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访问团走访华中印象录

基督教访问团华中访问记⁽⁶⁴⁾

人民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宗教界代表里面的5位基督教同道，便觉得他们应当把政协的意义和议决案，传达给各地方的基督教团体。上海几个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因为感到各地基督教团体，在解放后有许多问题要应付，也正计划着派人到各地方访问。因此，去年10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便同各方面磋商，组织访问团，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去访问。我们决定：访问团定名为“基督教访问团”，由人民政协宗教界代表里面的基督教分子，及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4个单位组成。访问的地区暂定为：华东、华中、华北、西北、东北、华南、华西。第一个出发的访问团，是到华中去的，因为我自己参加了这个访问团，所以我要为这一次的访问做一个综合的报道。被访问的几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详细的报告，有些曾在《天风》上发表过，所以我就不预备在这里重复，只将一般的印象和我自己的感想写出来，供读者的参考。

一、访问的城市日期与团员

华中区的访问团，政协代表方面有刘良模先生和我自己，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有吴高梓先生，青年协会有涂羽卿先生，还有一位教会的代表艾年三先生。访问的地点和日期如下：

杭州——1949年11月18日至21日

南昌——11月23日至25日

长沙——11月28日至12月3日

汉口——12月4日至10日

武昌——12月8日至9日

开封——12月12日至15日

应当补充一句：开封本来没有在我们访问计划之内，但因为在武汉的时候，几位河南的代表，恳切地要求我们去访问，我们就去了。九江也两次来电要我们去，但因为去了开封，就只好把九江之行取消。

二、与地方首长的联系

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城市，基督教同道都热烈地欢迎我们。全城的基督教团体都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在长沙，附近的地区也派人来参加；在开封，河南全省各个重要区域的代表都赶来出席。如果我们说：他们盼望我们来，就像大旱之望云霓，这也许不是一句夸张的话。他们所以这样殷切地盼望我们来，是有原因的。解放后的基督教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地方的基督教团体是不容易求得解决的。基督教的困难是什么呢？一方面基督教本身有许多毛病；它的信仰、思想、生活、事工，有许多地方都与时代脱了节，因而变成革命对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许多人对基督教抱着成见；这个成见是有来历的，是有着历史的因素的。这些困难在多方面表现出来；最普遍的是教堂被占用，用具被没收，教会工作被干涉，和教会工作人员因某种嫌疑而被短期拘留。处理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因为基督教团体与地方当局向来很少联系。访问团对各地方基督教团体的一个具体的贡献，就是帮助他们同地方当局取得这个联系。我们每逢到一个城市，首先就同着地方的基督教领袖拜访当地的首长。我们觉得非常庆幸的，就是每一个地方的首长都很优待我们，不但接见我们，与我们讨论关于基督教的许多问题，并且设宴款待我们，为我们开特别的晚会。我们藉着这些机会，就把基督教的问题，和我们对政府的期望，向他们提出。他们对我们所提出的事，都予以同情的、周详的、迅速的考虑。有的时候在会谈当中，当局就马上派人把我们的问题解决。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到了三天，湖北省政府就下了一个保护教堂的通令。我们所接触到的许多首长，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他们是诚恳的、坦白的、刻苦的、勤劳的。他们做事情是认真的、爽快的、敏捷的，没有半点官僚的习气。他们一面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一面也把政府的政策和态度坦白地告诉我们。也有的时候，他们供给我们一些我们所不晓得的关于基督教活动的情报。这些接触的机会都使政府和基督教团体彼此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由于这些接触，我们得到一些结论：基督教目前所遭遇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之所以发生，大部分是由于基督教本身的错处与弱点；即使这些困难的一部分是由于地方干部执行政策上的偏差，这个偏差也是有着客观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主要的也要由基督教本身负责的。我们晓得：地方当局是很诚意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解决地方上所发生的一切困难；但问题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单从主观的、片面的立场去做判断，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

为要建立基督教团体和地方当局间的关系，我们在南昌、长沙、武汉、开封，都请各该地方的基督教联合会推出五六位代表，与政府经常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他们的问题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而政府对基督教团体有所咨询或指示的时候，也可以由他们传达。我们回到上海以后，从各地方来信所报道的看来，我们所建立的这些关系，已经发生相当良好的效果。

