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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与大时代中的意义

时间:2023-12-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及其在大时代中的意义《基督教与新中国》一书编辑既竟,我预定在书后把个人对于本题的意见写出来,以作本书的结束,并以补充各篇作者所说的话。现在让我先说我个人的基督教信仰:我从小并不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我对于上帝的信仰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自然是上帝的存在。基督教本身的产生,就是争真理、争自由的成果。

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与大时代中的意义

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及其在大时代中的意义(27)

《基督教与新中国》一书编辑既竟,我预定在书后把个人对于本题的意见写出来,以作本书的结束,并以补充各篇作者所说的话。不幸正在要执笔写作的时候,忽患目疾,而印刷所又屡来催促,不得已遂将所要说的话,口授给一位朋友,这自然不如自己亲自作稿的方便,但我希望我所要说的话,大概都可以在这里表现出来。现在让我先说我个人的基督教信仰:

我从小并不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我的信仰基督教是22年前的事,那时我已经在专门学校毕了业,在社会上做了几年的事。我是经过一番长期的思索与探讨,然后相信基督教的。当时思索探讨的经过,现在我不能细说了,我只能把我被基督教所吸引的那一段事实简单的说出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位美国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读到《马太福音》里面所谓《登山宝训》那几段经文,当时我受了深刻的感动,觉得里面所说的道理,就是我十几年来所追求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它给与我极大的安慰和极大的兴奋:它好像一盏明灯,把我一生所应当走的路程,都给我照得清清楚楚。从此我就把《新约》殷勤的阅读,而我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便在此建立起来。这22年来福音书中有两段话最使我拳拳服膺的,那就是(一)“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加福音》第9章第24节)。

现在我把我所认为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写出来。

我对于上帝的信仰

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自然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究竟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实在,抑或他只是人类思想中的虚构?我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番刻苦的追求,到现在,我觉得我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解答。在表面上似乎所谓上帝也者,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辞,但我认为这个名辞是代表着一个绝对真实的存在。这个名辞所代表的是宇宙间一切客观的真理:宗教家认为宇宙间的真理,是统一的,是一元的,是支配着整个的历史人生的。他把这个客观的真理称作上帝,并不因为他像一个人——虽然在许多宗教信仰者的思想中他们的上帝观是“拟人”的,而是要把上帝这个名辞来象征客观真理对人生的绝对的力量与权威。真理是支配一切的,所以上帝也是支配一切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则上帝存在的问题不必解决而已经解决,因为事实——客观的真理存在在先,而人们以上帝的名辞加于这个客观的事实是在后。至于宗教家说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那无异说:真理创造宇宙万物。如果我们问: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上帝自己又是谁创造的?那就等于问:真理是谁创造的?这个问题不但是不能答复的,也是没有问的必要的。

但基督教对于上帝的信仰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这个信仰,不但有理智的成分,也包含着浓厚的情感的成分。虽然有思想的信徒,并不把上帝看作一个长胡子的坐在天上宝座的王者,但他对于这个上帝,却不像科学家用客观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他所追求的真理。上帝是一个信徒生活上的主宰、君王、父亲;他对上帝有灵性上的交往,那就是祈祷;他也可以得到上帝的领导,那就是圣灵。这些信仰上情感的作用似乎是迷信,似乎是离开了客观的实在,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现在举祈祷一个例来说。所谓祈祷,就是虚心的在客观真理的面前等候它的启示。一个祈祷的人,他对于客观的事实,应当有更周全的体认,他的心灵对于真理应当有更敏锐的感觉,他也应当更坚定的具着服从真理的决心。这种种的训练都不只是理智的,而是充分带着情感的作用的。宗教家固然是这样的,即使科学家也决不能不多少是这样的。一个宗教家因为情感上的需要,把客观的事实情感化了,甚至人格化了,这正如一个私人或一个艺术家,把客观的事实情感化了或人格化了一样。然而如果这些主观上的作用是建筑在客观事实之上的,是受客观事实所支配所修正的,这是无伤于客观的实在的,并且可以使客观事实更丰富,也更能应付人生的需要。

