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界，从1925—1927年的革命以后，显然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年，对社会制度问题的注意。经过九一八事变，和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恐慌以后，大家对这问题的注意，更从学理上的讨论，转到实际解决方法的探求。我们试一看近十年来出版的书籍和许多刊物的论著，便晓得它们所取的题材，大半都在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内。可是在基督教方面，这些问题却始终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尤其缺乏的，就是以基督教为立场的，关于目前最重要的一些社会问题——例如本书所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因此，我们便觉得这一本书的介绍，在目前是很有意义，也可以说是急不容缓的。
著者是一个俄国人。在起初的时候，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因为他不是一个唯物论者，所以他始终没有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沙皇时代，他因为反对把当时的教会，变成统治者的工具而被放逐。革命以后，他做过莫斯科大学的哲学教授，但后来他信了基督教，因此便不见容于当局。以后他便住在法国，从事于教书与著述。这几年来，他的著作很多，风行于欧美各国，尤其引起基督教思想界的注意，本书就是他的近著之一。
著书者在本书的理论，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基督教思想的代表。他是一个观念论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对于现社会的分析和了解，却是十分唯实、十分透彻。他不但不否认阶级的存在，他也肯定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他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但不替它辩护，并且断定它的必然灭亡。对于基督教，他认为它应当毫无疑义地站在被压迫者方面，为他们奋斗。他认为暴力是与基督教的精神不相容的，但他甚至承认：暴力可以用作解放的工具，并且，因为现制度在过去所造成的罪恶，由于冤冤相报的定律，暴力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把企图维持现制度的许多错误的理论，和文饰的狡辩——不管它们是站在基督教或资本主义的立场的——无情地暴露出来，并指出它们的虚伪之所在。著者在本书末一章所说的几段话，是值得每一个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读者的注意的：
当我们说超出于阶级仇恨之上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教会应当赞成阶级的调和，使被压迫与剥削的人们完全屈服。这是一种最彻底的伪善，使教会永远戴上资产阶级的标记。战争并不简单是一个罪恶，有时它也许是一种善行，为了人之适当的尊严，有时也需要战争。当剥削者显然需要宣传屈服的时候，我们假使又来对被剥削者宣传这种东西，那是完全错误的。况且谦卑并不是一个社会的行为，而是私人的与精神的行为。教会的责任，首先应该站在道德的与精神的立场上，而不应用某种社会制度的名义，去谴责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它必须祝福那些寻求更公正与更合人道的制度的人们，且嘱咐他们用自己的胆量、活动与自由，去争取较好的前途。（112页）
国家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党徒们，很狡猾地骂工人自私，说他们把自己的阶级利益，置于民族的与国家的利益之上。可是在内心和道德方面来说，情形并不如此。工人们之怀疑财政的与国际的（被称为国民的）政策是应该的，他们假藉了国家的名义，号召工人去牺牲性命，而暗中则银行家大发其财；这样的事情，不可否认是常常有的。（128页）
还有以下的一段话，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基督教徒的注意：(www.xing528.com)
国家主义只有在东方民族中，还有前进的作用。东方民族的国家主义也似西欧的资本主义一样，仍有其社会的真实意义。一般地说来，国家主义之繁殖仇恨与敌意，正与阶级斗争相同，它除开了这种愤怒的斗争，那就无法前进了。至于种族主义，则不论它的原因如何，总显然是一个反基督教的现象；虽然它有时也采取宗教的形式，但这只能说是异教主义一时的暴发；法西斯蒂与希特勒的党人们都是异教徒，是基督的敌人。（127页）
以上所引的一些话，我相信是可以使任何思想前进的人发生共鸣的。但我们却要在这里郑重地指出本书对于阶级斗争那一个问题所有的特殊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从基督教的观点得来的，也是与流行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思想决不相同的。不管一般人对于这些意见，取什么态度，它们无疑地是代表一种有着长久的历史和广泛的信徒的思潮，而不可忽视。并且在这旧时代的没落和新时代的开始的时期中，它们将要成为对社会运动者一个严重的挑战。
