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回顾与前瞻

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⁵²⁾

创始时期

“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这个名词的被提出来，是在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平举行扩大会议的时候。在这以前，全中国已经有许多基督徒学生团体，但它们都还不能被称为一个“运动”。中国最早的学校青年会是在1885年产生的，一个是福州英华书院的青年会，一个是北通州潞河中学的青年会。在女校方面，最早的是1890年成立的杭州弘道女中的女青年会。在这三十余年当中，它们同城市青年会虽曾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也曾举行过若干次全国性的大会，但它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意识的自觉的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平的召集，却给中国基督徒学生带来一个新的动力，新的精神。那时候，我自己正担任着北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的职务。在同盟大会以前，我们在北平从事学生工作的几位中外同道，已经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这个题目作过多次的商讨；大家都觉得同盟大会将有几十位中国代表出席，这正是发起这个运动最好的时机。我们商定了一个提案，预备在大会中召集一个中国代表的特别会议，在那里把它提出来。这个提案的原稿，许多年以后，还在北平青年会学生部的档案里面保存着。原文我已经忘记，但内容是提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需要和特点——以学生为主体、全国性、不分宗派、不分男女。在那次特别会议中，我被推为这提案做一个说明。出席的中国代表，对这个提案都表示赞成，并委托男女青年会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1926年，青年会及学生立志证道团在济南同时举行全国大会，议决请男女青年会及学生立志证道团合派代表15人详细讨论此事。次年，此三机关的代表于南京集会，即自动组织“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筹备委员会”，并规定学运的宗旨为“本耶稣精神，创造青年团契，建立健全人格，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创立上述那个统一的、自主的、不分宗派性别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

学运意识蓬勃时期

从1922到1925年是学运意识的酝酿时期；从1926到1936年，这十年间是学运意识的蓬勃时期。学运的问题为什么会在1922年被提出来呢？世界基督教同盟大会的刺激，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也是新文化新思潮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中，基督教深深地受到这股时代潮流的影响。1920年在北平产生一个以提倡基督教新思想为目的的“生命社”。“生命社”创办了一个《生命月刊》。不久以后，又有少数基督徒同道创办了一个《真理周刊》，以短小精悍的文字，发扬基督教的革命精神。1922年中国基督教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会，产生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北平的学生工作方面，男女青年会及教会在世界学盟会前的两三年，便已组成一个合作的团体叫“北京基督教学校事业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可以说就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雏形。在它里面，有各校同学代表所组成的“学校代表团”，联合会的委员会里面，也有他们的代表。在全国学生事业当中，北平的学生工作所以能够有坚强的组织，显出蓬勃的朝气，就是为着这个原故，而学运问题所以在北平提出，也是为着这个原故。

还有一件事给了中国学运一个重大的影响，那就是1925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学生筹备会的产生，是在1927年，而地点是在大革命后的首都——南京。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全国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地期待着未来的光明。在上面所说的那个学运目标原文里面，在“建立健全人格”和“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这两句话当中，还有“实行革命”这四个字。后来——也许因为谈革命不合时宜——这四个字被取消了。

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曾经举行过许多次的会议，这些会议都是以组成这个筹备会的学生为主体的。在1931年9月，筹委会在北平卧佛寺举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扩大会议，在那次会议里，除了讨论一般问题外，他们还规定了一个学运同志公约。公约共有6条：每日必有灵性修养，实行俭朴生活，锻炼健全体格，尊重两性贞操，言行真诚，严守时刻。（后来又加上“提倡合作精神”一条。）在这一个时期中，筹委会所注重的是学运意识的提倡，地方单位的巩固，和学运分子自身的训练。筹委会成立不久以后，就有了一个机关报——《微音》月刊。