现在让我把信仰上帝对于生活上的意义,简略地说出来。

第一,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应当是更热烈的,更深刻的,更诚恳的;他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一个真理化了的人生,正如耶稣所说的:“我来是为真理作见证”。因为他相信真理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的真理,他都应当接受,都应当服从。但在历史上为什么许多宗教徒却变成了最顽固、最守旧、最反对真理的人呢?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追求一个表现于客观真理的上帝,而把自己主观的见解和成见当作上帝。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宗教是具着浓厚的情感的成分的,用之得当,它是解放人生的利器,正如耶稣所说的:“你们将要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得到自由”;用之不得当,则宗教可以成为反对真理的最大力量,这种力量,不但表现于宗教在中世纪以后的反对科学,也表现于耶稣自己所与周旋的,至终被它钉在十字架的,为当时犹太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代表的守旧和顽固的宗教力量。基督教本身的产生,就是争真理、争自由的成果。

第二,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应当是更勇敢的,更有力量的。人生是渺小的,是受着许多不可预测的事势所支配的。然而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如果他是不断的追求上帝的旨意,服从上帝的旨意的,他必定会感觉在他做事的时候,有一个伟大的力量在推动他、支持他、成全他。他知道凡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事,不管当前有什么阻力,也不管它一时遭遇了什么挫折和失败,它至终是必定能够实现的。甚至在走投无路,面前似乎是充满着黑暗的时候,一个信仰上帝的人,也绝不会悲观失望,放弃了他认为是上帝所指示的道路,或所给予的使命,因为他相信凡是应当做的事,也必定是可以做成的事,并且他也相信任何困难都可以胜过,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他所以有这种毅力,有这种决心,就是因为他相信支配着宇宙和人生的上帝,是具着无上的权力的,而这个权力,也就是真理的权力。

第三,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应当是很快乐的,很平安的。他之所以快乐和平安,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困难,没有问题,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人生的途程上尽是玫瑰的花朵,而是因为他信靠上帝,信靠真理,觉得世界上的穷通否泰、得失成败,都不足以支配他的命运,都不足以夺去他内心的均衡。耶稣在《约翰福音》书上说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就是一个信仰上帝者内心的把握和平安的自白。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信仰上帝者的内心,是可以无间断地保持这样的快乐与平安的。我们很容易被不必要的忧虑和浅窄的眼光所蒙蔽,所影响;我们很容易只看见近处小处,而没有看见远处大处;因为我们住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我们便得不到宇宙间伟大的真理所应当给与我们的慰藉、鼓舞与平安。但是一个信仰上帝者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个恢复他内心的均衡的秘诀,他将跪在上帝的面前,把他的愿望,他的苦闷,他的问题,他的软弱,他的罪过,都摆在上帝的面前,在那里等候、祈求、呼吁、感谢和赞美,结果,他恢复了他的平安,他得到了新的光明和力量。就是耶稣自己,他在被难以前,特别在十字架上,也曾觉得忧愁苦闷,彷佛一切都已失败,甚至说:“上帝,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经过恳切的祈祷以后,他便把一切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了,而他便恢复了内心平安。这似乎是一种不可以用理智解释的经验,但事实上这种经验的成因是很简单的,一个时常与伟大的真理面对面,服从它,信靠它的人,精神上是必定会得到这样的经验的,因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以上我把基督教最中心的信仰——上帝及其在生活中的意义,简略地说出来。在我个人思想与体验的历程中,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合理的,是建筑在客观的事实上的,是随时可以被新的客观的事实所充实,所修正的。它是信仰而不是科学,但它并不违背科学的原理,它也可以接受科学所发见的任何真理,以至从任何方面得来的真理。这样一个信仰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充分的接受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真理,并同时增加了信仰对生活所给予的丰富的情感上的意义。这几年来我稍涉猎了一点唯物论的哲学。从理论上说,唯物论同宗教信仰是绝对不相容的,然而在我粗浅的思考之中,虽然这二者的出发点是绝不相同的,但我至今还没有发见它们在历史和人生的认识中有什么绝对不相容的地方。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异端”的信仰,也许我对于唯物论的认识还没有到家,但我至少可以相信这二者之间的冲突,或者并不如一般流行的理论家所称述的。我始终相信,世界只有一个共同的真理,这个真理并不是哪一派学说或哪一种主义所能独占、所能专利的,而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发见的。一种思想、一个信仰,自然不能不深刻地受着时代的影响与限制,然而在他们里面未尝不可以有超时代,超地域,放之四海而皆可准,质之百世而不惑的真理。我相信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着这样的真理。也因为这样,所以我相信基督教不但可以与时代俱进,并且可以永远站在时代的前面,引领着时代前进的。

