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我到锡兰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亚洲领袖会议，会后就回到香港，在那里考虑我的行止。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是在国民党特务的恐怖下，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躲了一个星期；因此，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回上海。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位中共的朋友来对我说：中共中央当局希望我马上到北方去，同他们商讨关于基督教的一般问题。我答应了，但我有一些公私的事必须回上海处理。正在这时候，我接到青年协会总干事涂羽卿先生的电报，要我回上海去参加一个关于青年会会务的紧急会议。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派正在以和谈做备战的掩护，我估计在短期中不致发生严重的问题，因此，就在旧历年前飞到上海住了3天，又飞回香港。在香港住了一些时，2月16日就在一个半秘密的状态中，乘船到北朝鲜的镇南浦登陆。从那里，经过平壤和新义州，就渡过鸭绿江大桥，进入国境，那就是安东。在安东和沈阳住了几天，就在3月9日到了北平。不久以后，我和中共当局开始交换关于基督教的意见。后来——3月29日，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因此又请沈体兰先生做我的代表，经常与中共当局接洽。5月25日，我从欧洲回到北平，又与沈先生继续进行这件工作。在过去的5个月中，除与中共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当局商讨关于基督教的具体问题以外，我们又同基督教里个别的同道和团体有过许多次的谈话，开过许多次的会议。以下这一篇讲话，就是我自己根据我们几个月来的经验和感想，在北平和上海几次向基督教同道发表的。
转变期中的基督教
宗教传布自由，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普遍原则，这个原则是没有人能够抹煞或否认的。中共当局，无论是在公开的文告上，或私人的谈话中，都是承认这个原则，尊重这个原则的。但有不少的基督徒却发生了一个疑问：中共的主张宗教自由，是否只是一种策略，还是出于诚意？这种主张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自己的答复是：中共的主张宗教自由是诚意的。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论，根据历史唯物论的看法，宗教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失调，等到社会生活变成正常而合理的，宗教就自然会消灭。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果宗教还存在着，那就表示社会生活还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社会的不正常是因，宗教的存在是果；在这时候，如果不先治本，只求齐末，压迫宗教，企图把它消灭，结果反使宗教更加兴旺起来。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唯实的，只要宗教还存在着，还能发生它的作用，他们就承认它，给它应有的地位。他们对基督教是如此，对其他的宗教也是如此。
但我所以相信共产党主张宗教自由是诚意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目前所要建设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新政权的建立，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其他人民力量共同参加的政权。如果基督教的方向是同新民主主义一致的，它也应当是这个统一战线里面的一个成分。既是这样，宗教自由就不只是一个原则，也是事实上的需要了。
但是，共产党对宗教的承认和尊重是有条件的。如果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团体所传的宗教是反动的、迷信的，或是他们利用宗教，去从事反动的工作，他们是会被干涉的。“反动”的定义，是比较清楚的，至于什么是“迷信”，各人的看法就不同了。一个相信唯物论的人，是会把一切宗教都看为迷信的；一个“唯理”的宗教信徒也会把一个“唯情”的宗教信徒看作迷信。在信仰自由的原则下，所谓“迷信”的宗教，只能有一个定义，那就是使人陷于不正常生活的反社会的宗教。基督教里面某些“属灵”的教派，使人神经错乱、胡言乱语，就可以被称为“迷信”的宗教。
由于上述两种因素——宗教里面反动和迷信的成分，许多问题便发生了。“宗教自由”似乎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则，但目前中国复杂的形势，使得这个原则的应用发生许多困难。首先，现在国内流行着的有许多是完全迷信的低级宗教，例如一些所谓“教门”，它们是宗教，基督教也是宗教。不信宗教的人就不容易把它们辨别出来。何况基督教里面若干教派的迷信和这些“教门”比较，在本质方面未必有多大的差别。其次，基督教过去同封建力量和帝国主义的结合，是不容否认的。在天主教，这是明显的；他们反动的宣传，是公开的。基督教虽然没有鲜明的政治主张，但一般教徒的偏于保守，也是不容否认的。再其次，现在教会所宣传的福音，大半是“遗世独立”、个人得救的福音，这种福音，因为脱离现实，很容易与反动力量打成一片。在现在动荡的社会里，它当然会被一般要求改革的人们所轻视。这些都是从基督教自身所发生的困难。
还有许多困难，是目前客观环境所造成的。第一，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军事时期，应兴应革的事，都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在这样的时候，一切事情的处理，就不容易恰到好处。第二，因为军事的发展意外的迅速，广大的解放区域，处处都需要干练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又极其有限，这个人事的困难，就使地方的行政容易发生“偏向”。关于基督教的许多问题，都是由此发生的。第三，在新旧解放区里，已经实行的一些社会政策，例如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无例外地影响了一切的人，当然也影响了基督徒和基督教团体。这些影响，有时会被误认为当局对基督教特殊的处置。第四，基督教事业所有的设备，由于外资的协助，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现代化的。这些设备，像礼拜堂，有时只是间歇地使用。因此，在一个新政权来到，而物质条件又极其缺乏的时候，这些设备便成了占借的目标。