学运筹备的一个新阶段是1933年8月在上海沪江大学举行的学运团契大会。该大会决定由出席的13个区联男女代表150人，自动发起组织一个“中国基督徒学生全国临时总会”。总会成立以后，原来的筹委会便自动解散，全体委员分别向男女青年会及立志证道团辞职。在这一个时期中，大家的思想已经从自身的组织与训练，转到社会服务和国难的应付。团契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乡村改进、国货运动、和平运动。后两种运动是与国难有关的：提倡和平就是团结对外，提倡国货就是抵制日货。后来，总会更提出一个鲜明的口号，要大家参加救国运动。临时总会第四届执委会有一篇宣言说：“我们不但同情于全国学生救亡运动，并且愿意积极的继续参加；我们更愿牺牲一切，从事于解放民族的反帝抗日的斗争！为实现上述的主张起见，我们要发起及参加救国组织，实行唤起民众的工作，提倡不合作运动，实施战时服务训练，实施非常时期生活训练。”

团契大会的前后，是学运意识最蓬勃活跃的时期。临时总会设立了3个专门委员会——乡村改进委员会、社会改造问题研究委员会、国货促进委员会。过了几个月，又由临时总会执委会委派了一个信仰与使命研究设计委员会。关于该会的组织，总会成立了各学联联席代表大会，为该会最高机关。在它底下，有常务委员会，和它所委任的经济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宪章起草委员会、地方团体促进委员会。此外，总会又成立了一个干事部和一个顾问部。为要充实学运的构成分子起见，总会拟定一个在校同学的“学运团契”组织纲要，并组织一个“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毕业同学团契”，把曾参加过学运的已毕业的同学和协助学运的领袖们联系起来，以作学运的支柱。各个委员会都有了相当的工作和成绩，尤其是关于信仰与使命研究和宪章的起草。连学运的徽号，也有了详细讨论和设计。临时总会的计划是要在1936年8月18至25日在苏州和上海召开基督徒学生全国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

学运难产的症结

1936年召集全国大会的计划，并没有实现，而这问题就一直搁到现在。在这12年当中，学运所遭遇到的困难，我们可以简略地说一说。第一个困难是国难所给予的。1936年已经是抗战的前夕，全国救亡意识非常蓬勃。在这时候，基督教以外的学生，已经有了全国救亡团体的组织。本来在这时候，基督教学生运动，也可以利用时机，把自己组织起来。但后来因为与学运有关的几个基督教团体，对学运组织问题，发生了分歧的意见，全国大会便不得不延期举行。到了第二年——1937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在这时期中，兵荒马乱，学校流亡，生活艰苦，大家所需要的，是物质的救济，是精神的鼓舞。在这样的时候，成立一个全国性有系统的组织，是不可能的，也许是不需要的。但学运最主要的困难，却是上面所说的那个内部的问题，让我们把它简略地叙述一下。

学运问题之所以被提起，是由于“学生自动”的要求。学生自动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就要有学生自己的组织。但这个要求便引起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学运与立志证道团和男女青年会的关系。立志证道团不久就无形中消灭了，我们不去说它（后来临时总会改与中华基督教会及全国总会及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接洽）。女青年会对这问题，除了赞成学运一般原则外，没有表示什么坚决的意见，我们也不去说它。但学运对青年会的关系，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在历史方面，学生和青年会，有着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的第一个青年会是学校青年会，而不是城市青年会；青年会全国协会是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所共同组织的；过去的青年会全国大会也是市会和校会联合举行的。由于这个历史的关系，问题就发生了。提倡学运是不是叫学生脱离青年会呢？如果是的，那是对双方一个极大的损失。青年会需要学生，没有学生，青年会中的“青年”就失去一个主要的成分。同样地，学生也需要青年会，因为青年会有严密的组织，有雄厚的人力物力，也有学生团体所缺少的固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在原则上，大概没有多少人主张一个与青年会完全脱离关系的，像英国和印度那样的基督教学生运动。但是，如果学运是要与青年会保持密切的关系的，这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关系太过密切，那就会影响到学生的自动与自由；如果关系太过松懈，那又不能达到学运与青年会互相补充、互相帮助的目的。为这个问题，双方费了很多的时间，也伤了许多的脑筋。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学运特刊》打开来看，就会发现各方面所提出的一个一个的图表。他们企图使学运单位和学运本身，对男女青年会和立志证道团发生一种恰到好处的关系。但是无论怎样设计，彼此还是不能完全满意，彼此还是多少地相互存着一种惧怕：在学生方面，他们是惧怕这个联系限制了他们的自主自动；在青年会方面，他们是惧怕学运的成立，会使彼此的关系日趋淡泊。但因为大家对这问题已经用过许多思想，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关系，最后也许能达到一种协议，决定一个为各方面所满意的组织方案。

