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战争观念和人类本性存在矛盾

第一章　课题：日本

日本是美国曾与之全力作战的最难捉摸的敌人。在其他任何与强敌的战争中我们都没有必要考虑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动和思想的习惯。正如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是又有着充分的武装和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有关人类本性实际的战争惯例对日本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战，也不只是无法逾越的后勤供应问题，首要问题成了了解敌人的本性。为了对付他们，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自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的75年来，日本人总是被极为怪异的一串“但是，又……”这样的措词所描述，这在对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从未有过。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大会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无礼、专横自大”。当他说到某民族的举止行为无比强硬时，也不会加上“但又容易适应激烈的变革”。当他说到某民族性格顺从时，也不会去解释说“他们不易服从来自上级的控制”。当说他们忠心耿耿而宽宏大度时，他就不会再去宣称“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叵测”。当说他们勇敢成性时，就不会细说他们的怯懦。当说到他们行动完全不顾他人评判时，就不会接着讲他们有着一颗真正震撼性的良心。当描述他们的军队有着机器人般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描绘这只军队的士兵怎么样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当他描述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文化时，就不会再去强调他们强烈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描述一个民族普遍崇尚美，从而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们以极高的荣誉，并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费心力时，通常该书就不会再由作者做出补充，去讲该民族如何致力于刀剑崇拜和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却成了有关日本书籍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刀剑和菊花两者都成了这幅图画中的一部分。在极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蛮横又有礼，既刻板又善变，既温驯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他们极为关心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当他人对其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为负疚感所困囿。他们的士兵极为守纪，却不屈强力。

在了解日本对美国来说已变得如此重要之际，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纷乱的矛盾就不能被不加理睬。危机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日本人将会干什么？有没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望？在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战斗至最后一人的决心？在最了解日本的人们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当和平来临，日本这个民族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维持其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同日本的山脉要塞中那些走投无路而又死命坚守之徒进行战斗吗？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日本也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才能迎来世界和平吗？谁将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把日本人的灭绝作为另一选择？这使我们的判断产生了极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许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用到的一切技术来讲清楚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期间正是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刚刚显示真实威力的时候。美国的人们仍在讲着对日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人们则议论战争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本岛还有几千公里。他们的官方报纸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败，而日本的人民也仍把自己看作是胜利者。

然而，在六月形势开始改变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事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结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最终失败的一个大行动。从那以后，我们的士兵便常常与日军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岛、塔拉瓦和比亚克等战斗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之竞争的是一个强悍可怕的敌人。

因此在1944年6月，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大量问题做出解答就成为重要的事。无论问题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出自最高政策还是事关散落于日本后方的传单，每种见解都很重要。在这场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数据；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能从人民那儿得到什么样的依靠。我们必须试着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形成模式。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行动和看法后面的支持情况。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据以行动的前提暂时搁置一旁，尽量不草率地得出简单结论，认为在给出的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

我的课题颇有难度。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期间谴责对手是容易的，但要试图搞明白你的敌人如何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人生就难多了，而这件事又必须得完成。问题是日本人会怎样行动，而不是假设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时我们如何行动。我必须把战争中日本人的作为加以利用，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包袱。我必须观察他们操纵战争的方法，而且暂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来看待。同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也是按他们的品性行事的。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中可以得到他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什么样的特殊征兆呢？他们领导人鞭策战争的精神、打消迷惑、战场用兵的方法……所有这些显示了他们自认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循迹于战争的种种细节，来搞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成为严重的不利条件。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去日本，生活在他们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与压力，并亲眼看明白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而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复杂事务中如何做出决定。我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怎样抚养成人。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唯一著作，很有价值，但我们在1944年所面临的关于日本的大量问题在写那部著作时尚未被提及。

尽管有这些巨大的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尚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是可以利用的。至少我没有放弃人类学家最可信赖的做法，即同他正研究的人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在我们国家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向他们打听些他们所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从中发现他们对这些事实是如何做出判断的，根据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相信这些知识对我们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或缺。研究日本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则是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和统计资料、追踪日本书面或口头宣传的字眼儿上的变化。我相信他们要寻求的许多答案根植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如能同真正生存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一起探究，答案可能会更加圆满。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阅读，没有受惠于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大量研究日本的文献和许多在日本生活过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给我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是前往亚马孙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所得不到的。由于没有可以书写的语言，那些部落无法把自我展现落于纸面。西方人的评论也是一鳞半爪而流于表面，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实地调查的工作人员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的帮助下去探知他们经济生活的方式、社会阶层的划分以及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什么是至高无尚的。而在对日本的研究中，我却是许多学者的继承人。在研究文物的文献中处处是对生活中微小细节的描写。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记下了他们生动的经验，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真正特别的自我展露的文字。与许多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对书写自我有着强烈的冲动。他们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令人惊异，当然他们不会呈出全部的图景，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写日本时会忽略掉真正重要的事物，因为它们对他来说太熟悉了，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视而不见。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如此，但日本人还是喜欢自我展露的。

