抗一种大家都知道的诱惑。然而享乐和义务几乎一样也是要学习的。许多文化里享乐本身并不被教授，所以对人们来说它就特别容易变成将自己献身于自我牺牲的责任。甚至连男女间的身体吸引有时也要受到限制，以使其很难威胁家庭生活方针的运行，在这些国家中家庭生活方针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考虑基础之上的。日本人使生活变得艰难，因为他们培养肉体上的享乐，又制定准则不让这些享乐作为生活的重要方式让人沉迷的特别事物。他们把肉欲享乐当作纯艺术来培养，在充分品尝滋味以后，他们就要为义务而将其牺牲。

在日本最喜欢的身体小享受之一是洗热水澡。因为就连最穷的种粮农民和最卑贱的仆人，也会同富裕贵族一样，每天傍晚到很烫的热水中去泡泡已成为惯例之一部分。最常用的浴盆是一个木制的桶，下面用炭火把水加热到华氏110度或更高，人们在进入浴盆以前先将自己全身冲洗干净，然后尽情享受浸泡的温暖和舒适。他们以胎儿的姿势在桶中屈膝而坐，水漫过了他们的下巴。日本人重视每天的洗浴是为了保持清洁，这和美国人所做的一样，但他们添加了对纯艺术的消极的放纵情调，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沐浴习惯中很难复制。他们说，一个人年龄越大，他身上的情调就越浓。

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降低洗澡的费用和麻烦，但澡他们必须要洗。在城镇有像游泳池一样的大公共浴池，在那儿人们可以去泡澡并与水中不期而遇的邻伴们闲谈。在农村几个妇女轮流在院子里准备洗澡水——日本人不必为洗澡时被当众看见而有所心虚——他们的家人们会轮流用之。所有家庭，即使是上等人家，也要有严格的次序进入家里的澡盆：客人，祖父、父亲、长子等等一直到家里最下等的佣人。他们出来时像熟虾一样红透，全家聚在一起，在晚饭前共享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刻。

正因为热水澡是如此受喜爱的一个享受，“自我锤炼”传统上包括非常极端的洗冷水浴的习惯做法。这种习惯通常被称为“冬炼”或者“冷忍”^[1]等至今仍在实行，但已不再用旧的传统形式。旧形式要求在黎明出去坐在冰凉的山溪瀑布之下。甚至冬夜里在他们的没有暖气的日本房子里往自己身上浇冰冷的水，这也是非同小可的苦行，19世纪90年代还有这种习惯时，帕西瓦尔·洛厄尔对此进行过描述。为了追求治疗或预言的特殊能力的人们——但他们不会成为牧师，在他们上床以前会练习“冷忍”，凌晨两点在“众神沐浴”之时他们会再起来做一次。他们在早晨起床时、在中午及黄昏时分都要重复一次^[2]。黎明前的苦行特别流行于只是热衷于学练一门乐器或准备从事其他不朽事业的人们中。为了锤炼自己，一个人可以把身体裸露于任何严寒之中，对于那些练习书法的孩子们来说，直到手指麻木冻僵才结束练习，这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品德。现代的小学里也没有取暖设备，这成就了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它锤炼孩子们以后能够面对人生的困难。西方人对日本持续的寒冷和流鼻涕的鼻子有更深的印象，因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肯定不会为预防感冒做什么事。

睡觉是又一个受人喜爱而沉迷的享乐。它是日本人最娴熟的艺技之一。在任何场合下，甚至我们认为绝对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都能完全放松，舒服地睡觉，这让很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感到惊奇。美国人把失眠几乎当成精神紧张的同义词，而且按我们的标准，在日本人的性恪中是有着高度的紧张感。但他们能像小孩子一样睡得很好。他们上床也很早，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东方民族会是如此。村民们在日落不久就入睡了，他们并不遵从我们的为次日积蓄精力的准则，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算法。一位对他们有着很好了解的西方学者写道：“当一个人去了日本，他就必须不再相信用今晚的睡眠和休息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是一个人的本分。你应该认为睡眠与解除疲劳、休息、保养等问题是分开来的。”它就如同一项工作方案一样，应该是“自行其事的，与任何已知的生存或死亡的事情无关”。^[3]美国人习惯于认为睡眠是一种维持一个人的体力的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在早晨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昨晚睡了几个小时。我们睡眠的长度会告诉我们这一天里我们能有多少精力和怎样的效率。日本人睡觉是为了其他原因。他们喜欢睡觉，一旦平安无事他们就乐意去睡觉。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牺牲睡眠上也是无情的。一个准备考试的学生会成日成夜地用功，从不为睡眠会让他更好地应付考试而动。在军队训练中，睡眠只不过是为训练纪律牺牲的某种东西。哈罗德·杜德1934年至1935年间曾在日本军队里工作过，他说到了和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该部队“连续三天两夜没合眼的行军，在那种情况下只会在10分钟的停驻和短暂的间歇里打个盹儿。有时士兵们边走边睡。有一个少尉在酣睡时径直走到了路边的一堆圆木上，引起了人们的大笑。”在最终到达营地时，还是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去睡觉，他们全被派去执行站岗或巡逻的任务。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睡觉呢？”他回答说：“噢，不用！这没必要。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去睡了。他们需要训练怎样保持清醒。”^[4]这几句话概括了日本人的观点。