由于上述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在解放区里的基督教，便遭遇到不少的困难。许多教堂、教会住宅、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是被租借，或被占用；若干学校和医院，或被接收，或改公立，或因经济及其他困难而停办。教会活动有时受到阻挠，或被迫停止；《圣经》有时被没收；信徒有时被威胁，或受到必须放弃宗教信仰的暗示或警告。基督教人士面对着这些事实，便感到失望、惧怕、悲观；他们怀疑中共主张宗教自由的诚意，他们恐怕基督教在新政权下会遭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甚至不能存在。我觉得这都是“杞人忧天”。基督教遭遇困难，是事实；这些困难的大部分，不应当存在，也是一个合理的结论；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困难的发生，主要的是由于中国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状况！这些状况，是不会永久的；等到大局恢复正常，这些困难便会逐渐消失。苏联在革命后虽发生过反宗教的运动，那是由于教会在帝俄时代与反动力量的结合。现在教会和政府，已经彼此了解，完全合作。在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一样，除了少数与国外反动力量勾结者外，绝大多数都是拥护新政权的。在这些国家是如此，在中国也应当是如此。
但是，时代是进展了，一个新的环境，不许可基督教完全率由旧章，就是基督教本身，也应当有改革的要求。如果一切都恢复原状，那还算什么革命。基督教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它应当有新的认识，新的觉悟，新的主张。旧瓶不能装新酒；基督教也应当革除旧习，“披上新人”。
认识我们的时代
我们说：基督教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这个基本问题，我们现在关于基督教的一切观点，就都容易发生错误。我们现在的时代，简单地说，是“翻身”的时代，是人民解放的时代。所谓“解放”，是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与剥削中解放出来；所谓“翻身”，是要叫在底下的翻上去，在上面的翻下来。说的更正确一点，是要叫社会里没有“上”“下”，一切的人都得到平等的机会，平等的发展。
说到封建力量，它给中国人民所造的孽是数不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四大家族，和他们的特务走狗们，在暴虐恐怖的政策下把中国人民的血吸干，把他们的生命当作草芥。中国在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中，所遭受的巨大牺牲，都应当由他们负责。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封建压迫的历史。我最近在北平和沈阳看了两出旧戏——“荒山泪”和“九件衣”，这都是描写过去地主官僚对贫苦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我们看这两出戏的时候，都流出泪来。这是封建力量在中国历史里的典型杰作；它的现代翻版，就是现在在解放区上演的“白毛女”。这样与人民为敌的力量，无论在什么借口之下，是不应当再让它存在的。
说到帝国主义，它在近百年来所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与祸害，也是尽人皆知的。不平等条约是他们在刀尖下逼着中国接受的；军阀时期的混战，和三年来的内战，是它所挑拨利用的；中国所以变成半殖民地，就是它的赐予。在西班牙，在希腊，在印尼，在朝鲜，在许多其他殖民地和弱小民族里，假若没有帝国主义，反动的统治马上就要垮台。帝国主义就是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主动者，也是可能发生的第三次大战的挑拨者。同封建力量一样，它是与人民为敌的；同封建力量一样，我们必须把它打倒。
封建力量和帝国主义，就是今日中国两个主要的敌人；所谓“翻身”，所谓“解放”，就是要把这两个敌人打倒，让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平等自由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所未曾有过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是皇帝们的事，与老百姓无关；在任何的朝代，他们都要被压迫。现在，人民都做了主人，中国的历史已经揭开了新页。
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们的时代的特征；这个特征，决定了我们对它应当采取的态度，也构成我们在这时期中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我们应当悔改(www.xing528.com)
基督教是一个以爱相标榜的宗教。爱的涵义便是尊重人格，解除一切束缚人性的力量，使它得到自由的发展。这个爱的涵义，同现在时代“解放”“翻身”的潮流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我们忠于基督教教义，我们就应当对这个潮流表示绝对的欢迎。但为什么许多基督徒在这个新局面下又采取怀疑、观望，甚至反对的态度呢？我以为他们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反动，第二是无知。（请恕我用这些直率而容易引起反感的名词！）
基督教里面的反动力量，就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依附帝国主义，与他们一体的官僚买办。国民党反动派里面孔宋两大家族，就是这个力量的代表人物。欧美托拉斯的大亨们，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当然也是属于这个集团的。在这个集团里面，未尝没有明了历史趋向和世界大势的人，但由于个人利害的关系，他们是必然地走上反动的路的，因为“翻身”是会把被压在他们底下的人翻上去，把他们自己翻下来。