三、政协意义的传达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至少有一次大会报告政协的意义与成就，请全城的基督教同道来参加。有的时候，这个会为着交通的原故，分两个或三个地方举行；参加的人数从二三百到一千多。虽然关于政协的消息，报纸上记载的很多，我们向基督教团体做报告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的报告是针对着基督教听众的问题和需要而做的。我自己的报告，经常地包括三点：一、政协是最具体的、最有力的统一战线的表现；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了基督教。二、《共同纲领》是最能适合目前中国形势的纲领。三、民主集中原则在政协会议及人民政府机构中的表现，和这个原则一般的应用。在报告中我有时也谈到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我所说的话，大致是与上面所说的话相同的。

刘良模先生因为在美国住了9年，对美国的情形很熟悉，所以除了报告对政协的一般印象外，又引用许多事实来说明美国怎样变成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为许多的基督徒，这个报告是新鲜的，这一个观点的介绍，开了他们的眼界，帮助他们消除了对美国的幻想。关于对美国的认识，刘君和我都着重地指出：反对美帝国主义，并不等于反对美国大多数的良善人民；也不等于反对这些良善的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的许多基督教同道，所曾给过我们，或继续给我们的许多帮助。

这个传达政协意义和成就的工作，我们相信，是收到相当的成效的。我们的报告使一般的基督徒更了解新中国所走的方向；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基督教在新时代中的地位和应有的努力。访问团的一切工作，都可以说是“桥梁”的工作，因为它一方面把基督教的具体情况和问题传达给政府，另一方面把政府的政策和态度传达给基督教人士。各地基督教同道和地方当局对我们的欢迎，证明了在目前的阶段中，这个“桥梁”的工作是需要的。

四、基督教革新的要求(www.xing528.com)

访问团在出发以前，曾通函有关地方的教会团体，请他们对下列题目先行分组研究，提出具体意见：（一）教会事工；（二）教会经济；（三）教会与差会关系；（四）地方教会团体的联合；（五）全国基督教会议。关于这些问题，虽然大家还是在摸索之中，不容易马上提出具体的意见，但是一般的趋向，是比较清楚的。现在简略地把这些趋向叙述出来。

第一，是自立、自养的问题。基督教从西方传到中国，已经有142年的历史，中国信徒的人数已达100万。中国教会自立、自养、自传的口号，在二十七八年前就已经提出来。地方的教会能够自立、自养的已经不少。现在时代转变了，我们应当把这个运动推进一步，使中国的基督教事业能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在最短期间走上完全自立、自养的地步。

第二，是教会经济的问题。现在许多基督教事业和全国性的基督教机关，还要靠外国差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的经济来维持。如果中国的基督教事业要自立、自养，我们就必须有步骤地去实现一个经济自给的计划。一方面我们要提倡中国信徒的捐输；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根据精简节约的原则，紧缩非必需的事业，藉以减少开支，同时我们也要极力提倡生产事业以开展经济来源。关于最后这一点，各地基督教团体都已经有了普遍的觉悟，例如：华北基督教联合会就在最近设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上海基督徒建设协会也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

第三，是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的关系。西国宣教师在解放后的中国，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他们过去的重要性；在一个短的时期中，他们对中国教会甚至是一个累赘。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后就永远不需要外国的宣教师。没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和灵性高深、学问渊博的人士，还是我们所需要的。至于差会对中国教会的经济援助，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中，还是需要的。但这种援助应当是无条件的；所谓条件，就是政治的条件。现在的世界已经清楚地分成两个对立的营垒；而解放后的中国，正是这个对立的焦点。因此，中国的基督徒和西方一般的基督徒，在彼此的关系中，就很容易发生思想上和见解上的矛盾。如果西方差会在援助中国教会的时候，企图从这个矛盾出发，去支配经济的用途，那是不幸的，也是中国教会所不能容许的。如果这种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教会就宁可另求开源节流的办法，更快地走上自我更新的道路。

第四，是教会的事工。基督教的主要工作，除了社会性的基督教团体，像青年会的工作以外，本来是属于灵性方面的；但是灵性的生活，却必须表现于社会的生活中。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和许多慈善事业，就是教会的社会生活的具体表现。在过去，基督教的社会工作做得不够，也做得不彻底。学校和医院是有过它们重要的贡献的，但它们以后的继续存在就很有问题，因为这些事业将来都应当完全由国家办理。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其他方面的服务事业，多半是枝节的，改良主义的，对于社会的基本改造没有多少贡献。基督教如果要在新时代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就必须在社会服务的工作上有更深刻更具体的表现。一方面，它应当配合政府的建设计划；另一方面，它也要发展自己的专长。如果它能在具体的工作表现上，取得教外人士的了解与同情，它目前所遭遇的困难必定会逐渐减少，它在新中国的地位，也必定会日益提高。