如同热浴、睡觉一样，吃东西既是一种轻松自由的休闲娱乐，又是一项强化难度的训练。作为一种闲暇时的仪礼，日本人沉浸在无穷尽的一道道餐食中，人们一次只取一茶匙量的食物，并对其色香味加以赞扬。但在别的时候强调的是训练。就像埃克斯坦引用的一位日本村民的话所说的，“快吃快拉，它们一起形成日本人最高的德行之一”。^[5]“吃饭不被看作是有任何意义的行为，……吃饭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因此，它应该是尽可能简短的一个事务。小孩，尤其是男孩，不像在欧洲劝他尽量吃得慢些，而是怂恿他吃得尽量快一些。”^[6]在佛教信仰的寺院里，僧侣们是受戒律约束的，他们在饭前的感恩祈祷中请求让他们能记住食物只是一种药；意思是那些修炼自己的人应该把食物作为一种享乐看轻些，而把它仅仅看作一个必需品。

按照日本人的观念，被迫戒食是一个特别好的考验人够不够坚毅的方法。像前述的热水浴和睡眠一样，没有食物也是证明一个人能够忍住痛苦的机会，就像武士“口含牙签”。如果一个人遇到没有食物这种考验，他的力量会由于其精神上的胜利而增加，而不会因为卡路里、维生素的缺乏而下降。日本人并不承认美国人对身体的营养与体力一一对应的假设。因此，战争期间东京的电台会对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们说做体操可以使饥饿的人强壮起来并重新使其精力充沛。

浪漫的恋爱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它完全是日本本土的，不管这与他们的婚姻形式和家庭的义务是如何抵触。他们的小说中充满着这类题材，就像在法国文学中一样，主要人物都是已婚者。双双殉情是阅读和谈话中的一个令人喜爱的主题。10世纪的《源氏物语》就是一部关于浪漫爱情的杰出小说，与已写出来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伟大的小说一样杰出，封建时期的大名及武士们的恋爱故事也有着这样一种浪漫的品质，这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与中国文学差别是巨大的。中国人通过对浪漫爱情和性享受的抑制为自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因而他们的家庭生活非常平稳安定。

当然，在这点上，美国人理解日本人比理解中国人更好，但这种理解仍然是很肤浅的。在性享乐方面我们是有很多禁忌的，而日本则没有，在这个领域他们没有道德说教而我们却有。“性”，和所有其他的“人情”一样，他们认为它完全是个好东西，处于生活中的次要位置。“人情”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做道德说教。英美人把他们珍藏的某些画册看作是色情的，用一种苍白可怕的眼光来看待“吉原”——艺妓与妓女的区域，日本人对此事实仍有意见。日本人，即使在与西方人接触的早些年间，就对国外的这种评论非常敏感，通过法律使他们的这种做法更加接近地符合西方人的标准。但是，任何法律规则都不可能消除这种文化上的差异。

