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推动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思想家

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⁶⁵⁾

引　言

“中国基督教革新”是解放以后一个新鲜的口号。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基督教曾经提出过好几个口号。最初的一个口号是“国内布道”，这是西方差会在中国宣教的全盛时期中——1918年，由中国信徒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提倡这个口号的人们都是热心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外国宣教师到中国来替我们作工，中国的基督徒也应当在自己的园地里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作工。他们最初的工区是云南、西康那些偏僻的地方，后来在一个短时期中，也曾推广到别的地方去，但这个运动不久就消沉下去。其次，是“中华归主”和“本色教会”这两个口号，这是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所提出来的口号。所谓“中华归主”，就是要使全中国的人都相信基督教。那时候，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们，像军队作战一样，把基督教已“占领”和还没有“占领”的地区，都在地图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宏愿，但也只是一个宏愿而已。所谓“本色教会”，就是“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已故诚静怡先生的话），跟着这个口号同时被提出来的，是另一个口号，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自治”也有人写做“自立”或“自理”。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是在当时反基督教运动发出以后，它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教里面“洋”字的涵义洗刷掉，因为当时的反教运动最主要的口号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时代是不许可这个运动得到多大成功的。一方面基督教的领袖们对这个运动的认识还不深刻，另一方面在不久以后，所谓“国民革命”就叛变了革命，同帝国主义妥协，而基督教也就可以很舒服地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里。再其次，是基督教协进会在1931年所提倡的“五年奋进运动”。这是“九一八”的前夕，国事蜩螗，民气消沉，而基督教也受到一般情绪的影响。并且，“中华归主”的口号喊了10年，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这就使基督教的领袖们深深地感觉到基督教本身的弱点。当时的口号是“求主奋兴我的教会，先奋兴我”。最近又重复提倡一个“奋进运动”。这个运动是四年前由基督教协进会发起的，解放后在名义上还存在着。

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在意义上虽然和过去的几个运动是一致的，但在内容和本质上却是和它们不同的。解放以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过去基督教的几个运动，都是在这个社会意识形态下发动的，也没有超过这个意识形态的范围。解放后的中国，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新环境、新意识下提出来的口号。它的目标不只是清算过去基督教个别的弱点，而也是要把中国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盘地改造，使它脱离了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脱离了中国旧社会思想的羁绊，恢复了耶稣福音本来的面貌，使基督教变成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

动荡的时代中的基督教

解放前后的基督教呈现着混乱的、苦闷的情况。这一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很容易了解的。在过去一百四十多年当中，基督教在中国所过的日子，比较是一帆风顺的。庚子的义和团运动，和以后的几次反教运动，都不过是树叶上的微风，没有震憾到基督教的骨干。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基本冲突的，因为它的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孕育而成的。中国的解放，却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不容易了解，而却又非应付不可的现实。中国的解放是由共产党领导着的，而共产党是唯物的、无神的。这似乎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主要的是一个利害上的问题，因为共产党要推翻现行的制度，而现行的制度，也就是基督教在里面寄生着，受着它荫庇的制度。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更加深了这一个惧怕和成见。现在，这一个革命的运动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权。怎么办呢？有的人是徬徨的，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等着看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

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共同纲领》通过了。在政协会议里面，有5位基督教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纲领》清楚地规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个事实，在基督教里面普遍地鼓起了乐观、希望的情绪。许多基督徒松了一口气，他们晓得他们过去的忧虑是过分的，是多余的。

但是，过了不久，许多基督徒乐观的眼光，又被一阵黑云遮蔽住了。从旧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里不断地传来苦闷的声音。教堂被借用或征用了，《圣经》被没收了，教会的许多工作受到阻碍了。这样的情形并不是普遍地发生的；有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是几乎没有问题的。也有些地方，经过相互了解以后，问题就解决了。然而问题既然发生，它们就常常会被强调、被夸大、被歪曲。于是，许多基督徒又陷在怀疑和苦闷的深渊里。

基督教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

关于基督教所发生的困难，主要的责任是应当由基督教本身来担负的。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不但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并且发生了反时代的作用——这就是基督教所以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说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呢？基督教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同一时代的产物；目前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仪式制度，大部分是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中国的基督教除了这种影响以外，当然更受了一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影响。这一个复杂的情况，就使中国的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里，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由于原始基督教的积极性与革命性，基督教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不只表现在基督教的教育、医药、慈善等社会事业上，也表现在基督教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基督徒；参加五四运动、救国运动，和其他革命运动的，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为什么基督教的积极性与革命性，在中国的社会里更有发挥的机会呢？那就是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同样是中国的人民，而中国的人民，都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压迫与剥削，因此，或多或少地，都有革命的要求。