我对于耶稣的认识

除了对上帝的信仰以外,基督教的又一个基本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这两千年来一般信徒对于耶稣个人的认识是极其分歧的。有的人以为他是神,有的人以为他是人;有的人以为他是“末世论”者,有的人以为他是现实主义者;有的人以为他是政治家,有的人以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家;有的人以为他是一个唯爱主义者,也有的人以为他是主张用武力的。但在这许多分歧的解释中,我以为有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那就是耶稣是表彰上帝的。上帝是看不见的,听不见的,是无从捉摸的。然而一般基督徒感觉耶稣的生平和教训,是把上帝的本性表彰了出来,正如耶稣自己所说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上帝”。耶稣的这句话是可以在福音书里的记载得到充分的证明的。耶稣是一个血肉的凡人;他会哭、会笑,会感觉饥饿、疲乏,他会忧愁,他甚至怕死。然而耶稣在他医治人教训人的时候,表示了超人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的,然而因为我们有着许多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障碍,所以不能把这种能力发挥出来。但是耶稣所表现的还不止于此,听过他说话的人,都觉得他的话是“有权柄”的;被他所吸引的群众,有时跟他到旷野去,甚至忘记了饥饿。一个犯奸淫的妇女,被人捉住送到他面前,要把她用石头打死,耶稣在他们当中默默无言,后来只说了一句:“你们当中,谁若没有罪,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她”,这一群来势汹汹的人,听见了这一句话,便一个一个的走开。又有一个犯罪女人坐在耶稣足前痛哭,眼泪流在他的足上,她便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并且用香膏来抹他的脚。20年前有一位知名的戏剧家曾经说过,这是一段最美丽的故事。在耶稣的门徒中,彼得是一个性情暴躁而意志又很不坚定的人,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自己将要受难的时候,彼得说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要跟从他,但后来耶稣被捕以后,彼得却三次说不认识他。及主耶稣死了以后,特别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大胆的讲道,为耶稣作见证,并且,据传说,他后来以身殉道的。这些人的经验,似乎都不能不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在耶稣中,尤其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中,看见了上帝。他们所看见的是太动人了,是太美丽了;他们似乎感觉这些东西就是宇宙和人生所以构成的原素;他们似乎意识着:宇宙间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这就是上帝的表现。

耶稣所表彰的上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无疑的,他所表彰的是一个爱的上帝。从普通的经验来看,宇宙似乎是无情的,是中立的,甚至是残酷的,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而耶稣却肯定了上帝是爱。他把上帝当作我们的父亲,他是爱惜我们的,是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的,是慈悲的,是帮助我们的,因此他告诉我们:第一个诫命,就是要爱这位上帝。究竟耶稣这个爱的上帝的观念,是意想中所构成的,抑或是有事实的根据的呢?这便引起了人生中最不容易解决的苦厄的问题。人生的苦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可以完全废止的,但有一些却是不能避免或废止的:生老病死和风水地震等无望之灾,以至终有一天必要来到的地球的末日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灾难。但在这许多似乎是与人生作对的事实的面前,耶稣却大胆的说:“上帝是爱”,他认为苦难只是上帝所给予人类的一种磨练,上帝是要在苦难中成全我们的。基督教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教人从痛苦和失败中得到胜利。这并不是叫人屈服于痛苦与失败,被它们所降服,相反的,基督教是教我们以积极进取、奋斗牺牲的精神,去应付人生一切的痛苦。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表面上看,十字架是莫大的痛苦,是悲惨的失败,然而两千年后的今日,一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认为十字架的精神是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人类得救所必不可缺少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能进步,人生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这种精神的存在。这样看来,十字架的精神,就是把痛苦与失败变作胜利与成功。耶稣所有的教训中,其最富有深刻意义的一句就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不但是消极应付苦难的方法,也是积极战胜世界的方法。因为耶稣有这种觉悟,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还是相信上帝是爱,还是能够把他自己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里。说上帝是爱,是只有拿这样的事实和经验来证明的。自然,在人生里有许多痛苦似乎是不必需的,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一个相信上帝是爱的人,他也能够把这些痛苦看为在上帝整个慈爱的计划中所不能缺少的成分,采取一种信靠服从的态度,因而获得内心的平安。简略地说,这些就是基督教所以说上帝是爱的原因。

