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基督教与新中国抗战

基督教与新中国⁽²⁸⁾

中国抗战，已经快到五年了。在这五年当中，我们遭遇了空前的苦难，也为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付了空前的代价。然而我们相信，这一切并不是无意义的牺牲，而是新中国建设所必须经过的历程，是民族复兴所不可缺少的锻炼。因此，不管我们前面还有着多少困苦艰难的旅程，我们还是抱着决心，鼓着勇气，迈步前进！

我们所期望着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新中国呢？未来的事情将要怎样发展？没有人敢预料。然而观察世界大势的演变，和一般人心的要求，我们可以给我们所要努力实现的新中国，画出像以下的一个轮廓：

第一，我们当然要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从鸦片战事以后，帝国主义所加于我们的次殖民地的待遇，如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以至华侨及一般中国人在海外所受到的限制和虐待，都将要取消，中国将一跃而成为世界的第一等强国。

第二，我们要一个物质建设飞跃进步的新中国。我们埋在地里的无限宝藏，慢慢的都要被发掘出来；我们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我们的交通工具——铁路、公路、航运、空运，都要有新的发展，使我们可以逐渐不必完全仰赖舶来的东西，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

第三，我们希望与物质建设同时并进的，是一般民众生活的提高。我们希望中国不走上西方已经没落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实行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国家的资源、国民的生产，不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为大多数人所享受，终于实现了一个经济上平等的国家。

第四，我们更希望民主政治的实现。我们希望人民可以享受到他们一切应享的自由；我们希望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去决定一切国策。在这新的局面之下，我们希望能够扫除政治上的贪污和阻碍民众发展的力量。在这新的局面之下，我们希望中国可以永远废止一切自相残杀的内争。

新中国的内容，当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但以上四点是它最主要的元素。现在让我们问一问：这样的一个新中国，是不是只是一个遥远的空想，还是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逐渐的实现的呢？我们的回答是：新中国的建设，不只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绝对的可能，但这可能是建筑在以下的三个假定上面的：

第一，我们假定中国的抗战是胜利的。现在我们的抗战已经快到五年了。如果在五年内，敌人单独对我们作战，而没有能够把我们的主力击破，那么，在今日，敌人在多方面作战，并且要竭全力去应付太平洋的局面的时候，我们更不能相信他有能力把中国征服；长沙三次大捷，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www.xing528.com)

第二，我们假定在现在的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是要得到胜利的。在战争的初期，由于侵略国家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由于民主国家准备的不够和力量的分散，使侵略国家得了初步的、相当巨大的胜利。但这是一个长期消耗的战争，最后决定的因素，不在于一时的胜败，而在于资源的是否充裕，生产力的是否雄厚，尤其是在正义战与非正义战的区别中，人民心理的趋向。在这一切的因素上，毫无疑义地，民主国家是占着优势的。即使这些属于优势的力量，还需要相当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我们还是绝对的相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民主国家的。

第三，我们假定国内觉悟的民众能负起责任，在各方面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努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改造，不但要靠执政者在政治上的设施，也要靠一般民众在野的辅助、督促，与鼓励。如果人民只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就是有一个良好的政府，也只能收事倍功半的效果；但如果人民肯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好的东西尽力提倡，坏的东西尽力制止，使人民的公意能够变成政治设施的寒暑表，国策趋向的指南针，那么，无论我们面前还有多少的困难，新中国建设的成功是可以预卜的。

基督教对新中国的建设，究竟可以有什么贡献？我以为：

第一，基督教可以增加一般人民对中国民族和对正义公理必定得到最后胜利的信仰。基督教相信一个在历史中运行监察着、审判着万国万民的，公义的、慈爱的上帝。在《圣经》中，《旧约》里的先知们尤其把这一种信仰发挥得清楚透彻。他们相信：违反人的要求的东西，就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终久必定会被上帝毁灭的。在中国抗战正进入最艰苦阶段的今日，在世界大战中侵略国家似乎占着压倒的优势的今日，这一种信仰的发挥是应当有其极大的意义的。

第二，基督教可以鼓起国民的牺牲、克己、服务的精神。在战争中，尤其在长期的抗战中，不但前线的将士要牺牲他们的性命，后方的人民也要忍受着无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困难。在这时候，为着新中国的诞生，为着新世界的实现，而把个人的利益与安逸暂且搁在一旁，这是支持一个长期的正义战争所必要的条件。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牺牲的象征，耶稣的一生是牺牲的实践，“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我们今日的金玉良言。我们不但要消极的牺牲刻苦，我们也要利用现在空前的机会，为许多在困苦流离中的人服务，去实现耶稣的另一宝贵的教训：“我来不是要人服役我，而是要我去服役人。”

第三，基督教可以为新中国的建设，供给许多有用的人才。现在的中国到处都闹着人才的饥荒，在抗战结束以后，恐怕人才的需要将要十倍于今日。在过去，基督教的大中小学曾经为启蒙时代的中国供给了不少的人才，虽然他们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够本着基督教的精神去做事；但大体上，他们是忠诚的，可靠的。在以后十年、二十年的中国，基督教在这一方面，尤其可以有一个伟大的贡献。

第四，基督教可以做一个促成民主政治实现的动力。基督教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教训，是民主主义的基础；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民主主义的实施。在中国的抗战中，在世界的大战中，我们正付着巨大的代价，而我们所要争得的就是这些东西。在这时候，基督教应当尽了它先知的责任，时常督促提醒我们去促进这些理想的实现。尤其重要的，是基督教在它的种种活动里要从事于民治生活的训练，使民众了解民主政治的意义，表现民主政治的精神，以作实施民主政治的准备。

基督教是否已经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以上的贡献呢？我以为局部它是已经有了，然而是非常不够的。至于它怎样才能有更大的贡献，那就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许可，要用专篇来讨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