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的另一面，就是造成目前基督教所遭遇困难的原因。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言行不符、吃教贪污、门户水火的弊病。有不少的基督徒不能在言行上为耶稣救人救世的福音做见证；相反地，他们生活的表现，常常使教外的人轻视基督教，甚至厌恶基督教。其次，是一些基督徒的“关门”主义。他们手捧《圣经》，虔心祈祷，以为天下的大事，都可藉此而得到解决。他们害怕“政治”；他们一口咬定基督教不应当同政治发生关系。其实，他们并不是害怕政治；他们所害怕的，主要的是他们所认为是“左倾”的政治。对维持现状的任何东西，他们的顾虑是比较少的。由于他们的“关门”主义，他们对现实就不了解，而他们就同时代脱了节，变成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力量。再其次，是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有没有发生关系？基督教有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在下面做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的问题，是目前基督教对外关系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基督教在解放后所以遭遇困难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在个别的事件中，可能被夸张、被歪曲了，但这个因素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

除了基督教本身应当负起的责任以外，一般人对基督教的成见，和地方干部处理宗教问题的偏差，当然也是使基督教遭遇困难的原因。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是迷信的、反科学的，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一般人，尤其是受过唯物思想训练的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当然并不是完全如此的。然而，基督教普遍地给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却是事实。更不幸的，是一般人把基督教同天主教里面的某些成分混合起来看，也把基督教同迷信反动的“会门”混合起来看。这就使基督教除了它本身的弱点以外，更在一些与它不相干的事上，代人受过。

怎样应付困难

基督教在新时代中发生困难，这并不是一件特殊的事。中国的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转入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彻底的调整与改造，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外。这个调整与改造，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许多问题。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就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虽然每一个问题都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一个转变中的时代，一切问题的一般性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问题发生了，怎么应付呢？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许多基督徒都为这一件事苦思着、焦虑着。他们几乎不能想到基督教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华北5省，我们曾汇集了一百六十多件关于基督教的案件，送给有关当局处理。还有许多个别的案件，在可能范围内，我们都送请地方或中央的当局处理。有些案件是迅速地满意地解决了。有些案件，因为情形复杂，或公文来往费时，就拖延下去，或竟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地方和中央人民政府也曾为这些问题发出若干的指示。1949年1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教堂的政策，特向所属各级政府发布通令。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机关部队借用教会房屋，应采协议方式”的指示。同年1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机关对平原省人民政府所询问关于城市地产房屋问题，予以详细答复，其中数项是关于教会房屋的。同年2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内务部的指示，再向所属机关发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教会教堂的通知。这些文件都证明了人民政府对这件事是关心的。然而，因为许多问题不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解决的，有些人便以为这件事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其实事实并不如此。

1950年4月，基督教访问团到北京去访问，这个访问团是由政协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5个单位的代表组织而成的。当他们访问基督教团体工作完毕以后，他们就去拜访若干政府首长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他们也参加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的两三次座谈会。在他们的拜访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同周总理的三次谈话。参加谈话的除了访问团团员——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和本文作者——之外，还有赵紫宸、陆志韦、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赵复三、凌俞秀霭、陈文润、刘维诚、杨肖彭、邓锡三、霍培修等京津方面基督教领袖，全体共19人。我们拜访周总理的目的，主要的是给他报告解放后基督教一般的情况，并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周总理对我们的报告，表示非常的关切。在听取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他便表示他自己对基督教的意见。他承认了基督教过去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唯心与唯物可以并存，那就是说，相信宗教的，和不相信宗教的，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长期合作；就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只要基督教是人民所需要的，它还是可以存在的。当我们把基督教二十几年来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告诉周总理的时候，他不但表示赞同，也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途径。但周总理谈话的中心，却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和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形势中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个题目，在参加谈话的基督教人士当中，并不是完全新鲜的。然而，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读者，是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涵义的。为什么基督教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呢？这一件事同基督教的许多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在下面对这些疑问做一个简单的解答。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