我阅读这类文献时，就像达尔文说他在搞物种起源理论时所读的那样，很注意那些没办法理解的事情。我需要了解些什么，才能使我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些鳞次栉比的观念？对本可宽恕的行动他们强烈谴责，而对不能容忍之恶行他们又坦然接受，这种态度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呢？在阅读时我不断提问：“这幅图的毛病是什么呢？”我需要知道些什么才能理解它？

我也去看了些在日本创作和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边远农村的当代生活片。后来，我和在日本看过某些同样电影的日本人一起重温这些电影，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色的，和我看待这些人物的眼光不一样。当我迷茫不解时，他们却明显不是这样。当我对情节和动机不甚明了时，他们则可根据电影结构的方法来加以理解。这有如看小说，对于所看到的，我的体会同生长于日本的人的体会是大不相同的。这些日本人中有一些人会马上为日本的习俗辩护，有一些人又憎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从哪些人中我学得最多。在这幅亲切的图景中，他们一致描绘出一个人在日本是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不论是欣然接受还是痛苦地排斥。

至于人类学家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那里获取材料并加以洞察，那么他所做的也只是同在日本生活过的所有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做一样的事。如果这就是一个人类学家所能贡献的全部，那便不能指望他对外国居住者做一样日本研究再增加新的价值了。但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所受训练而具有的某种资历，使他在富有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花些时间增添自己的贡献显得很值得。

人类学家知道很多亚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构架与生活习俗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类似，有些与马来西亚的类似，有些与新几内亚的类似，有些与波利尼西亚的类似。当然，从这些类似情况推测古代人类的迁移和交往是件有趣的事，但是历史关系的可能性的问题并非文化相似性是对我颇有价值的原因。相反，我知道这些风俗习惯是如何对这些原始文化起作用的，并从我发现的相似点和不同处得出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暹罗^[1]、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因而我可以把日本同作为伟大文化遗产一部分的其他民族作比较。人类学家在他们对原始人类的研究中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会多么有价值。一个部落与其邻近部落在其正式宗教仪式中会有90%的相同处，却又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周围任何人群并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过程中它也许不得不排除一些基本的形式，它们在整体中所占比例不大，却能使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没有比在有着整体共性的民族中发现差异这样的研究更有益处的了。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习惯于他们自身文化同其他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必须使其研究方法得以磨砺才能解决这一特殊的问题。凭经验他们知道不同文化中的人所遇到的情形以及不同部落和民族在理解这些情形时所采取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某些北极村庄和热带沙漠，他们遇到的基于血族责任和财务交换的部落形式是在最为奔放想象的时刻也难以创造的。他们必须调查的不仅有血族和交换的细节，而且还包括这些部落形式在部落行为中的后果是什么，以及每代人如何从孩提时就去习惯传承这些形式，正如此前他们祖先所为一样。

对差异及其调整，以及它们的后果的专业性关注也能很好地运用在对日本的研究中。没有人不知道美国和日本间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我们甚至有个关于日本人的民间说法，凡是我们干的，他们就对着干。如果一个研究者对差异这样深信不疑，仅仅停留在满足于一个简单的说法，认为这些差异如此离奇以至理解这种民族是不可能的，那就太危险了。人类学家以其经验可以充分证明，即使稀奇古怪的行为也不妨碍人们对它的理解。人类学家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更专业地把差异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而不是负面条件。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如此强烈地关注制度和民族，既然它们在现象上这么奇怪。在他对部落的生活方式的研究中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这使他不能只着眼于少数选定的事实，而是一切事物。在对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一个在比较文化研究方面未经训练的人会忽略整个行为领域。他把这么多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不再去探究一系列日常生活的琐碎习惯和家常事务中既已接受的公论，而当它们被投放到民族这张屏幕上，它们对国家未来的影响远比外交家们所签属的条约大得多。

人类学家必须完善研究平凡事物的方法，因为在他所研究的部落里那些平凡的事物与他自己国家的相似物是极为不同的。当他试图对某个部落的极端恶意和另一部落的极端怯懦加以理解时，当他试图搞清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行动和感觉的方式时，他发现他必须大力吸收那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时并不常加注意的观察资料和细节。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也懂得发掘它们的方法。(www.xing528.com)