第五，是教会的团结与合一。由于宗派与信仰的分歧，基督教的力量是分散的。基督教不能团结就不容易克服它的弱点，战胜它的困难，更不容易在积极方面有特出的贡献。现在教会合一的要求是很普遍的。许多从西方传来的宗派，在新中国的环境里，已经失去它们的意义；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宗派的联合与统一，不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联合与统一，在事工上比在信仰上更容易。基督教向来就有所谓属灵和属世之分，同时也有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基要派和现代派之分；在新中国建设的艰苦历程中，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这种信仰上的分歧，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加显著。但是工作上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在我们所到过的地方，基督教团体在城市范围内的联合，事实上已经存在；湖南和河南两省，并且准备着成立一个全省的联合机构。在长沙和武汉两个地方，佛教和回教都开始与基督教联系；在北京和上海，也有同样的发展，这是值得欣慰的。

第六，是基督教全国会议的召开。在这新时代的起头，大家都感觉到基督教应当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藉以检讨过去，策划未来，一方面应付基督教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一方面负起基督教本身的时代使命。现在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主持之下，基督教全国会议已决定于本年8月19至26日在北京举行。在这个会议中，大家都觉得应当通过一个共同工作的纲领，通过一个表示基督教态度的对内对外的宣言。这是基督教一个划时代的会议，我们预祝这个会议的完满成功。

最后，我们要说到现在一般基督徒对学习的要求。一般基督徒对新时代缺乏认识，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造成目前基督教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现在却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许多基督徒因为要认识时代，就要求学习。学习小组的组织虽然还不普遍，但多数人都感到学习的需要；只要有适当的材料和领导，这个学习的风气，一定很快地就可以促成的。上海青年协会书局为应付这个需求，将出版一套“新时代学习丛书”，内容是介绍基督徒在新时代应有的知识，并讨论基督教当前的一般问题。我们希望：这是基督教新思想运动的起点。

五、旅行的观感

这次在一个月的旅行中，所见所闻都使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所到的都是新解放区，然而在解放后的短短时期中，地方上应兴应革的事，如剿匪反霸、生产备荒、确定劳资关系、保障雇工生活等，都已经有了适当的处理。江西省受战争的损失最大，人口从两千多万减到一千多万；江西湖南两省都有数十万过境的军队，给养的负担也很重；河南以土匪著称，还有不少潜伏着的反动力量；但是这些地方都很快地进入一个安定的状态，大部分的交通也迅速地恢复，种种建设事业也在积极进行；每一个大城市都已经开过一次或两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困难不是没有的；不但战争的疮痍还待医治，我们还要根据《共同纲领》，改造旧的制度，创造新的社会。在这个除旧布新的过渡时期中，我们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然而，在各个地方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顺利地解决的。从徐州到上海，我们本来要购二等卧铺，但结果只能购到三等卧铺。三等能有卧铺，已经出乎意料之外，更没有想到车子是完全新的，并且有暖气，这就使我们想到十几年前平沪路蓝钢车的黄金时代。不但破坏了的铁桥都已经有了临时的建筑，就是每一个破坏了的车站，也重新建造起来；这一切都给人一个积极勇进的、鲜明愉快的印象。官僚政治的旧时代是过去了，现在是人民民主的新时代，这个人民民主的政权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

六、其他地区的访问

除了华中区的访问以外，已故政协代表张雪岩先生曾于去年11月初到济南访问。在华东区内政协代表沈体兰先生、吴贻芳女士，及女青年协会蔡葵女士、基督教协进会潘玉呆呆女士，曾于11月1至4日到南京访问。12月7至11日有协进会的林永俣先生，及广学会的刘美丽女士到杭州访问；11月15至17日有沈体兰先生、潘玉呆呆女士，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蔡志澄先生到苏州访问。这几个地方的访问，性质同华中的访问大致是相同的。

还有其他地区的访问，有的是暂定了日期，有的还不能做具体的计划。现在把这些地区开列如下：

北京　1950年4月2至8日（暂定）

太原　4月11至15日（暂定）

西安　4月19至23日（暂定）

徐州　4月26至28日（暂定）

此外还有华南、华西、东北等区域，及其他多次要求访问的城市，因人力及时间的限制，暂时恐怕不能有访问团去访问，好在今年夏天将要举行全国基督教会议，即使访问团不能到每一个地方去，这个缺憾也多少可以得到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