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唯物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白(48)
在过去30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的转变:第一次,我接受了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我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这是一段颇有意思的思想历程,现在为要向读者领教起见,我就把它简略地叙述在后面。
是30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位美国朋友的家里,初次读到《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这三章书好似把我从睡梦中震撼起来。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一个崇高伟大的人格:尊严、温厚、深刻、锐利——他把握了我的灵魂,他几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以后,我快乐我欢呼,我感动到流泪,我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异象说:“主,你是我的救主!”
《登山宝训》究竟给了我什么呢?在陶醉着的当时,我是无法理解,就是在30年后的今日,我还是说不出来。如果逼着我说,我就只有勉强用几句包罗万象,却是辞不达意的话,来描写它说:《登山宝训》给了我一个满意的人生哲学:追求真理,不计利害,精诚相爱,达己达人。《登山宝训》是教训,然而它不只是教训,在它背后,有一个身体力行的人,那就是耶稣。这几章书所以对我有如此的力量,就在于此,而耶稣之所以成为伟大,使我不得不称他为“救主”者,也在于此。
然而问题来了。在《圣经》中,《登山宝训》是最明白浅易,而没有神秘性的一部分。《圣经》的其他部分就不然了:它有神迹,有离奇的寓言,有神怪玄妙的思想。在福音书中,在记载同一事件的时候,还有互相出入矛盾的地方。除了《圣经》本身以外,基督教神学还有一套直接地或间接地用《圣经》引申出来的信仰——道成肉身,童贞女生耶稣,复活,三位一体,末日审判,耶稣再来,等等。这些都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信仰。牧师们也承认它们是不可理解的,但他们却说:“只要相信,慢慢就会明白。”我对于这些信仰,无论怎样勉强自己,始终不能接受。原先吸引了我,使我相信基督教的,是《登山宝训》,是耶稣平易浅近,而没有神秘色彩的教训。至于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不感觉对它们的需要;我认为不信它们,对于我的宗教信仰,并无影响。但有两样东西,我却认为非把它们彻底地弄清楚不可,那就是:上帝的存在,和祈祷的意义。这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因为耶稣的教训,是建筑在上帝的信仰上面的,而上帝在耶稣的生活中是不可须臾离的。耶稣又是常常祈祷的;祈祷是他的家常便饭,是他的呼吸,是他脉搏的跳动。没有上帝,没有祈祷,就没有耶稣。没有上帝,没有祈祷,当然也就没有《登山宝训》。如果我不能把这两种信仰弄清楚,无论耶稣的教训是怎样地动人,我就不能相信耶稣,不能相信基督教。
我的接受基督教,是在1918年的初夏,再过一年,就碰到五四运动澎湃的浪潮。“五四”的第三年,就是弥漫全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人民的鸦片”,这些口号,震荡我的耳鼓,搅动我的心灵。“帝国主义走狗”那个罪名,我倒不在乎,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晓得其他许多基督徒和外国宣教士们,也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人民的鸦片”这个尊号,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挥之不去。基督教是不是迷信?是不是“赛先生”的敌人?是不是统治者愚民的工具?这些问题好像给我下了一个哀的美敦书,说:如果你不能解答,你就得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一个摸索的时期,苦闷的时期。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了好几年之久。
“九一八”以后,日寇的大炮又一度把中国人民轰醒了。继“五四”运动而来的,是另一股澎湃的浪潮,那就是辩证法唯物论,和新兴的社会科学。“五四”后的反教运动对基督教的批评,并不深入,因为“五四”带着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而基督新教又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产物,他们本来就是一家的人,即使吵吵闹闹,不久也就过去。唯物论和社会科学就不然了。唯物论是无神论,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一句话,又是唯物论者经验之谈。所谓社会科学,基本的就是社会革命的科学。革命就是把现状革掉;现状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两百年来,有组织的基督教是和资本主义结成不解之缘的,如果资本主义发生什么问题,基督教也就会有唇亡齿寒之感。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教信仰,是否还能站立得住?这于我是一个不能不求解决的问题。