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完全清楚，一些在英美人看来不道德和猥亵的事在日本人看来却并非如此，但他们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我们的习惯性态度和他们的信条之间有鸿沟，他们的信条是“人情”不能侵扰生活的大事。然而，这正是我们理解日本人对待恋爱和性享乐态度上有困难的主要原因，他们把属于妻子的领域和性爱享乐的领域隔离开来。这两个领域是同样公开和光明正大的。这两方面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是互相不分开的，事实上一个是男人公开承认的，而另一个是偷偷摸摸搞的。它们被分开是因为一个是男人的主要义务的领域，另一个是次要的消遣的领域。这种为每个区域划分“适当位置”的方法使得作为家庭中的一个理想的父亲与作为市井中的寻花问柳者这两点分离开来。日本人不像我们在美国所做的那样，没有树立把恋爱与结婚描绘为一个同样的事物的理想。我们赞成恋爱只是与作为选择配偶的基础相称，“相爱了”是我们支持结婚的最好理由。婚后一个丈夫受到其他女人的肉体上的吸引是对他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理应属于妻子的东西放在了别处。日本人的判断是不同的。在配偶的选择上年轻人都是尊从其父母的选择盲目地结了婚。在与妻子的关系上他必须遵守高贵的礼节。即使在融洽的家庭生活中，孩子们也很少看到二人间的一个显示性爱的姿势。正如一个当代的日本人在日本一家杂志上所说的那样：“在这个国家，结婚的真正目的被看作是生儿育女，并由此确保家庭生活的连续性。与此相比任何其他的目的都必定是对其真正含义的简单曲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男人通过把自己限制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才保有美德。如果他能支付得起他就会养个情妇。与中国很大的不同是，他不能把让他迷恋的这个女人作为家里增加的一员。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混淆了本应保持分开的两个领域。这个女孩子可能是个艺妓，在音乐、舞蹈、按摩以及接待技艺方面受过严格训练，或者可能是一个妓女。不管怎样，他要与那女子受雇的地方签约，这个契约保护了女子免遭遗弃并确保得到经济上的报酬。他会为她建造一个自己的居所。只有在极特别的情况下当那女子有了一个小孩时，男人想使这个小孩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抚养，他才把女子带回家来，此时这个女子被指定为一个佣人，而不是妾。那个孩子称男人的法定妻子为“母亲”，而真正的母子关系却不被承认。中国那样明确的传统模式——完全东方化的一夫多妻制绝对是非日本的。日本人对家庭义务和“人情”即使在空间位置上也是分开的。

只有上流阶级才养得起情妇，但大多数男人只是有时候去找过艺妓或妓女。这种嫖妓丝毫不必是偷偷摸摸的。男人的妻子可能会为他打扮一番为其逍遥之夜做准备，他要去的妓院也可能会给其妻子送帐单，妻子也会把照单付款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她可能会对此感到不快，但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找艺妓的花费要比找妓女高得多，但只是为这个男人在这样一个夜晚的特别权利，而不包括使她成为性伴侣的权利。他所得到的是享受为她们的角色经过精心训练的、衣着漂亮、举止优雅的女孩子们的招待。要想接近一个特别的艺妓，这个男的就必须成为她的保护人，签订她将成为他的情人的契约，或者男人会以自己的魅力征服艺妓，以使她自愿把自己献给他。但是，与艺妓一起共度良宵并不是与性无关的事情。艺妓的舞蹈、妙答、歌曲、仪态都是传统的挑逗性的，精心算计着表达上层阶级的妇人们所不能表达的一切。它们是“人情圈”的事情，能从“忠孝圈”得到解脱。没有理由不将自己沉迷于此，但是这两个圈子是各有所属的。

妓女们住在颁有执照的妓院，在与艺妓共度一晚后只要一个男人想去就可以去找妓女。由于妓院费用少，没钱的男人更愿意先于艺妓而选择这种享乐的形式。妓院的女孩子们的照片都陈列在外面，男人们通常相当公开地花很长时间来琢磨这些照片做出他们的选择。这些女孩地位低下，不像艺妓们被捧在高处。她们大部分都是穷人家的女儿，在用钱的重压之下被卖到妓院，她们没有受过艺妓那样的招待技艺的训练。在早些时候，直到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人对这种习惯的指责并终止此种做法之前，这些女孩们往往是本人坐在大庭广众之下，面无表情地由客人们挑选她们的肉体器物。她们的照片是一个替代品。

其中一位女孩被一个男人选上后，这个男人就成了她唯一的保护人并在与妓院签订契约后使她成为一个情人。这样的女孩受到协议条款的保护。然而，一个男人可以在不签约的情况下将女招待员或女店员变为自己的情妇，这些“自愿的情人”是最没有防备的。她们正是那些最可能和她们的伴侣相恋的女孩，她们处于一切公认的义务范围之外。当日本人读到我们的故事和诗歌中写有年轻的哀怨妇女被其恋人抛弃而“跪着和自己的宝贝在一起”时，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他们的“自愿的情人”看成一回事儿。

同性恋也是传统的“人情”的一个部分。在古代日本，同性恋是诸如武士、僧侣这样的地位高贵的人之间的公认的一种乐趣。在明治时期，为了努力赢得西洋人的赞许，日本把它的很多习俗都视为不合法，它规定这种习俗也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至今这种习俗却仍属于是“人情”之一，与道德说教的态度是不相宜的。但它必须保持在适当的位置上，一定不能妨碍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因此，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适当的”同性恋的危险很难被接受，虽然一个男人可以自愿成为一个职业男妓。日本人对美国的成年人来做被动性的同性恋者感到特别震惊。在日本，成年男子只可能挑男孩作为被动的同性恋者，因为成年人认为被动的角色会降低他们的人格。日本会对一个男人可以做的事及保持他的自尊划出了他们自己的界线，但这不是我们划的界线。