其次是无知。一般的基督徒平常很少与外界接触；除了《圣经》以外，也不大看别的书。由于基督徒的唯心趋向，他们常常把事物孤立起来，在一个狭窄的观点下，高谈阔论而不切实际。在抗战的时期，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般基督徒的思想是比较清楚的。他们要抗日，要打倒法西斯主义，他们宁可饿死，也不肯做汉奸。现在，法西斯国家是被打倒了；然而，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却使他们迷糊起来。过去共同打倒法西斯的集团，忽然分裂，变成两个对立的阵营。这两个阵营，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保守的。从基督教教义的立场说来，基督徒应当参加革命的阵营，但因为他们对目前的时代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们就很容易投到保守的阵营里去。
基督徒为什么缺乏认识，为什么过去他们比较清楚的思想现在又模糊起来？我认为这是由于下列的几种原因。
第一，革命的阵营要改变现状，保守的阵营要维持现状。基督教所以容易投入保守的阵营，就是因为它同“现状”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而它所以怀疑和反对革命的阵营，也正是因为这个阵营要改变现状。在大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般基督徒几乎把蒋介石当偶像去崇拜；又因为孔祥熙是个财神，许多基督教大学都请他做董事长；直到这个反动集团日暮途穷的时候，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督教领袖在国内外替他效忠。中国教会和教会事业的人才经济，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从英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这个因素，就直接影响了中国基督徒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上面所说的事实，便构成一般基督徒眼中的“梁木”，使他们看不见历史发展的真理，和时代演变的意义。
第二，我们基督徒常常缺乏历史的眼光，不肯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从而对它取得一个正确的认识。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在一个真空里发生的，它总要或多或少地负着历史的重担。在某一时代所种的因，就会在另一时代结了果。中国过去的社会，充满了压迫与残暴；中国现在的社会，是被一个根深蒂固的反动力量统治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翻身”，“要解放”，就不能完全避免革命的手段，正如一个患盲肠炎的病人，没有法子不用手术的治疗。然而，因为基督徒向来偏重“绝对”的看法，忽略历史的定律，他们就很容易把革命的手段当作“以暴易暴”，以为它是违反基督教爱的教训的。从“唯爱”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批评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他们主张绝对的爱，而他们的信仰和行动是一致的。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是不主张唯爱的；在许多的场合里，他们也主张使用暴力，因此，他们就没有资格去作这个批评。一个反对“以暴易暴”的人，他所真正反对的，也许不是“暴力”，而是现状的改变；反对“暴力”，也许只是一个托辞。
更可惜的是：当我们反对别人使用革命手段去改革社会的时候，我们自己并没有提出一种更好的办法，而结果就等于我们主张维持现状，那就是说，维持现社会里已经存在着的许多有形无形的暴力，让人民痛苦下去。我们标榜着绝对的爱，然而，我们没有实行这个绝对的爱。我们甚至没有实行相对的爱，因为相对的爱是讲公道的，是不拒绝以相对的手段去追求绝对的目标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从基督教超然的立场去检讨现实，判别是非。如果我们能够以历史的眼光、同情的态度去批评别人，这种批评是有价值的，也是容易被别人接受的。否则，批评就变成求全责备、吹毛求疵。
第三，我们对共产党缺乏认识，许多人以为共产党主张“唯物”，就是提倡物质享受；注重物质，就是抹煞灵性，这就与基督教心灵为主的教训背道而驰。这种见解也是完全错误的。“唯物”并不是“物质享受”，这是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晓得的。至于基督教它究竟是不是完全注重精神，忽略物质的呢？我以为不是的。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这就是说，人活着也靠食物。这个道理同唯物论的主张，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唯物论并不否认精神的现象，然而正像耶稣一样，它不把精神和物质分开。把物质和精神分开，就是流行的基督教致命的弱点；这样的基督教，基本上是背叛了耶稣的教训的。
也有许多人说，共产党只讲斗争、不讲爱人，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共产主义解放人类的使命，就是一件至高无上的爱的工作。这件爱的工作不只关系集体的人类，也关系个别的人。共产党领袖之一刘少奇在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指示和勉励党员的话，有许多与基督教的教训没有多大分别。被纳粹统治者处死的捷克共产党员Julius Fuchik所写的《绞架下的笔记》，也充满了对人类和对朋友的爱。半年前，我从香港经过北朝鲜到东北解放区，同行的有十几个人。到了平壤，我们就被招待到一个中共的办事处，在那里我们享受丰美的饮食，和舒适的住处。当我们踏进客厅坐下的时候，一位女同志便用亲切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到了家了。”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他们常常说这句话；这就使我们忘记身在异国，感到非常的快慰。的确，我们是到了家了。在蒋管区里，我们天天在恐怖中生活着；现在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这就是人与人间的爱。如果我们说共产党没有爱，那不过显示我们的无知而已。
