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二百期(63)
《天风》已二百期了，这是一个值得提说的数目，特请《天风》创办人、现任“天风社”社长吴耀宗先生写了这篇纪念性的文章。
——《天风》编者
《天风周刊》现在已经出到二百期了，它是1945年2月10日在成都创刊的。我所以向当时的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提议创办这个周刊，有两个原因：第一，那个时代是中国抗战中最黑暗的时期，敌人的军队在大后方横冲直撞，威胁到战时的首都——重庆。一般的情绪与空气，是悲观，是失望，是疑惑，是徬徨。我觉得基督教的福音，在这时候应当起一种振奋人心、指示方向的作用。我在《天风》的发刊词上说：“在现在忧患交煎的时候，我们愿意同着读者，仿佛登了一个高山，仰观俯察，顾后瞻前，让天上飞来的清风，把我们混乱了的脑筋，吹得清醒一点，把我们迷糊了的视线，弄得明亮一点，把我们沉闷了的心情，煽得火热一点，《天风》的意义，如此而已。”
但我所以要创办《天风周刊》，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耶稣的福音，是永恒的真理，是人类在任何的时代都需要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又应当在一切时代和历史的演变中，被它表彰出来。(www.xing528.com)
尽管《天风》有着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从它出生以后，它就经历了无数的灾难。甚至它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便有人想用怠工的方法，给它打击，使它流产。还有些人为着思想和信仰的原故，批评它，谩骂它，给它制造许多谣言。这个初生的婴儿一直是在惊涛骇浪中生长起来的，但我一点没有灰心。我对自己说，也对爱护《天风》的朋友说：《天风》要活下去，《天风》应当活下去，《天风》有它对新中国的使命。
1946年的夏天，在日本投降以后，《天风》从成都搬到上海。就在那年8月15日，从第33期起，《天风》在上海复刊。从迁沪到解放前的两年多当中，因为受的打击太大，《天风》几乎夭折了。反对的焦点，是《天风》的“左倾”。因为《天风》是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所主持的，所以连这个主持者的本身也受到反对。1948年1月1日，为了使《天风》取得一个新的立场，并使它不致影响它所隶属的团体，这个刊物就在“天风社”这个组织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然而这并没有减少它基本上的困难。不满的情绪积累起来，终于演成一个大爆炸，这个大爆炸的导火线，就是我在《天风》1948年4月10日所发表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不只因为它提倡基督教思想的改造，也因为它牵涉到这些人所忌讳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为了使《天风》继续下去，我实际上是完全与它脱离关系了。
想不到，过了仅仅一年多一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时代转变了，人的思想也跟着逐渐转变了。客观的形势，把许多人主观的成见打破，使他们对过去的一切加以新的估价。在这时候，《天风》在基督教的思想界中，也取得了一个新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天风》所有的读者和一般同道，对于《天风》所一贯采取的立场有了完全的同意和拥护，在一个短的时间中，这样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相信：他们对《天风》至少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我认为是完全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态度，那就是：容忍的态度。这种态度，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不同之中，找出共同之点，在不同之中，保持彼此相爱的精神。这就是已故刘廷芳先生所说过的名言“不强求同，决心相爱”的注释。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在这种新的形势中，我们希望《天风》能够逐渐得到广大基督徒群众的拥护，吸收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批评，使《天风》变成他们自己所心爱的刊物。这样，《天风》就更能在新时代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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