在抗战期中，学生工作转变到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学生救济和偏僻大学区工作的创立。男女青年会学生干事的力量，都集中到这一方面。这是一件很具体，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各地的基督徒学生，虽然还是有他们的组织和活动，但这都不过是地方性的，没有区域和全国性的联系。唯一的例外，就是1939年8月间在昆明举行的各地学生代表会，出席这一次会的，有8个学联的代表共30余人。这个会提出了四个口号，那就是：认识时代、认识宗教、立志献身、国际友谊，希望它们能成为各地同学努力的目标。但因为战事越来越紧张，推动越来越困难，这四个目标所代表的宏愿，就没有法子实现。(www.xing528.com)

战争结束后的学运

1945年8月，“胜利”的消息，从天而降。大家虽然欢喜，却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持久之战，想不到日寇这样快就投降。在这时候，许多人，尤其是在沦陷区的，都抱着一个很高的期望，但他们很快地就幻灭了。胜利没有带来光明，反而加深已经存在的黑暗，因为由受降问题而引起的纠纷，不久就演成遍地烽烟的内战。因为有内战，所以就有反战运动，而这个运动，主要的是学生所领导的。反战运动，引起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惨案，这惨案又激动了许多城市学生的抗议、罢课、请愿、游行。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和学生团体，推举代表到南京为和平请愿，当天就发生下关血案。1947年5月，南京学生因“反饥饿”游行，又发生“五二○”惨案。这个运动，不久就蔓延到全国。他们最初所用的口号，只是提高教育经费，改善学生生活，保障人民自由。这几个口号都是与学生切身问题有关的。但后来他们的眼光转移到内战问题上去，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内战，就没有这许多困难；没有内战，中国就可以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道路。

有不少的基督徒学生，参加了这个学生运动，但他们没有拿团体的名义来参加，即使有，也是例外。基督徒学生还没有恢复过去全国性的意识，也还没有形成一条共同的路线。在这个自身的困难以外，新的局势又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客观的困难，那就是思想上的困难。

为什么会有思想上的困难呢？那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所要应付的，主要的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政治问题，在许多方面，又与党争问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基督教向来是以“超然”自居的。所谓超然，就是不偏不倚、无党无派。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是可能的，也是应当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学生运动对政治问题不能不有所主张，如果这个主张和某一方面的主张相同，这就会被人认为是被这一方面所指使的。过去的学生运动，所以常常被人怀疑，就是为着这个原故。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在学生运动里面，的确存在着党派的关系与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许多基督徒就怀着一种惧怕——怕被牵入“政治漩涡”。他们觉得政治是黑暗的、龌龊的。由于这个惧怕，一般基督徒学生便陷于一种困难的、消极的，似乎是麻木的状态。他们未尝没有正义感，他们未尝不想有所表示，但他们既有所惧怕，而现在的局面，又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局面，他们就宁可洁身自好、清静无为，虽则这会使他们的良心不安，使他们徬徨苦闷。

世界是在火焰中；社会的斗争，越来越厉害，世界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而基督徒学生所面对的困难，也将要越来越多。我们究竟应当走哪一条路呢？我们要怎样才能把耶稣整个的福音——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和平福音和革命福音——在这大时代中充分地发挥出来呢？