耶稣所相信的这样一位爱的上帝,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有两种极重要的意义。第一,是这种信仰对于自我解放的意义。第二,是它对于社会改造的意义。为什么相信一个爱的上帝可以解放我们自己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需要上帝是知道的。他叫我们看空中的飞鸟:它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然而上帝却养活了它们。他又叫我们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们也不纺线,也不织布,然而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必定加给你们的。”他叫我们不要忧虑,并不是叫我们不去计划,不去工作,他是叫我们放心,叫我们信靠上帝的慈爱与力量。我们如果能够从这许多不必要的忧虑与畏惧中被解放出来,我们便可以恢复我们固有的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其次,相信一个爱的上帝是深深地具有革命的意义的。上帝是爱,上帝是人类的父亲,人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这样,在上帝的眼中,人是具有无限价值的。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的。”他说过一个譬喻:一个人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后来他把这一只羊找到了,他对这只羊的快乐比对没有失去的99只羊更大。在耶稣看,凡是否认人的价值的,无论是制度,是阶级,是个人,是国家,我们都应当去反对。因此我们相信,如果耶稣生于今日,他对于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和摧残人类的侵略与战争,也必定是反抗的。但耶稣的信仰虽然具着这样的革命性,他对当时罗马的统治,却没有像当时许多的犹太人主张用武力去推翻。他的群众有一次要拥他为王,他却跑掉了。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热烈的欢迎,以为他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但后来他们失望了,他们知道耶稣所主张的是内心的改革和宗教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革命。因此群众的情绪马上改变了。虽然彼拉多——罗马的统治者,说耶稣没有罪,要释放他,但犹太人却坚持非把他钉在十字架不可。这些事实都证明耶稣的死,并不死于反抗罗马的统治,而是死于他的反对传统的宗教,和他的使当时爱国群众的失望。这是不是证明耶稣的信仰是并不具着革命性的呢?我以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耶稣当时所以不主张用武力推翻罗马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统治是好的,或者是愿意与它妥协。据我看,耶稣之所以这样主张,大概是因为(一)他是主张用爱的手段去达到任何的目的,(二)他认为犹太人的内部生活如果不能改进,他们便根本没有推翻罗马统治的能力,(三)他认为当时罗马和犹太的力量比较起来,无疑像卵之遇石。但这些事实的存在却没有丝毫减少了耶稣的教训的革命精神。他把人的价值看得那样的重要,所以他对于任何的恶势力都决没有妥协的余地。两千年后的今日,我们读到耶稣对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斥责,犹不能不肃然起敬。

但为什么本质上是革命的基督教,在历史上很容易变成一种保守,甚至反动的势力呢?我以为原因是:(一)基督教常常被统治者所利用;(二)基督教很容易偏向于唯心的观念,变成一种逃避现实的信仰;(三)基督教所注重的不是社会和个人在某一阶段的改造,而是全人类的得救和天国的实现,因此他对于现阶段社会的改造,并没有一个具体而切实的方案。但我们相信基督教的革命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打破传统的桎梏而表现出来。在世界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20年中,这种表现尤为显著。这里因为篇幅关系不能细说了。(www.xing528.com)

在耶稣的宗教思想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应当在这里补充,这就是耶稣认为人是有罪的。他认为只有一位是圣善完全的,那就是上帝,至于人,他不但是现在有罪的,而且这个恶的倾向,除非因得了圣灵的感化而获得重生,便会永远地存在。因此人虽然是有绝对的价值的,但这价值却并不由于人是完善的。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人对于自己应当谦虚,人对于别人应当以同情容忍与饶恕彼此相待;人对于上帝更应当永远追求他的至圣至善,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在基督教的思想中,有人以为耶稣是绝对唯爱的,是不主张用武力的,也有的人认为武力与强制是不违反耶稣的精神的,然而这两派的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点,那就是他们承认人类的罪恶的倾向,因此,即使武力与强制是不得已而用的,他们也觉得同情和怜悯的心,即使对于我们的仇敌,也是不应当缺少的。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对人性的认识,所以基督教对于革命的主张,对于革命的方法,以至对于革命的期望,与一般流行的看法,在若干方面,都有质的不同之处。