基督教的本身就是一个宣教运动。使徒保罗就是基督教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师。一个相信了基督教，被耶稣的福音所逮住了、变化了的人，是不能不把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宣扬出去的。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就是这个意思。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以外，是完全出于这种纯洁的动机的。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从外国到中国来的宣教师，至少在他们主观的意图上，也是抱着一种纯洁的目标的。但是，尽管基督教是一个崇高的宗教，是救人救世的福音；尽管多数的宣教师和其他基督教的负责人士，主观上是要服务中国人民，没有宗教以外的企图；基督教是可能被人歪曲，被人利用的。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主义，任何一种学说，都是可以被人歪曲利用的。基督教的历史和世界文化思想的历史，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西方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从19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培养出来、传播出来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深深地受到这些国家的文化的影响的。如果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当然就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的。

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开始在中国活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依靠了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而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有不少是由于教案的纠纷。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就必然地被一般人看做“洋教”。外国的宣教师，受了不平等条约的荫庇，住在高楼大厦，养尊处优；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依势凌人，作威作福。基督教学校里的教育，甚至教会医院里的服务，都带了洋气。如果这一种洋气，不过是单纯外国的气氛，那还不是太坏的；但所谓洋气，是同帝国主义分不开的。过去基督教学校教育的奴化成分，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宣教师所宣传的宗教又怎样呢？似乎宗教是宗教，宗教里面不可能羼杂其他的成分。但事实并不如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所追求的是绝对的真理，然而，任何时代的宗教，都不是绝对的真理，甚至不是相对的真理。历史上许多的罪恶，是藉宗教的名义而行的；而帝国主义，就是这些罪恶中最毒辣的一种。

但是，帝国主义同基督教的关系，究竟是不容易被一般人所认识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日本侵华战争——这是帝国主义，这是大家所能看得见的。但是，基督教里面的帝国主义，却往往是看不见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究竟怎样发生了关系呢？帝国主义并不只是飞机和大炮，也不只是间谍和其他秘密的工作，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无形的帝国主义，那就是帝国主义通过文化、思想、教育，甚至神学所发生的影响。举一个眼前的例来说吧。美国侵略朝鲜、台湾，这是帝国主义，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有许多人曾经对美国的物质文明，对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对美国式的生活，表示无限的向往。他们从这个向往中产生一种对美国文化的错觉与幻想。现在呢？这个错觉与幻想是部分地被打破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基督徒的团体和个人，在上海、南京、镇江、广州、韶关、北京、西安、太原、兰州等地都曾发表宣言，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反对美机大量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反对美机侵略我领空及其暴行。这是一种鲜明的表示，这个表示证明了中国的基督徒们，已经开始认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www.xing528.com)

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又怎样在基督教里面发生了它的作用呢？让我们说得具体一点，坦白一点吧。绝大多数的美国宣教师是反苏反共的；绝大多数的美国宣教师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反对的或怀疑的。即使他们表示同情，这个同情也是有限度的。他们对于美国又怎样呢？无疑地，他们不承认美国的社会制度有什么基本上的毛病，即使他们承认它有些毛病，他们认为这些毛病是可以改善的。他们当然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至于美国一般的国策呢，他们即使不能完全同意，他们至少是基本上同意的。他们认为美国式的生活是最宝贵的；他们认为实行美国式的生活的，就是一个“自由世界”；他们不惜用任何的代价，去保证这个“自由世界”的存在与发展。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对的，我们就马上可以看清楚基督教怎样同帝国主义发生了关系。美国式的生活是最宝贵的；在必要的时候，为要维持这种生活，就是发动战争，也是应当的。并且，美国式的生活对美国的人民，既然是宝贵的，对其他的人民，也应当是宝贵的。既是这样，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民，反对共产主义或其他生活方式，采取美国式的生活，或者维持美国式的生活，也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最好是用和平的手段，但如果必须用战争，这个战争是合理的，是正义的，因为一切都是为着“自由世界”。

这是一套逻辑，是一套完整的逻辑；只要你接受了它的前提，它的一切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你说这是一套奇怪的、荒谬的逻辑吗？假如你设身处地，替多数美国的宣教师想一想，想到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美国一般文化对他们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你就不会觉得这一套逻辑是奇怪荒谬的。根据这套逻辑，他们否认美国是帝国主义；他们基本上拥护或同情美帝国主义一般的政策，他们对国际问题采取一种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相反的意见。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他们的意见渗入到他们的工作，渗入到他们自以为是纯洁不偏的宗教信仰，渗入到他们同中国基督徒所发生的一切关系。受到这种意见的影响的人们，他们的意识模糊起来了；他们的思想发生了矛盾了。一方面他们不得不相信美国是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美国似乎还不是帝国主义。一方面他们爱祖国，爱一切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人们；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一切似乎都是相对的，在某种前提之下，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也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一种毒素，这是帝国主义所撒播的看不见的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通过宣传或其他的文化工具发生作用；它当然也可以通过基督教发生作用。