就日本来说，尝试一下这种方法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高度注意任何民族生活里的人性的平凡，他才能正确评价人类学家这一前提的重要性，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处于文明最前沿的民族，人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动和观点如何古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些关系的。我越是对某种行为感到困惑，就越是认定在日本生活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其不可思议之处的普通环境。如果这种探索将我带入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那就更好了。这正是人们的学习之地。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即最为孤立的行为，彼此间也有着系统的联系。我极重视将数百个琐事归入一个综合性模式中的方法，人类社会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做出某种设计。它认可某种处理事态的方式和某种评估事态的方式，那个社会的人们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看作世界之根本。不管困难多大，他们都把这些纳入一个整体。已经接受某个价值体系并赖以立身的人不能对无效混乱的生活毫不接触，而把自己长期隔绝于自己的生活区，在那里他们的所思所作却遵循着一套相反的价值观。他们试图达成更多一致，他们为自己提供了种种共同的理论和共同的动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是必要的，否则整个体系就会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结构、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一个接一个地啮合在一起。一个领域发生的变化可能比其他领域更快速些，这就给其他领域施加了极大压力，但这种压力本身也是由一致性的需要引起的。在力图追求统驭他人的没有文字的社会，权力意志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不亚于其在经济交往和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中的表现。在存有古老文字经典的文明国家，教会必然保存了几百年来的格言成语，这与没有可写语言的部落做法不同，但是在与日益公认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相抵触的领域教会放弃了其权力。词句得以保留，但其意义则已改变。宗教信条、经济实践和政治并不是被滞拦在各自分开的清澈小池中，而是漫溢过他们假想的真堤防，互相不可分解地交混在一起。由于这是永恒的真理，一个研究者越是将其调查研究从表面上扩散到经济、性、宗教和照管婴儿的实事上来，他就越能理解其所研究的社会正在发生之事。他能有益地从生活的任何领域中得出假说和资料。他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提出的要求，无论它们是用政治、经济还是用道德术语来表达的，都看成学自其社会经验的习性和思维方式的表现。因此，本书不是一部专门涉及日本人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和家庭的著作，它考查日本人对生活行为的设想，它描述这些设想在任何当下活动中的自我表征，它是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人的国家的书。

20世纪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有着模糊而相当偏颇的观念，不仅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人的国家，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人的国家、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人的国家以及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人的国家都是如此。缺乏这种知识，每个国家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误解。当二者间的麻烦是半斤对八两时，我们却担心那不可调和的差异；而当一个民族由于其全部经历和价值体系在其头脑中与我们所想的行动方针颇为不同时，我们却又大谈共同目标，不给自己机会去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可能发现那样一种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邪恶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种。

完全依靠每个民族讲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对他们自己做一个估价，但这并不容易。任何民族观照生活的镜头与其他民族所使用的都不一样，用何种眼光来观察是很难被意识到的。任何民族都把这视为当然，聚焦和透视法的技巧给了他们有着民族特点的生活观，对他们就好像是上帝给出的风景的安排。不管是哪种物质的眼镜，我们不会指望戴它的人会了解镜片的结构，同样我们也不会指望各民族去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了解眼镜，我们会训练一位眼科专家，期望他能写出我们带给他的所有镜片的结构。无疑，有朝一日我们会认识到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为当代世界的各民族分析镜片的结构。

这项工作既要求有某种坚忍不拔又要求有宽宏大量之精神，它要求具有善意之人有时会谴责的坚忍精神。这些世界大同的倡导者们极力支撑着，使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们都信服的希望，即东方与西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所有人都是情意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信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意味着一个人不能讲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而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生活行为方式。这有时仿佛全世界人民若非印自同一张底片，慈善心肠就不是基于善意教义似的。但是去要求这种同一性作为尊重另一民族的条件，就像要求一个人的妻子、孩子同他完全一致一样神经。坚韧之人甘愿差异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差异却安全的世界，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同等条件下法国也可以就是法国，日本就是日本。通过外部干涉来阻止人生态度的成熟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荒唐的，他自己并不相信差异必定是一把悬在世界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他也无须担心采取这样一个立场会促使世界凝固而维持现状。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认可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时代后又有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其英国风格。正因为英国人始终是他们自己，在不同的一代代人中才能以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民族气质来维持其自身。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的研究既需要坚韧又需要某种宽容，只有当人们自己的觉悟变得不同寻常的大度——这一点有了充分保障，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繁荣兴旺。他们可以是基督教信徒、阿拉伯学者或者不信教者，但不能是一个偏执狂。当人们过于御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对他们来说似乎可以限定为世界上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不会繁荣兴旺的。这样的人永不会明白对他们自己文化的更多热爱会来自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他们使自己与一种愉快而丰足的体验相断绝。由于如此自守，他们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独特方法外别无选择。若他们是美国人，就会强求所有的民族都接受我们的原则。而其他民族不会只是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一如我们不会学着用十二进位代替十进位来计算，或者像某些东非土著人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