日本人也不会对自淫的乐趣进行道德说教。没有一个民族曾有这么多的自淫工具。在这一领域，日本人也试图通过消除这些物品所受到的太过明显的公众的注意，来阻止外国人的谴责。但他们自己却不感到这些器具是罪恶的。西方人态度强烈地反对手淫，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比美国甚至更强烈，这在我们长大以前就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意识中。男孩会听到悄悄话说手淫会让一个男子发疯或会使他变成秃子。在他孩提时母亲就对此警惕了，可能会大加训斥并对他施以体罚。她也可能把他的手绑住，也可能告诉他上帝会惩罚他的。日本的婴儿和小孩没有这些经历，因而作为成年人他们也不可能再现我们的态度。自淫是一种乐趣，对此他们不会感到罪恶，他们认为只要将其置于高雅生活次要位置，它还是完全可以被控制的。(www.xing528.com)

喝醉是另一种被允许的“人情”。日本人认为我们美国人绝对戒酒的誓言是西方人奇怪的莫测妄想之一，他们也这样看待我们地方上的以投票来决定我们的禁酒区的运动。饮酒是一种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的乐趣，但酒精属于次要的消遣，任何正常的人也绝不会沉迷于此。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一个人不用担心“变成”酒鬼，就像他不会“变成”同性恋者一样，的确上瘾的酒鬼不是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如果一个人受制于酒精的影响，他的家庭，甚至公众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上了瘾的人。他不可能变得凶暴，因而人们也不认为他会打自己的孩子。尖叫狂欢是非常普通的，放松随便而不再拘于日本的身态姿势的严格规则是极为普遍的。在城市的酒会上，人们喜欢坐在对方的大腿上。

传统的日本人把饮酒和吃饭严格区分开来。在农村的有酒招待的宴会上，一旦一个人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停止喝酒了。他已涉足于另一个“圈子”了，他是将它们区别开的。在家中他可能在饭后喝酒，但不会同时既吃饭又喝酒。他依次使自己先享受一种，再享受另一种乐趣。

这些日本人关于“人情”的观点有几个重要的后果。它使西方哲学那种肉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一生中持续不停地争斗以取得优势的观念站不住脚了。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邪恶，享受其合理的快乐并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日本人把这一信条导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不是善与恶之间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贯穿他们的整个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意抓住这些恶的问题。”^[7]他们事实上始终拒绝把它作为人生的观点。他们相信人有两个灵魂，但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它们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在每个人的——以及每个民族的生命中都既有应当“温和”的时候，也有应当“粗暴”的时候。一个灵魂并非注定要入地狱，另一个也并非注定要上天堂。它们在不同场合下都是需要的，都是善的。

甚至他们的诸神也以同样的方式显现出善恶的两面。他们最著名的神是素盏鸣尊，他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他迅猛而有男性之威风”，他对自己的姐姐行为极其粗暴，西方神话中把他视为恶魔。他姐姐怀疑他来自己这里的动机，就试图把他赶到屋外。他行为就放肆起来，把大便撒在天照大神的餐厅里，而在那儿她正与随从举行水果尝新仪式。他还毁坏了稻田的田埂，这是个可怕的罪过。其中最糟的一个罪过——这对一个西方人来说是最不可理解的，他在他姐姐的卧室的房顶挖了个窟窿，把“倒剥皮”的斑驹投了进去。由于所有这些暴行，素盏鸣尊受到了诸神的审判，被处以重罚并赶出天堂，放逐到“黑暗之国”。但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受人喜爱的神，他也正儿八经地得到了人们对他的崇拜，这样的神格在世界神话中是常见的。然而，在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它们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善恶间的宇宙斗争的哲学使得把超自然的存在划分为黑白分明的两个集团更为合适。