经过一个长期的思想与研究,我忽然得到一点光明。我曾经在美国念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关于基督教各方面的思想,我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我念书的学校,在当时是被认为思想最前进的一个神学校。20多年前,美国曾有过一场关于“现代派”和“基要派”的激烈的争辩。所谓基要派,就是专重信仰,不管理智,认为《圣经》里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一种派别。所谓“现代派”,就是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派别。我念书的神学院,就是属于“现代派”的。然而所谓现代派,基本上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思想的范畴,它还是把基督教和其他派别的思想,特别是唯物论,看成两个清楚地对立的营垒。因此,现代派的思想,还是不能解决我所感觉到的基督教和唯物论的冲突与矛盾。在这当中,有一个时期我一方面是彷徨苦闷,对基督教发生基本的怀疑,另一方面,我却极力地排斥唯物论,极力地反对从唯物论演绎出来的一切运动,和它们里面的人物,把它们看作洪水猛兽,看作邪说异端。
然而光明终于来到了。我发见基督教和唯物论,并不冲突,不只是不冲突,并且可以有互相补充之处。我所以能够得到这个结论,一方面是因为我对于基督教若干基本的信仰,尤其是关于上帝和祈祷的问题,曾加以一番长期的、深刻的思索与探讨,和不留余地的批评,另一方面,我又开始研究唯物论、社会科学,和以它们为出发点的许多关于社会、国际、经济、政治的问题。我对这些题目,不敢说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是,正如我对基督教一样,我可以说,我对它们的基本思想系统,也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我得到以下的一个结论:上帝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但它却代表了人们在宇宙间所接触到、体验到的许多现象、事实,和藉着这些现象与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同时也是支配着、贯彻着这些现象与事实的,许多客观的力量与真理。从动的观点来说,它们是力量。从静的观点来说,它们是真理。其实这是同样的东西。这些力量与真理,本来是繁复而万殊的,然而无论从哲学、科学或人类心理的观点来看,这许多力量和真理都是统一的、一元的,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息息相关,互相联系的。因此,我们的宇宙是一个(universe)而非多个(multiverse)。这个一元的东西,有人称之曰“自然”,也有人称之曰“天”,曰“道”。哲学家们所给它的名字,更不可胜数,而宗教家却把它人格化、情感化,称之曰“神”,曰“上帝”。宗教家所以把它人格化、情感化,就是因为人是人,是情感的动物,有情感的需要。正确的信仰和迷信的分别,就在于信仰的人,怎样去应用宗教里这个情感的因素。迷信的人们,是把主观的愿望投射到客观的现实里去,想叫客观迁就主观。因此,在冷酷的现实里,他们可以幻想出一个天堂,幻想出来世的安乐。这样的信仰,的确是“人民的鸦片”。一个正确的信仰,则恰恰与此相反。它所相信的上帝,是客观的真理,是人生的主宰。真正信仰上帝的人,应当永远虚心地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耶稣受难前夕,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不要成全我的旨意,只要成全你(上帝)的旨意”,就是忠于上帝,服从真理,为真理牺牲的大勇精神。在这样的信仰里,情感所发生的作用,就是生活的支持,尤其是逆境中的生活的支持。十字架是残酷的,然而十字架是真理。十字架的痛苦是暂时的,而十字架的真理却是永恒的。十字架的痛苦可以有一时的胜利,然而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十字架的真理。这就是生活的力量,这就是在艰苦黑暗的环境中,能够使人坚忍奋斗,而无所顾虑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从历史、从自然、从社会的法则,发见这个真理,找到这个力量的,不管他们是否信仰上帝,本质上他们已经是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我说这是正确的信仰,因为它所信仰的上帝,虽然只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或名词,但这个概念的内容,这个名词的涵义,却可以因为客观事实体认的进步,而随时的得到修正。《圣经·旧约》的耶和华,是具有人性,具有喜怒哀乐,能够欣赏人的燔祭的称族之神,而耶稣的上帝,却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全人类的天父。不是上帝改变了,是人的概念改变了,是人的知识进步了。