基督教革新的途径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在和周总理的谈话中得到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这一句话的意义和重要性，经过上面一段的解释，我想应当是比较明了了。今天的世界，正是帝国主义在垂死的挣扎中发动疯狂的侵略的时期。在这时候，帝国主义的手段是毒辣的，帝国主义的阴谋是无孔不入的。帝国主义要利用宗教，这不但是一个可能，并且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基督教不但应当提高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也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已经存在着的，和正在发展着的力量与影响。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但却是一件非做不可，并且是非常急迫的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认识。中国的革命是成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全体人民意志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所奉行的《共同纲领》，是符合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中国的人民必须与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士团结起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只要我们把握了这几个重要的事实，坚决地反对任何足以破坏或损害这些事实的行动或企图，使基督教一切的工作与表现，都不违反这些事实的要求，本质上，这就是对帝国主义提高警惕，这就可以肃清基督教里面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影响。

其次，是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的实现。中国的教会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在人才和经济方面，得到西方教会大力的培养与支持，这是我们非常感激的。从物质方面来说，我们需要这种帮助；从精神方面来说，我们也需要这种帮助，因为基督教会，是一个普世的教会，一个普世的教会需要物质的互助和灵性的交流。但是，今天的时代是不同了。中国的教会即使还没有长大成人，至少是应当站立起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了。从中国基督徒自尊心的要求来说，中国教会喊了二十几年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口号，今天是应当兑现了。不但如此，西方教会经济人才的援助，是不可能完全同帝国主义的作用分开的，帝国主义是可以利用这些媒介来进行它的阴谋的。这并不是说，西方的经济人才都是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而只是说，这个利用的可能是存在着的。我们并不主张中国的教会马上断绝它与西方教会的经济与人才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中国的教会和它的事业，必须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才能完全地自立、自养。但是，这个时期是应当有它的限度的，这个限度的长短，是要由每一个单位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在这个过渡的时期当中，中国的教会就应当谨慎小心，使西方教会善意的援助，不被帝国主义的阴谋所利用，并使这种援助促成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的实现。

再其次，是中国教会的事工。宗教有它的神秘和超世的成分，这是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但宗教也有它的生活上的表现，这是大家所能认识与欣赏的。这二者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还不能在中国的人民当中发生更大的影响呢？这可能是因为它的陈义过高，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把握，但也可能因为它的表现与它所崇奉的教义背道而驰。在这个新时代中，基督教一切的工作与事业，都应当受到一个严肃的、深刻的批评与检讨，而尤其重要的是使这些工作与事业发挥基督教的优点，配合《共同纲领》的政策，真正地表现它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中国教会革新的需要，不只包括上述几点。中国的教会应当怎样造成经济独立的条件，怎样培养适合于新时代的领袖人才；我们应当怎样把中国教会的制度典章改变，怎样把神学中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清算，使它们更能符合耶稣的福音的本来面目，更能适应中国信徒在新环境中的需要；我们应当怎样教育基督徒群众，使他们更能认识新时代，更能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变成新时代中的动力——这些都是中国基督教的革新所应当包含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研究与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则我们革新的愿望还只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切地了解上述三个原则的基本性与重要性，并根据这些原则去解决其他的一切问题，我们便已对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树立了第一个向着新时代迈进的里程碑。

宣言是怎样发表的

我们到北京去访问政府首长的时候，目的是要请他们帮助我们解决基督教的许多问题。但当我们同周总理做了三次谈话以后，我们的思想改变了。问题是要解决的，但解决问题并不是基督教目前最急迫的任务。其次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原来想请求中央人民政府下一个通令，要各地方人民政府严格地执行《共同纲领》中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但后来我们晓得这一种办法，不一定能发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如果基督教本身不能设法把一般人头脑中对基督教的成见去掉，政府即使下了通令，也不能把现在的情况基本地改善。在这时候，我们便觉得我们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我们应当发表一篇对外的宣言。