以上,我把我对于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简略地叙述出来。里面有许多重要的意义,不是用寥寥几千个字所能说得清楚的,更不是用默书的方式所能说得周畅完满的。也许还有许多别人以为重要的教义,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但我希望这一篇提纲挈领式的叙述,可以使读者对基督教的信仰,得到一个清楚的轮廓,更因此也可以明了我在下面所要说的关于基督教对新中国的贡献的一些话。

基督教在大时代中的贡献

基督新教传到中国百有余年,其间或因信徒本身的弱点,或因教外人士对基督教的误会,曾经发生过好几次排教运动。最近一次发生于1922年至1927年之间,就是在五四运动产生以后。在那时,基督教会被看作帝国主义的工具和文化侵略的先锋。也正是在这时候,新唯物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一般人更从这个观点去批评宗教,把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放在一起,等量齐观,认为宗教是某阶段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现象,产生这些现象的因素被否定了,宗教的本身也同时被否定而将消灭了。这样,无论在理论方面或行动方面,宗教在现在固然没有地位,在将来也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在最近的四五年中,因为一般基督徒和许多基督教团体对于抗建国策的拥护,尤其对于伤兵和难民的服务与救济,以及在国际间正义的宣传,一般人对基督教的观念已经大大的改变。在他们的心目中,它已不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或文化侵略的工具。相反的,基督徒们大部分被看为具着正义感的人士,与其他的人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奋斗,尤其被人称道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流血的精神。虽然唯物论者在哲学上对于基督教的批评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至少认为基督教在现阶段的中国有它相当的地位和贡献。这些对基督教的善意都是很可欣感的,然而因为许多人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还缺乏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对于基督教在现时代的贡献也不能有一个很深切的了解,因此似乎我们有从基督教本身的立场,说几句话的必要。

首先,我愿意把基督教最前进的学者和领袖对于一般社会问题的态度,简略地介绍一下。从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在1929年深刻而普遍的经济恐慌发生以后,他们都一致感觉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到了没落的时候;他们认为现社会制度造成经济的不平等和阶级的对立,也必然地引起国际间的纷乱和惨酷的战争。在他们看,代替现在社会制度的,应当是平等、自由,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这些基督徒们的见解可以说是同共产主义的见解没有多大分别的。但是他们对共产主义有三点主要的批评:第一点,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虽然在革命方法的方面可以说是科学的,但是在革命目的的方面,它却是乌托邦的。所谓乌托邦者就是说:共产主义认为现社会一切的弊病都是现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现社会制度改变了,不但这些弊病都可以除去,人类从此也可以有无限量的进步。他们根据基督教的观点,却以为社会制度的改革,虽然是一个大的进步,但人性中恶的趋向,却并不会因此而消减。他们以为人的自私心、权利心、好名心还是一样的,可以在新的环境中有新的表现,即使这些恶的表现不像以前的可怕。他们对共产主义第二点的批评就是说:共产主义对于个人人格和价值的尊重,常常会因为实现集团的利益和革命的目标被牺牲掉。他们并不否认共产主义最后的目标是要解放个人的,他们也不否认在革命的斗争中,个人的牺牲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还是觉得共产主义常常会有求目的而不择手段,及重集团而轻个人的危险。第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过分地把人生的价值看为是建筑在物质需要之上的。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承认人的精神生活在某些情形之下,是受物质条件支配的,但他们觉得人的精神生活,并不完全附属于物质生活而有它的独立性,因此人生的价值,也不完全是建筑在物质生活之上的。基督教的学者以上三点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是不是可以成立的,这很值得我们去讨论,但无论我们对于这些批评是否同意,我们认为这两种足以左右世界的思想,的确应当有互相批评、互相研究的机会。我们相信它们都各有它们特殊的贡献,它们都各有所长,也都各有所偏,我们希望最近未来的新文化,是由这两种表面上似乎很不相同,而实质上都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思想,所镕铸而成的。

把基督教对于现在社会的问题的态度简略地介绍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讨论基督教对于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可能有的贡献。