这样去了解上帝,他当然只是冷静的理智所提供出来的抽象的上帝,而不是一个热情的宗教徒在祭坛上恳切地向他呼吁的活生生的上帝。这两个上帝是不是一样的呢?当然是一样的。让我用个比喻来说明。我们说人有一个“心”,这与我们说宇宙间有一个“上帝”,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用理智去分析这个“心”,我们就会晓得: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地发见,和全体地把握的一个客观的实在,因为人体内的肉心,并不就是这个“心”,真正的“心”,只是我们所假定存在的一个人的身体里边那个统一的因素,或者说“中央政府”。这个东西虽然不能直接地观察,而只能藉着外表的言语、行动和表情去了解,但是,在人与人的交际中,我们常常可以直觉地体认到这个“心”的存在,体认到这个“心”的性质,从而判断它的“好”“坏”。这个体认,不一定要经过理智的分析。同样地,在一个伟大的人格里,在一个壮烈的场面里,在一个美丽的风景里,尤其是在我们独对万象、内心宁静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可以不必经过理智的作用而直觉地体认到上帝的存在。这个上帝,就不是哲学家抽象的上帝,而是富有情感,具着威严的宗教徒的上帝。宗教同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因为艺术喜欢把自然情感化,甚至人格化,而宗教的崇拜对象也是情感化和人格化了的,贯彻着宇宙万事万物的力量与真理。情感化和人格化并不否定艺术的美;情感化和人格化当然也不应当否定宗教的真。
关于祈祷的问题,我也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在一个不信宗教的人看来,祈祷是非常神秘,非常迷信的。祈祷假定一个可以应允人的祈求的对象——上帝;它又假定上帝应允人的祈求,是可以超乎自然法则的。这样一来,祈祷似乎就等于幻术。但真正的祈祷,却不是幻术,它是一个很有道理、很有意义的修养方法。根据上面的解释,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从人所能体认得到的方面来说——就是真理,而真理又是弥漫着宇宙,随时等着人去发见,随时向人显示的。所谓祈祷基本上就是一种渴慕上帝——也就是渴慕真理——的态度。在祈祷的时候,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空虚与无能,于是他以谦卑的心情,作诚恳的呼吁。他要看见远象,恢复能力,寻求出路——不是叫客观的事实,俯就主观的愿望,而是叫主观的愿望服从客观的要求。祈祷好比一盏电灯,宇宙的真理,好比与电灯联结的那些电线中的电流。祈祷就是把电门开了,让电灯发亮。祈祷的功用,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和意志集中,把它们放在真理的大海的沙滩上,让大海的波涛,把它们洗刷干净。这是一个并不超乎情理之外的修养方法,哲学家可以用它,科学家可以用它,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用它。至于一个宗教家,因为它把真理情感化、人格化,在祈祷的时候,他会得到一种特殊的鼓舞与安慰,因为他相信:上帝所显示的真理,是道路,是生命,是智慧,是能力,而当他把自己奉献给真理,也就是奉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他都可以享有。这样的祈祷就不是迷信,而是像鱼在水中游泳,像人在空气中呼吸一样自然的现象。
现在让我说到辩证法唯物论,和它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唯物论的主张是物先于心,存在先于思维,而辩证法研究的对象是自然、历史和思维发展的法则。所谓法则,也就是包含于这许多现象和事物中的真理。因为唯物论的主要观点是动,是变,是事物的联系,是因果的相互影响,所以它把宇宙万殊的动态,归纳成三条基本的法则,那就是对立的统一;质量的互变;和否定的否定。如果单从这些法则的本身来说,唯物论和上帝的信仰,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冲突。在过去,达尔文的天演论,曾遭受过基督教基要派的猛烈攻击。他们说:根据《圣经》,上帝在七天内创造天地,而达尔文却说:万物是长期演变而成的;根据《圣经》,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而达尔文却说人猿同祖。但不久以后,反对天演论的风潮,完全平息了,因为稍具常识的人,都不会呆板地去读《圣经》,“死于句下”。如果把《圣经》灵活地解释,则天演论和基督教,并没有冲突的地方,因为天演的“天”,可以说就是上帝,无论万物怎样演变,这演变总逃不出上帝(真理)的支配,正如孙行者的筋斗云,跳不出如来的掌心一样。基督教对天演论既然可以有这样的看法,基督教对唯物论当然也可以有同样的看法。