基督教与新时代
在内战期中，一般基督徒所持的态度，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对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力量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并不一定赞成国民党，但他们认为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的坏，或比它更坏。这种态度当然是错误的。基督徒所持的另一种态度，就是冷眼旁观。他们自以为是超然的、中立的。如果有人批评国民党，他们马上就说：共产党也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如果有人赞美共产党，他们就同样地指出国民党过去的贡献和它里面的优秀人物。对于苏联和美国也是一样。他们以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好或完全坏的，也没有一个政党或个人是完全好或完全坏的。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的好坏，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这一个“超然”的看法，似乎完全符合基督教的教义，但如果我们把它审查一下，我们就晓得这只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形而上的看法。中国的现状，就好比一个着了火的房子。右边的一群人是放火的，左边的一群人是救火的。我们站在旁边的人，如果还有一点人性，就应当毫不迟疑地去参加救火的队伍。所谓超然者的态度，却与此相反。他用神学家的眼光，对这个紧急的场面做一个冷静的分析；说：放火是不好的，但放火的人未必是完全坏的；救火是好的，但救火的人也未必没有一点坏处。他自己不去救火，反而把放火和救火两种行动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使善恶的评判变成毫无意义。这种态度，表面上似乎“公正”，其实是虚伪而残忍的。
那么，一个基督徒在今日的时代，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与它合作，去完成时代的使命。我们这样的做，并不是“迎合”潮流。如果时代的潮流是错误的，我们就应当毫不迟疑地反对它，做“中流砥柱”。但如果这个潮流是对的，我们就不应当对它采取反对、批评、怀疑的态度。我们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并不是对它投降；我们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们赞成这个潮流的总的方向，然而，当我们发现它里面的“偏向”或“回流”的时候，我们还是负有责任，应当把它改正。在这时候，常常有基督徒要问：什么是基督教特殊的贡献，好像基督教所做的事必须与众不同。如果我们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这岂不是叫基督徒与别的人毫无分别。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见解。耶稣要我们做面酵，做光，做盐；他没有叫我们创造另一个世界，而是叫我们在现世界里发生救世化人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个道理，我们便会在面前的新环境里徬徨，无所适从。
最后，我们应当有一个远大的眼光，把握住时代的动向，勇毅前进，而不为一时的艰难挫折所困扰。有许多人对解放后的中国，抱过高的期望，以为共产党有变戏法的本领，可以马上把人民的生活改善，马上把一切不良的现象革除。但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经过八年的抗战，三年的内战；国民党把人民的脂膏吸尽以后，留下来的是一个破烂的包袱。自从上海解放以后，他们更在帝国主义支持之下进行封锁与轰炸，用以遮掩他们穷途末路的窘状。这是解放后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后一个难关。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必须坚决奋斗，把中国从依赖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地位中解放出来，走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大路。在二十几年的革命中，许多巨大的困难都胜过了，目前的困难实在不算什么。苏联在革命以后，也经过帝国主义的封锁，但苏联终于把这个封锁粉碎了。今日的中国，比较昔日的苏联，是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而帝国主义今日的力量，比较30年前也更加削弱。因此，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具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把它克服。
就以上海而论，它本来是一个繁荣的都市，但经过国民党多年的剥削，它已经憔悴不堪。现在，解放后的两个多月，由于上述的原因，上海的市面是更萧条了，失业的人也加多了，一部分工商业界几乎濒于绝境。有不少的人以为这些困难，都是人民政府所带来的，因而对整个中国革命发生了怀疑与悲观。他们没有晓得：上海过去的繁荣，是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双重剥削上的畸形产物。像一个人身体上的瘤，它是必须割去的；把瘤割去以后，上海才能变成一个真正健康而繁荣的都市。上海目前的困难，就是割瘤的时候所必须经过的痛苦。我们看一件事情，不只要用显微镜去视察它的毛病，也要用望远镜去发见它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如果我们只用显微镜去观察事物，我们是一定要悲观的；只有在望远镜的远景中，我们才能看见我们迂回曲折，然而却是四通八达的出路。
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如果中国的基督教在这个新时代中能够采取一种积极前进的态度，中国基督教的前途也应当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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