第一,我以为基督教在现在应当充分发挥它的反侵略的作用。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这几句话是充分地具着反侵略,反压迫的正义感的。这几年来,全世界的基督徒不但一致的拥护中国正义的抗战,他们也普遍地发动了反侵略、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虽然在基督徒中还有不少人根据爱仇敌的教训,不主张用武力去制止侵略,反抗压迫,但是他们反对恶势力的正义的呼声,却是一样的。在今日侵略者到处疯狂地发动战争的时候,基督教主张公道、维护正义的力量,尤其是在弱小民族中,应当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基督教应当成为一个实现和拥护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基督教的教义是尊重人格、尊重个性、尊重自由的,而这些都是构成民主主义的要素的。从使徒时代的时候,基督徒们为拥护信仰的自由,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听从上帝的话,而不听从人的话”。十八九世纪间欧美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浪潮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也是发源于基督教的。在希特勒专政下的德国,基督徒们因为反对政府对思想和信仰的统制,纷纷起来反抗,虽遭受财产地位与生命的损失而不顾。在我们中国,很可喜的,宪政运动已经开始,而民主政治的要求亦普遍于全国。中国的基督教运动在这时候,不但对于宪政运动应当予以有力的推进,并且对于一般民众的民主习惯、生活与智识的训练,也应当负起领导的责任。民主政治不但与抗战的胜利有极大的关系,它也是人民在抗建过程中及抗建完成后,所当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基督教对此应当可以有巨大的贡献。

第三,在抗战建国的历程中,中国的又一个需要就是全民族坚固的团结,尤其是党派间的合作。西安事变后,中国国共两党的携手合作,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怎样保证这个合作的维持,以及怎样使全民族继续保持一条坚强的统一阵线,使中国民族求生存求独立的奋斗,不至中途挫折,这应当是全国人民所最关心的一件事。基督教有一个教训,就是叫我们“合而为一”,叫我们清除彼此间的嫌怨,用同情、体谅、饶恕的态度,去为人服役。这一种精神,正是我们今日中国所需要的。耶稣又曾教我们做“光”,做“盐”;所谓“光”,就是给人做一个好榜样,使别人见了我们的行为便归荣耀与天上的父;所谓“盐”,就是叫我们在人的关系中发生调和、消毒与防腐的作用。基督徒如果能做到这样,他们便可以帮助把现在一切妨碍团结,造成分裂的现象逐渐的消灭,使中国民族解放的前途,奠定在磐石之上。

第四,我们在前面说过,许多有思想的基督徒,都认为现在的社会制度,已经就到末日,取而代之的应当是个更平等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新社会制度的实现,自然要因为时地和环境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方法与步骤,但这一个最后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在此时此地作不断的推动与策划,使前进的力量得以日渐发展,使落后的力量可以日渐消灭。在现阶段的中国,我们还没有到可以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也没有具备实现这样的社会的条件;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应当也决不能使今后中国的社会,重复走向已经崩溃的资本主义的旧路。在这样的时期中,大家的意见似乎都觉得我们应当:一面鼓励私人资本以求达到经济基础的建设,另一方面把若干重工业收归国营,同时限制私人资本过分的发展,这便是所谓非资本主义非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时期的发展。基督教在这个时候有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它应当以教育的方法,养成一般人民对新社会的了解和要求;第二,它应当提倡与鼓励新的经济组织,如合作社之类,和训练这些组织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以奠定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它能完成这两个任务,这对于新社会组织的最后实现,实在是一个有力的推进。