然而唯物论不只是自然法则,它同时也是“自然主义”。所谓自然主义,就是:一切都是自然,自然以外,更没有什么东西。因此,自然主义,当然是无神主义,而唯物论也当然包含了无神论。但上帝的信仰则不然。在一般人的看法,“上帝”是加在“自然”上的另一种东西,它是神秘的,超自然的。如果宇宙间除了自然以外,更没有别的东西,那么,“上帝”当然是个虚构。但如果我们接受了上文关于“上帝”那个名词的解释,情形就完全两样了。“上帝”不是超自然,而是人对自然的一种了解,正如我们说人有一个“心”,“心”并非超自然的,而只是我们对自然的人的一种了解一样。但是,上帝的信仰,为什么会使人感觉是与唯物论格格不相入的呢?原因就是:唯物论是纯理智的,而上帝的信仰却带着浓厚的情感成分。因为有情感的成分,所以宗教容易想入非非,玄之又玄。上帝的信仰,是一面两刃的刀,它能救人,也能害人。它能救人,因为在理智约束之下,带有情感的宗教信仰,是人生一个伟大的动力。它可以使人冲锋陷阵,征服一切痛苦艰难。但宗教信仰,也可以害人,因为情感可以抹煞理智,像一匹脱缰的马,云游于太虚幻境,陶醉于象牙塔中。一般介绍唯物论的书,总是把宗教信仰和唯心论相提并论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宗教信仰的本身,本来就容易有唯心的倾向,而两千年来,基督教和唯心论,更有了密切的结合。柏拉图的思想,康德的思想,以至其他许多唯心论者、二元论者、实验主义者的思想,都曾经给了基督教一个深刻的影响。但是,唯心的成分,并不是基督教不可少的成分。相反地,基督教信仰和唯物论照我们以上所解释的,基本上并没有冲突之处。
基督教其他方面,还有许多不容易解释的地方。关于这些,有一部分我是完全不相信的;有一部分,我认为是由于错误的传说,附会的解释,和后人的歪曲增窜;另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说理的高深,经验的超越,为我所不了解,也为一般人所不了解,我虽不能相信,却也不能否定。像这些例子,我就只有敬谢不敏,付之存疑之列。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没有妨碍我的信仰,也没有引起我的理智的反抗。(www.xing528.com)
以上的说法,好像是要把基督教信仰和唯物论固有的冲突,调和起来。然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这样。唯物论和基督教信仰,虽然没有冲突,但它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它们的内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唯物论所注重的是“相对”,而基督教所注重的却是“绝对”。唯物论未尝不讲“绝对”,因为没有“绝对”,就没有“相对”,正如没有本体,就没有现象,然而唯物论的“绝对”,只是一个浮光掠影的存在,很容易被“相对”所掩蔽,所抹煞。如果世界的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有什么绝对的真理,绝对的道德,绝对的是非。这是唯物论的长处,因为注重“相对”,才能动,才能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哲学家们,所努力的是怎么了解世界,而要紧的却是怎样改变世界”。(手头无原文,只记大意如此。)
相反的,基督教却注重“绝对”——上帝是绝对完全的,爱是绝对的生活标准,一切的罪恶都是绝对地背叛上帝。基督教也未尝不讲“相对”。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话是“绝对”,食物是“相对”。耶稣推崇“绝对”,却不否认“相对”;说不是“单”靠食物,就等于说“也”靠食物。“绝对”属于理想的范畴,而“相对”则属于现实的范畴。人不能不在现实世界里生活着,人就不能不常常因情势的逼迫舍“绝对”而取“相对”。老实说,有组织的基督教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它所标榜是“绝对”,它所实行的是“相对”。但是,“绝对”的观念,还是有力地占据着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因为注重“绝对”,就容易忽略“相对”,因为注重理想,就容易忘记现实。眼睛永远望着天空的人,常常会掉在坑里。这是基督教的弱点。
但是,唯物论的长处,同时又是它的短处;基督教的短处,同时又是它的长处。唯物论偏重“相对”,偏重现实,因而有利于动,有利于变。但是,它的危险,就是把“相对”看成“绝对”,把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某一个别事物,离开整体,离开时空的联系,看作是必然的、神圣的、超绝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些个别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批评,不是基于虚构,而是基于事实。一个唯物论者,在待人接物,应付事变的时候,所以容易流于偏激,就是为着这个缘故。这当然不是唯物论本体的毛病,而只是应用唯物论者的毛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因为唯物论偏于“相对”,它的本身就包含了发生这个错误的可能。
相反的,基督教的长处,也正在于它的注重“绝对”。注重“绝对”,可能忘却现实,但注重“绝对”,也可以使我们更正确地处理现实,使“相对”在“绝对”的远景中,得到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耶稣的基本教训,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满意的人生哲学,就是因为它把“相对”和“绝对”,联系得恰到好处。人应当吃面包,但人也应当听上帝的话,甚至肚子饿了,也不应当把上帝当作一个玩魔术者,请他把石头变饼。“相对”是要紧的,但“相对”却应当受“绝对”的约束。安息日是犹太教重要的仪式,人应当遵守,不应当在安息日做事。但如果人的肚子饿了,或是牛羊掉在井里,则违反了安息日,并不算一回事。安息日是永恒的“绝对”,生活的需要,是日常的“相对”,但“绝对”却应当受“相对”的制裁。基督教之所以强调人格,强调人格的价值,就是因为它不只看一人“相对”的表现,同时也看他“绝对”的可能。因此,人的本身,就应当是一个目的,而不应当是一个工具。人应当为大众而生活,甚至为大众而牺牲,但人却应当保有他的个性的尊严。
