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前途 ——《天风周刊》发刊词(30)
中国的抗战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阶段,中国的前途如何,就看我们如何度过这一个危急的关头。
这几年来,我们的努力是艰苦的,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然而我们能够支持到今天,这不但超出了友邦人士的估计,甚至也超出了我们自己的估计。于是,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我们的自信心理加强了,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
但是在最近两年,形势忽然改变了。我们的国家本来就是千孔百疮,几年来艰苦的撑持,更使我们捉襟见肘。去年9月间举行的参政会会议,就是这一种形势的反映。在这个会里,贪污问题、兵役问题、财政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党争问题,以至其他许多关于民生疾苦的问题,都曾有过坦白的揭发和公开的讨论。我们一方面固然庆幸大家没有讳疾忌医,像鸵鸟的埋首沙里,另一方面,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目前问题的严重。
这一种形势,在国际的舆论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二年以前,我们所得到的是无条件的夸奖,是理想化的崇拜;二年以来,怀疑的声浪逐渐传到我们的耳鼓:中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没有继续抗战的能力?它会不会发生内战?起先是在野舆论的批评与指摘,后来是同盟国执政者公开的讽刺与责难。不幸在这时候敌人在我国战场上,横冲直撞,有了巨大的发展,甚至威胁到我们抗战基地,于是我国的声誉,一落千丈,其极端者,甚至以为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
在这样情形之下,国内有没有厌战的情绪,和失败主义者的论调呢?没有,绝对没有!欧洲的战事,已经到了决定的阶段,太平洋的战局,亦正顺利而迅速地开展着。全世界法西斯的力量,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这样的局面,是绝对不容许任何失败主义者存在的。然而,不可否认的,一年以来,在大后方弥漫着的情绪与空气,是悲观,是失望,是疑惑,是彷徨。似乎我们已经失掉了自信,似乎我们已经模糊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憧憬。苟且偷安的趋向、营私取巧的现象、先己后国的思想、无可奈何的心理,都一齐暴露在我们的眼前。有人甚至把这时候的情形,比之于三百年前甲申年间的光景,这也许是过甚其词,然而这种现象之使人惊心触目,却是一样的。
然则中国的前途是怎样的呢?我们敢毫不迟疑地说: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正如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世界,是在一个大转变之中,这转变的特质,是一切法西斯力量的清算,是政治民主的建立,是经济民主的推进,是弱小民族的解放,是帝国主义的没落。这不是几年间可以完成的转变,甚至不是几十年间可以完成的转变,然而这是一股洪流,是历史定律所决定的必然的演变。没有人能够塞住这一股洪流,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种演变。我们中国在这大时代中,适逢其会,也要从数千年所遗留下来的腐恶传统中被解放出来,变成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辛亥的革命、北伐的成功、七七的抗战,以及未来建国的艰巨工作,都是解放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这一个途程是迂回曲折的,然而中国不能停留在现在的阶段,中国不能逆着世界的潮流往后退,这是一个明显的道理。英国的学者拉斯基在10月8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说得好:“战后的中国,除非建立在经济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它的胜利是不能持久的。除非中国的首领们按照这样政策去设计,中国的打败日本,只能看作两个战争中间的休止期。……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是不能希望成为一个民主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能生存在民主制度的机构里的时代,现已成过去。这就是这次战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这是对于中国未来趋向的话。现在呢?敌人重兵压境,节节前进,人心的忧惶焦急,为八年来所未有,现在战局虽然好转,但危机依然存在。盟邦虽然没有袖手旁观,却有远水不能救近火之叹。为要实现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憧憬,我们就不得不竭智殚虑,赴汤蹈火,去挽救目前的危局。
然则我们对目前危局,应当怎样应付呢?从中国一般国民立场来说,我们认为我们负有以下几种重要的任务:(www.xing528.com)