首先，我们要说：关于本书一些琐碎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争辩，我们不想多说什么话。这些争辩，有的是无关宏旨的，有的是吹毛求疵的，甚至有的——我们相信——是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总之，它们对于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活的、行动的、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所要特别指出来的是本书所多次强调着，从基督教信仰出发的几点基本的理论。
本书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人的价值。这里的所谓人不是集体的“人”，而是个别的“人”。著者认为对人的价值的观念之不同，就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态度的分别。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物观的，却并不否认人的价值，但它所注重的是集体的人，而不是个别的人。个别的人只是集体机器中的一个轮齿，他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他是社会中的一员，阶级中的分子，在他离开集体，或是与集体为敌的时候，他便要失去他的价值。著者却不同意于这个意见。他以为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次乃是社会和阶级中的分子，社会与阶级是偶然的，是可以更易的，而人的本身却有他永久超然的价值。这些永久的价值包括他的精神、思想，和良心上的自由，自我的发展和创作的机会等等。换句话说，他应当可以自由地去追求他的真、美与善的生活。著者以为在马克思的系统里面可以说是没有“人”的地位，因此，人的真正的价值在它里面也无从发展。他并不否认现制度并没人给人以真正的自由，但他以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改变现制度，那无异是以暴易暴。在他看，共产主义把个别的人溶化于非人的集体中，正和资本主义一样，又因为二者都是过于看重物质，所以在表面上它们无论怎样不同，它们都是“布尔乔亚”性的。著者是憧憬着欧洲民主革命以前的贵族。他认为贵族制度固然有许多不适合于时代的东西，但他们所养成的那种宽大的精神和儒雅的生活都是值得今日的借镜，所以他是主张养成一个新的精神上的贵族，去负起未来的创造事业。
著者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他承认阶级的存在，他也不反对阶级斗争，但他以为阶级的问题，不能单靠物质经济这些东西来解决，也要靠精神、宗教、道德、教育、技术这些东西的帮助，因为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不只是旧社会的变革，也是新灵魂的产生。既是这样，阶级的仇恨，固然要把它消灭，就是任何可以毁灭精神价值的手段，也不应当用，因为，像耶稣所说的：“坏的树不能结好的果子。”总一句话说，因为著者是一个唯心论者，因此，他绝对的反对资本主义，也相对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们都是把物质看得比精神更为重要的。
我这篇序文的任务，只是指出著者思想的路径，而不是判断它的是非，但为读者更清楚的把握起见，也许我还应当在末尾加上几句话，以作本文的结束。著者的注重精神，注重个人的价值，我以为是对的；著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有把个人消失于集团，和采用妨害目的的手段的危险，我以为也有事实的根据。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社会制度不改变，则个人的价值，即无从发挥；物质基础不健全，则精神生活，将无从依附。因此，与其顾全个人而妨害社会，与其注重精神而忽略物质，终于使个人不得不衰萎于社会恶势力之下，使精神不得不因失去物质的支持与营养而消失而毁灭，曷若先求社会生活的解放，先求物质基础的奠定，而努力于减少变革过程中的流弊。这一个结论，从我们上面所引证的那些话来看，我相信著者是同意的，并且他更指出来：社会斗争那件事实，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别的事情，是必会来到的；因此，我们的问题，就不是会不会有社会斗争，而是怎样去减少社会斗争的流弊。同时，我们觉得著者之屡次强调着他的那几种主张，却不是一件多余的事，因为在这个转变中的时代，我们是应当永远把这些东西放在面前的。事实上，现在唯一试验着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初步建设成功之后，已经起首注意到本书著者所主张的那些价值。在这一点上，近人的几本著述，像《建设中的苏俄》（本会出版）、《反利润制度》（本会出版）、《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著）、《从东北到庶联》（戈公振著）、《萍踪寄语》（第三集，韬奋著）都可供参考，希望读者拿来研究，庶几对本书所提出的关于事实方面的问题，可以作一个更清楚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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