日本人总是极坦率地否认德始终是同恶作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导师们几百年来不断讲的那样，这样一种道德规范对日本是不适用的。他们大声宣称这证明了他们自己民族道德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准则将仁、公正和善行上升为一种绝对的标准，采用它所有的人及其行为都能发现自己的缺点，如果它们觉出不足的话。“道德准则对中国人来说是好的，他们低劣的本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18世纪伟大的神道家本居^[8]曾这样写过，近代的佛教大师及近代国家主义的领袖们也说过、写过这个同样的话题。他们说，人性在日本天生是善的并值得信赖。没有必要与属于自己另一半的恶作斗争，只需要擦净心灵的窗口，在每个不同的场合做适当的事。如果心灵使自己变“脏”了，不纯之物也会尽快地清除，人的本质上的善就会再放光芒。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在教导以下方面走得更远：它主张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佛，道德准则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一个人能开启自己觉悟的和纯真的心灵。为什么一个人会不相信他在心灵中的发现呢？在人的心中并没有天生的恶。他们没有圣经《诗篇》中所宣扬的神学：“看，我是在罪恶中塑造的，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们不教授“人的堕落”的学说。“人情”是天赐的，对此一个人不应谴责，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应谴责它们。

在美国人听来，这种教旨似乎会导致一种自我沉迷和放纵的哲学。然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人把履行一个人的义务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报恩意味着牺牲个人的欲望和享乐。追求幸福是人生的严肃目标，这样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令人吃惊和不道德的教条。幸福只是一种一个人能够沉溺其中时得到的消遣，但要是将其夸大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某种东西，那就非常不可思议了。一个人常为履行“忠”、“孝”和“情理”的义务而经受强烈痛苦，这种事实是他们意料之中的。这使生活艰难，但他们已做了准备，他们常常放弃他们认为绝非邪恶的享乐，这需要意志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在日本是最受钦佩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种见解相一致，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中也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美国的观众一般都渴望矛盾得以解决。他们希望剧中的人们以后生活永远幸福，他们想知道剧中人的美德会受到回报。如果他们不得不为剧中的人物落泪，则一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有缺陷，或者因为他成了不健康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但是更喜欢看到的是主人公万事如意的结局。日本的观众则眼泪汪汪地坐在那看着因为命运之轮如何使男主角走向他的悲惨结局，使可爱的女主角遭到杀害，这种情节才是晚间娱乐欣赏的高潮。这就是日本人们去戏院要看的东西，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主角和女主角所经受的苦难为主题。他们恋爱着却又放弃了自己的爱人，他们幸福地结婚了，但其中一方却为履行正当的义务而自杀；或者是妻子献身于挽救丈夫的事业，激发他培养成为一名演员的伟大天赋，在丈夫成功前夕，为了让他过自由的新生活而把自己藏隐在大城市里，在丈夫一举成名那天，她却在贫困中无怨地死去。他们不需要欢乐的结局，只求唤起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怜悯和同情，这就是目的。剧中人物的苦难并不是上帝的审判，这表明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履行他们的义务，不允许任何事情：被遗弃、疾病、死亡，使他们偏离正确的道路。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同样具有这种传统风格。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经常说，这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和平宣传。这是特有的美国式的反应，因为这些电影涉及的全部都是战争的牺牲和苦难。他们不会上映阅兵式、军乐队或舰队演习和大炮的自豪演示。无论是处理俄日战争还是中国事变，他们都是刻板地强调泥泞中的行军、普通战斗的痛苦和战役的无法决定等等单调的程序。他们的银幕布景没有胜利的乃至高喊“万岁”的冲锋镜头。而是深陷泥泞、夜宿中国小镇。或者他们会映示三次战争中幸存者的代表，一个日本家庭中成了残废、瘸子和瞎子的三代人。或者他们会映示在士兵战死后，其本土的家人聚在一起对失去丈夫、父亲和养家糊口的人哀悼，并决心在没了他的情况下继续活下去。英美“游行列队”电影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背景是不存在的，他们甚至不把受伤军人康复的题材编成剧本，甚至也不提及战争打起来的目的，对于日本观众来说，银幕上的所有人物只要尽自己所有的一切报答了“恩”，这就足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在日本是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品。它们的赞助者知道，日本观众们不会由此激起和平主义的。

【注释】

[1]即日本人分别叫做“寒稽古”和“水垢离”的两种传统养身法。——译注

[2]帕西瓦尔·洛厄尔《神秘的日本》，1895年，第106～121页。——原注

[3]沃森·W·皮特里《日本的未来》，1907年。——原注

[4]《日本军队如何打仗》，企鹅丛书，1942年，第54～55页。——原注

[5]G·埃克斯坦《日本在和平中孕育战争》，1943年，第153页。——原注

[6]诺哈拉·K《日本的真面目》，伦敦，1936年，第140页。——原注

[7]桑塞姆《日本：文化简史》，1931年，第51页。——原注

[8]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家，为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著有《源氏物语玉小栉》（9卷）、《古事记传》（48卷）等，他强调以古代为规范的“纯粹的神道”，但其“幽情”论脱离了佛教和儒教的观点，成为导致真实描述人性本来面目的新文学观的思想渊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