因为基督教偏重“绝对”,所以在它的宇宙观中,它能相信一个上帝。上帝不只包括可知的真理,也包括未知的真理,不只表现于可见的现象,也潜在于未见的可能。未知未见的是体,已知已见的是用;用是现实,体是可能。某一时间的用,必导源于体,而体的全貌,却不一定表现于某一时间的用。宇宙的真理,有它的深度,正如人格有它的深度。人格的深度,不一定完全表现于某一个表情,某一句言语。因为人格有深度,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衡量,不能只用“相对”的观察,也要用“绝对”的体认。因为人格有深度,所以人的心灵,可以相通,彼此可以享受“神交”,“心心相印”。同样的,因为宇宙的真理有它的深度,所以相对的事物,不一定能完全表现真理的整体,有时反而产生一个好像是与本体的性质相反的现象。因为宇宙的真理,有它的深度,所以人可以把它人格化、感情化,称它为上帝,从它取得支持生活的力量。这是基督教的长处。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督教和唯物论各有所偏,因而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基督教需要唯物论的长处,也可以补足唯物论的短处。同样的,唯物论需要基督教的长处,也可以补足基督教的短处。举一个例来说:以唯物论为根据的社会科学,可以使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得到更有效的表现,更科学的基础。同样的,基督教对于人的看法,关于人与人相处的道理,也可以使唯物史观的社会革命理论,更顾念到它里面人事的成分。我抱着一个信念:我认为唯物论者之所以否定宗教,不只是因为理论的逻辑,同时也因为历史上宗教的反动成分和迷信成分,而一个合理的宗教信仰,一个能够发挥它的进步性的宗教信仰,并不和唯物论冲突,并且可以和唯物论互相补充。基督教不只是知识,不只是哲学,也不只是教训;它是人对整个人生,和整个宇宙的认识与态度。我相信在耶稣的教训里,有做人的道理的无限宝藏;我相信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也许是在社会革命完成以后,耶稣的教训,将会重新被人欣赏,被人宝贵;它将会使许多片面的学识与理论,因它而得到一个新的综合与完成。
在现在,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感觉到宗教的需要,因为现在的宗教,没有发生它应有的作用,反而把时代的车轮拖住。前几天,在一个餐会席上有人提到我的那本小书——《没有人看见过上帝》,郭沫若先生马上就说:“我天天都看见上帝;人民是我的上帝”。郭先生的话是对的。中国的古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圣经》也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但我觉得我们在人民里面,固然可以看见上帝,上帝的真理,却比人民所能表现的更伟大,更广博,因而需要我们更深刻地、更虚心地、更勇敢地、更诚恳地去体验与追求所谓宗教的态度,不过如此而已。
我厌恶一般基督徒无知地、肤浅地,去排斥唯物论。我也惋惜着若干唯物论者同样无知地、肤浅地否定一切宗教。在唯物论的书里,我们看见许多否定宗教的“公式”理论,而作者也许连《圣经》也没有读过,更不必说对宗教徒的思想与经验,有过什么深刻的研究。时候到了,这种非科学的态度,应当扬弃;我们对于宗教的意义与真理,应当有一个更唯实、更确切的了解与阐明。
1947年6月20日
这里发表的是一个老题目的新解答——更确切地说,只应当算是一个老题目的新反映。因为文中采取的,整篇是形而上的观点,不会科学地正面处理问题的本质,却只反映了一种纯精神的探索历程与观念论的境界,反映了一种由苦闷到安慰的宗教情操,一种与时代共呼吸的精神交代。作者吴耀宗先生是一位稀有的可敬的宗教家,抗战以来,为了中国的民主大业尽了宝贵的贡献,为了修正基督教义以求有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不惜开罪教宗元老。本文娓娓说来,使读者宛如面对着一位虔敬、诚笃、慈祥、进步的老人倾吐他心底的一切,全篇鞭挞到各宗派教徒的顽固不化,批评到教义的神秘虚玄。从他文末对于“排斥唯物论”的基督徒说是“厌恶”,而对于“否定宗教”的唯物论者则说是“惋惜”这一点上,更看出他“调和真理”的苦心。尽管真理是不可调和也不必调和的,但对于为了良好世界而战斗的善心,谁也不当拒绝出自衷诚的敬意。
唯物论者和像本文作者这样虔诚的宗教家一样,都为进步的幸福的人类而努力,但他们不见得就有相同的宇宙观和真理观。他们都可以为自己的信念献身,可是他们的真理出发点并不就彼此一致:宗教家出于宗教的情操,而唯物论者出于科学的认识。前者可以为了精神的安慰而不惜迁就唯物论,后者则必须争取到物质世界的进步(包含人间关系在内)然后才始心安理得。在可以共通之点上,他们是可以互相信赖的朋友。今日的世界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了,中国的需要尤其迫切。
本文是以这样的意义乐于在这里发表的。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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