基督教应当用什么形式去帮助大家实现上述四种的任务呢?我以为它应当以一个民众运动的姿态去从事于这些工作。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超然的,非政治的,非党派的,而能宣达大众的要求的民众的力量。基督教因为它在各阶层民众中所发生的广大的关系,和它的比较超然的立场,应当可以成为构成这一种民众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几年来的抗战,的确把中国进步的力量解放了和发展了,然而残喘着的腐败的力量和落后的力量,在许多地方还是根深蒂固,不会一时消灭,民众的力量是保证进步力量的加速发展和落后力量的加速崩溃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试看过去30年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论是满清的被推倒,是洪宪和北洋军阀的失败,甚至是“七七”抗战的发动,和抗战前几次内争的消除,处处都有普遍的民众的要求在它们的后面,因为这样,所以这许多空前的事件,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出现。过去是这样,我们相信将来也不会例外的。我们希望基督教能够在今后与国内一切进步的力量携起手来,去完成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在此之外,基督教还可以做一种极其需要的工作,那就是国际宣传和中西文化沟通的工作。基督教不但有许多西国的传教师在中国服务,基督教本身也是一个国际的组织,有着无数的国际关系。自抗战以后,在国际中为中国作正义呼声的,有不少是基督徒和宣教师,因为他们的国际关系,他们的呼声是很有力量的。他们不但拥护中国正义的抗战,他们也反对国际一切侵略的战争。基督教中的这个成分可以变成一个重要的国际反侵略的大团结,而中国的基督徒也应当成为这种团结中的重要分子。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基督徒也应当藉着基督教的关系,把西方的新兴文化介绍到中国,把中国的新兴文化也介绍到西方。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基督教在中国曾有过介绍西方文化到中国的重要贡献;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今日,基督教在这一方面的任务尤其重要。

基督教在精神生活中的贡献

我在上面所说的是基督教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贡献,现在我还要说到基督教在个人精神生活方面的贡献。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是社会基础和社会组织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已经被侵略者统治着的地方,很多人容易感觉悲观与失望。那些另具作用的人,更利用这个机会去散布失败主义的毒素。在近几年的世界政治中,尤其在欧战爆发以后,也有许多人感觉国际间侵略势力的进展,和一般混乱的形势,似乎都表示着人类又重复回到野蛮的境界。在这样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世界的演变,使我们不至于因把握不定而陷于消极与悲观。第一是社会科学:它告诉我们社会的演变,是根据着一定的法则的。它告诉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因为本身内在的矛盾,必然地要崩溃,必然地要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了解社会科学的人,对现世界的局势只有欣悦与期望,没有消极与悲观,因为他们从过去可以了解现在;从现在,可以把握将来。另外一种可以帮助我们对现世界保持一个正确态度的东西,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相信一位慈爱公义的上帝,他是运行于历史之中的,他是利用着社会生活一定的法则,来表现他自己的旨意的。基督徒认为上帝的力量高于一切,认为他的旨意,无论经过多少迂回曲折的道路,始终必能在历史里实现出来。世界上的恶势力可以得胜于一时,社会上保守的力量也可以开一时的倒车,然而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和一切适合于历史演进条件的力量,至终必定能够战胜一切腐恶的东西,把新时代迎了进来。因此一个基督徒对于现在纷乱的世界,不但不悲观,而且因为他可以从已经崩溃的旧世界中看见了新世界的萌芽,因而充满了前进的勇气。以上两种对现世界和历史的看法——一种是科学的,一种是宗教的,表面上似乎是相反的,是互不相容的,然而我相信在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真理的两种不同的看法。社会科学对世界演变的每一阶段,可以作清楚而详确的分析,这是我们认识现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宗教因为它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关系,更给予我们一种深刻而磅礴的信仰,使我们在任何形势之下,都能觉得世界的前途,是在公义与慈爱的上帝的手里,而不是在横行一时的国际的侵略者和社会的压迫者的手里。基督教的这种信仰,无论在《旧约》先知的预言中,或耶稣的训言里,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种信仰正是我们现在的时代所需要的。

我们既具了不可动摇的信仰,我们便有力量去克服前面的许多困难,和忍受在这转变的时代中个人所不可避免的生活上的困难与艰苦。这些都是我们对新时代所必需付的代价,但因为我们对新时代抱着无限的期望,个人所遭遇的都算不了什么。这也可以说就是基督教十字架救世的精神,抱着这样的精神的,祸福成败不足以动其心,顺逆否泰不足以丧其志,这是基督教对今日精神生活的又一贡献。

我希望以上所说的足以代表基督教的真精神;我希望这种精神能够变成今日新中国建设一种主要的力量。这两三年来,有许多人对基督教发生了新的兴趣。据我们所知道的,《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的销数,在今日物价高涨和运输困难当中,居然打破了战前任何的纪录,而青年读者在这里面更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是很值得我们欣慰的。我们希望这不但是基督教本身在中国的一个新发展,我们更希望这一个从中国的新时代所孕育出来的基督教的新阶段,能够把基督教宝贵的精神给它一个新的阐发,因而可以对世界的基督教有一个特殊的贡献。

194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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