第一是民意的团结。现在全国人民最急迫的要求,就是救亡图存,争取胜利。这一种民意,不但需要宣达,也需要团结。民意要怎样才能团结呢?这几年来,似乎我们只听见窃窃的私语,只能感到无可宣泄的愤怒,只能听见若断若续的呻吟。民意的不能宣达,可以说是造成现在悲惨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能不能打破这一种局面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我们要把我们心坎中所要说的话,把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希望,把我们自己亲身所感受到的痛苦,大胆的说出来,公开的说出来,一个传十,十个传百,作有计划的组织,作有效率的宣传,使我们微弱的声浪,渐渐变成山崩地震的吼声,这样的吼声,就像一股澎湃的洪流,可以转移目前恶劣的形势,终于使政治的趋向,不得不依照民意所指示的途程而迈进。
这一种民意的具体表现,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了,它要求言论的自由;它要求人权的保障;它要求国是会议的召集;它要求国共两党精诚密切的合作;它要求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一党一派的权力地位之上;它要求刷新财政,增加生产,整饬军纪,提高士兵的生活,使一切人力物力都集中于积极反攻、争取胜利的军事设施上;它要求贪污枉法的事实无情的暴露和严重的处置;它要求政权的开放和各党各派人才广泛的延揽,以应付目前危急的局面;它要求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营私殃民的行动有效地加以制裁。它所要求的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官样的宣示,不是不兑现的支票,而是具体的、诚意的、大胆的、切实的计划与执行。人民对政治的主张,尽有多少的不同,然而他们对于救亡图存最低限度的办法,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评判者,民意能够宣达,民意能够团结,则许多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像这几年来国共两党间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是信仰的建设。要建立信仰,就要有历史的眼光。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定律:人们要生存,要美满地生存;人们要做自由的人,不要做奴隶;人们要平等,要使地上所生产的和人类文化所创造的,从少数占有的状态中,变成公有公用的财产。自有史以来,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的,就是这些东西。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的抗战中,我们所争取的,也应该是这些东西。这是人类生存的法则,顺乎此者,是进步的力量,逆乎此者,是反动的力量。反动的力量,无论它穿着什么美丽的外衣,喊着什么好听的口号,无论它怎样得了一时的胜利,终会被大时代的潮流所冲倒,因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的,因为它是违反人民公意的。抱着这样信念,我们才能从消极悲观的情绪中被解放出来,变成大时代前驱的战士。
第三是风气的转移。我们在上面说过,形势虽然严重,国内却没有厌战的情绪,没有失败主义的论调。相反的,我们相信,大多数的民众,他们爱国的热情,他们为国牺牲的决心,并没有减于“七七”发动抗战的时候。只要他们有用武之地,只要他们晓得他们的血汗不致白流,他们是可以前仆后继,绝无反顾的。然则所谓风气的转移,指的是什么呢?所谓风气的转移,就是要把消极的放任,变成积极的行为,把无可奈何的畏缩心理,变成即知即行的坚决态度。一间房子被雨淋风吹,快要倒塌的时候,大家的态度不应该是咨嗟太息,袖手旁观。房子要修理,要改造,大家就要动手,如果有人妨碍这工作,就要把他说服,在不得已的时候,甚至把他打倒。我们也许觉得事情太大,个人的力量太小。这感觉是不错的,但我们不只应当感到匹夫有责,也应当晓得众志成城。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千万人的力量,有计划地结合起来,就可以倒海移山。凡是对房子的安全有帮助的,无论贡献的大小,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所应当造成的就是这一种心理,这一种风气。
也许这是中华民族一个苦难的时候,也许中华民族必须经过一次烈火的洗礼,才能烧净现在的渣滓,获得它的新生。但我们坚决地相信,我们是必定能够胜利地度过这个苦难的。因此,我们便坚决地相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正如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
本刊是一个基督教的刊物。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主张,是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一个主张的基础就是上帝为父,人类是弟兄的信仰。现代民主主义,大部分是从这种信仰产生出来的。把这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信仰,应用在中国现在的问题上,使它能够变成转移危局、救赎人生的力量,这就是本刊的使命。
本刊的取名《天风》,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天风”二字,在中国文学上是一个熟识的名词,它也多少带点宗教的意味。在现在忧患交煎的时候,我们愿意同着读者,仿佛登了一个高山,仰观俯察,顾后瞻前,让天上飞来的清风,把我们混乱了的脑筋,吹得清醒一点,把我们迷糊了的视线,弄得明亮一点,把我们沉闷了的心情,煽得火热一点。《天风》的意义,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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