学运今日的使命

今日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与其说它是一个在混乱中的世界，毋宁说它是一个在变革中的世界。所谓变革，是一个有目的、有方向的变革。究竟往哪里变，要变成什么呢？当然是要使现在痛苦黑暗的世界变成民主自由的世界。这是一个物质的问题，也是一个精神的问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也是一个灵性的问题。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也是一个艰苦的使命。在这一个任重道远的使命中，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究竟应当做些什么？可以做什么？

首先，在这变革的时代里，我们应当不惮烦地强调耶稣的教训：“你们要认识真理。”现在一般基督徒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故步自封”，存着牢不可破的成见，不肯把视线展开，以广阔新鲜的观点看看世界的动向，听听别人的言论。一个基督徒无论怎样的虔诚，如果他不肯虚心，不肯把真理当作导师，听候它的指示，服从它的命令，他将会变成褊狭自是，把局部片面的东西当作真理。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中，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一件可怕的事。

根据上面这个说法，我们对许多问题，就可以抱一个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只问是非，不问“左”“右”。是非看清楚了，我们便要有所主张；如果我们的主张，触犯某一方面的忌讳，遭受某一方面的猜疑，我们就只有抱着“为真理作见证”的精神，付出应有的代价。这就是先知的精神；先知的福音消灭了，基督教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参加学运的分子，不一定要摇旗呐喊，不顾现实。就是耶稣自己，在时间没有成熟的时候，也要“驯良像鸽、灵巧像蛇”，避免与敌人作正面的冲突。但在另一方面，一个服膺耶稣的人，不应当瞻前顾后，畏尾畏首，太过为自己的利害打算，而不敢喊出内心迫切的呼声。至于我们应当说什么话，作什么主张，那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按照客观的情形，和信仰的指示去决定。

还有一个问题，是常被提出的。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的运动既然是基督教的运动，那么我们对于一切的事情，都应当有一个“基督教”的看法，我们一切的行动，也应当是“基督教”的行动。从表面上看，这个说法是名正言顺，无可非难的。基督教对许多问题都应当有一个特殊的看法，要不然，基督教就无以别于其他的信仰和思想系统。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态度，机械地用逻辑的方法，一直演绎下去，那就会变成基督教八股。比如说：饮食睡眠、呼吸运动，这是人类所共同的，难道在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基督教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吗？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的生活方式，有它们的差别点，也有它们的共同点，我们固不应当强求其同，但我们也不一定要标新立异。大众要求和平民主，我们也应当要求和平民主；大众要求团结统一，我们也应当要求团结统一。我们的目标，至少在目前的阶段，是和别人相同的；我们做事的方法，也不一定和别人有什么大的分别。但我们对事对人的精神态度，却应当有它们特殊之点，那就是：仁爱、和平、喜乐、希望、饶恕、谦卑这种种基督徒的美德。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们却是人所以为人的要素与生命，正如一个车轮的轮轴，它的功用并不表现于行动，然而没有它，行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关于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使命，我们与其说是要创造一套特殊的事工，毋宁说是要以基督教的精神，去参加一般的事工。别人吃饭，我们也吃饭，但我们吃饭的时候，应当感谢上帝。别人谈民主，我们也谈民主，但我们的民主，应当有一个更深更广的涵义；我们不只要有经济和政治的民主，我们更要每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我们不能离开世界，我们应当进入世界，在那里，我们应当作面酵，作光，作盐。这才是耶稣教训的真谛；这才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大道。时代在急剧地进展，让我们本着耶稣坚贞不拔、柔和谦卑的勇毅慈悲精神，迎头赶上，迈步前进。

在最近的将来，为要恢复学运意识，为要促成学运组织，为要研究学运的信仰与事工，我们有许多应当做的具体工作，这就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所以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