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日本的那些可以期待而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习惯的书。它涉及在什么情形之下日本人可以指望得到礼遇，而什么情形下不能，还涉及什么时候他们会感到羞耻，什么时候他们会难为情，在此情形之下他们又是如何要求自己的。这本书里任何陈述的理想权威将是街上那些普通大众，可能会是任何人。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亲自置身于每个特别的情形，但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人所认识到的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样。上述这样一种研究的目标是为了深入描述根深蒂固的思想和行为的态度。即使达不到目标，但这仍然是个理想。

在这样的研究中人们很快会发现额外的被调查者所提供的大量证据不会有更多的有效性。例如，谁向谁在什么时候行了个礼，就没必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公认的和习惯性的情形几乎可以被任何一个日本人提供，在有了几个确证之后就没有必要从一百万名日本人那里获取同样的报告了。

研究者试图揭示日本人所赖以建立的生活方式的假定前提，这远比统计证实要艰巨得多。对他们来说亟需报告的是这些公认的习惯和判断是怎样成为日本人用以看待生存的镜片的。他们必须阐述的是日本人的前提对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透视法起作用的方式，他必须试着使之对用极为不同的焦距看待生存的美国人也可以理解。在这种分析任务中权威的法庭不一定非得是“田中”^[3]——即日本的任何一个人。因为“田中”没有使其假定前提明确化，向美国人写出解释对他来说无疑像是过度的劳动。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不常计划去研究文明的文化赖以建立的前提，大多数研究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全神贯注于观念和行为的分布，他们常用的技术方法是统计法。他们从事于大量普查材料、大量问卷回馈或交流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数据分析，并试图从中推导出某种因素的独立性或依存关系。在公共舆论的领域，通过用合乎科学的人口抽样对全国进行民意测验的高效方法在美国已经高度完善。这就可以显示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个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可以按居于农村或城市、收入的高低、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制、法律由人民代表草拟和颁布的国家，这些研究结果有着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可以对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并理解其结果，但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一个显而易见而无人提及的前提：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民意调查的结果丰富了我们已知的情况。在试图了解另一个国家时，对其人民的习惯和假定前提进行系统的定性分析是必要的，这样民意调查就会起到更有益的作用。通过仔细的抽样，民意调查能发现有多少人支持和反对政府。但我们要是不清楚他们对国家的观念，那民意调查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知道各个派别在街头巷尾或议会里正在争论着什么，一个国家对政府的设想远比政党力量的那些数字更为普遍而持久。在美国，无论对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来说，政府都几乎是个必然的恶势力，因为它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受雇于政府也不会让人有一个在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可以得到的地位，除非可能在战时。这种国家观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去甚远，甚至同许多欧洲人的国家观相比也是如此。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念，他们的观点具体体现在他们的社会习俗、对成功人士的评价、民族历史的神话以及民族节日的言语方式中。我们也可在这些间接表现中对其加以研究，但这要求是系统的研究。

如同我们对一次选举中投赞成和反对票人数的百分比给出调查结果一样，我们也能对任何民族关于生活的基本设想和所持方案加以充分用心和细致入微的研究。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基本观念很值得我们去探讨。我确实发现，一旦我明白了我的西方人的观念在哪里不适合他们的人生观，对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有了哪些想法，许多西方人惯于在日本人的行为中看出的矛盾就不再称之为矛盾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自己是怎样把他们行为中的剧烈摇摆看成是连贯一致的体系内部的完整部分。我可以试着说出原因，在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他们开始时所用的奇怪的言语和想法转而具有了重要意义并充满了年代久远的情感。西方人对他们的道德和罪恶的理解经受了一个海枯石烂的变化，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它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它是日本的——既有日本的力量又有日本的弱点。

【注释】

[1]今天的泰国。——译注

[2]达摩克利斯之剑：达摩克利斯是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有一次迪奥尼修斯请达摩克利斯赴宴，让他坐在帝王宝座上，却又用马鬃拴了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顶，以使其明白即使帝王也有随时的危险。后来“达摩克利斯之剑”便有了“祸患随时可能降临”之义。——译注

[3]田中，日本人极普通的一个常用姓氏。——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