为要把我们的意见更有效地传达给周总理，我们在与他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便预备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个文件的第一段是“关于肃清帝国主义力量提高民族自觉精神的办法”，然而这不是文件的主要内容。其他的几项才是文件的中心，这几项是：“关于基督教团体之登记”、“关于占用教会房产之处理办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之各种规定”、“关于设立中央宗教机构问题”。这个文件经过了8次的修改；它本来不是一个宣言，但后来却变成一个宣言了。它本来是请求政府解决基督教的问题的，但它后来却变成基督教自己表示态度的文件了。在文件的第五个修正稿中，关于基督教本身的问题，我们还保留了一条，把它放在最后。这一条是：“基督教在地方上所发生的问题，如教堂被占用等，得由有关之基督教团体随时向地方或中央人民政府报告，由政府处理之。”但在第六个修正稿中，我们就连这最后的一条也删掉了。这是不是表示我们觉得基督教本身的问题不重要呢？不是的。我们认为基督教在新时代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其他的问题也就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相反地，这些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们起先并不打算为这个宣言广泛地征求签名。当访问团从北京到了西安以后，我们便匆匆地把宣言的第五修正稿寄给国内数十位同道，请他们签名。当我们回到上海，和上海的基督教领袖们讨论到这个宣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有几点重要的修正与补充，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在宣言里面。他们的第一点意见是：把原来的一条“基督教团体应以不用外籍人员为原则，其实行办法应与政府协商规定之”，和提倡自治、自养的一条合并起来，改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者，应立即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这个修正有两个涵义：第一是“不用”有排外的嫌疑；第二是原文未能指出中国教会过去对自治、自养这个理想已经有了的努力与成绩。上海的领袖们的第二点意见是：把原来的引论取消，改为现在的引论。原来的引论只提到与周总理谈话的经过，而现在的引论却指出宣言本身的意义。上海的领袖们这几点宝贵的意见，我们都完全接受了。北京的领袖们也有一个建议，就是：把引言中“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国家，主要的都是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改为“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这个意见我们也接受了。

宣言最后的稿子——第八修正稿，虽然没有把所有的意见包括在内，大家认为是比较满意的。这就是现在公布的稿子。在公布的前夕，我们还做了最后的一个修改，那就是把具体办法中第一项“应立即拟定计划”里面的“立即”两个字删去。这两个字引起了不少的误会，因为许多人以为是要立即断绝外国的经济关系，而原文的意义只是立即拟定自力更生的计划。

我们根据最后的稿子，征求国内40位同道为宣言的发起人。这40个人包括了大部分在北京参加与周总理谈话的同道。如果时间许可，我们是应当征求更多的同道做发起人的，但因为我们不愿意把宣言发表的日期拖得过长，我们就只好不为这件事多花时间。这是要请没有列名发起的同道们原谅的。

我们征求到40位同道做发起人以后，便于7月28日将宣言稿子连同征求签名的信，写给全国一千多位基督教负责人士。第一批签名在8月底截止，共收到1　527个名字。从地域和签名者的职务来说，这次签名的代表性是相当广泛的。到本文写完的时候（9月25日），第二批签名又达1　500余人。我们相信以后还有陆续签名的，这些签名我们希望都能在《天风周刊》上全部发表。

随着签名而来的，还有许多国内同道关于这个宣言或其他问题的来信。有许多人，尤其是偏僻地区的教友们，对这个宣言表示热烈的拥护；也有不少的人提出关于基督教革新的意见。也有些人对宣言的内容提出疑问，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基本方针”里面“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这一句话。我们除了在本文内对这个问题略加解释以外，还在《天风周刊》及青年协会书局新出版的一些新书中，详细地讨论到这个问题。

这个宣言，我们从5月初与周总理谈话的时候起，到9月23日在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为止，共经过了4个多月。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少数负责的人虽然时时刻刻要把这件事做好，但事实上是做得很不周到的，也难免犯了若干的错误，我们要为此向国内同道表示深挚的歉意。

结　语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个宣言是发表了。到此文刊出时为止，签名的已经超过了3　000人，以后还有继续签名的。国内基督教同道对这个宣言的响应，不能不说是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北京9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这是一个“蓬蓬勃勃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功，将使中国的基督教获得新的生命，改变中国人民对于基督教的观感……我们相信1　500多位基督教人士的宣言，不但将为爱国的基督教徒所拥护，而且也将为爱国的天主教徒所响应”。《人民日报》除了公布宣言原文并专文赞助以外，还用了巨大的篇幅把全部名单和统计数字刊登出来。政府和教外人士对于这个运动的重视，一方面使我们兴奋，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感到惶恐与惭愧，因为这个宣言的发表，不过是这个革新运动的起头，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我们去做。我们诚恳地希望全国的同道坚强地团结起来，为这个艰苦的任务的完成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