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序言：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耀宗卷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序言⁽²³⁾

吴雷川先生撰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既竟，嘱我为它写一篇序文。我以自己学识谫陋，对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都没有深刻的研究，本不敢答应，但后来将此书细细读过一遍，觉得它思想新颖、持论公允，而又能处处针对中国现在的需要，发人深省。因此引起我自己不少的感想，觉得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又因为著者是我多年的朋友，并且在年龄、学问和经验上都是我所敬畏的一位前辈，不但情不可却，并且为这一本有意义的著作，结这一段文字之缘，于我是一件荣幸的事，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因此便不揣冒昧，写了这篇文字，以就教于著者。

这本书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分作两部分来个别地叙述。对于基督教，它认为就耶稣的教义而言，它是一个革命的宗教——谋求社会改造的宗教。它征引了福音书中许多关于耶稣的言行，大胆地否认传统的说法，以为耶稣的宗教不是一般所谓精神的、个人的宗教，而是充分地表现着政治革命和经济改造的意义的宗教。对于中国文化，在学术思想之部，它是征引了几位学者的意见，以说明中国文化的本质；在政治社会之部，它是取批评的态度，把中国文化过去许多的弱点指出来。它不承认中国有“复古”的可能，也不承认可以用旧酒装新瓶的方法，把旧文化的某些部分，机械地应用于今日的中国。在另一方面，它却不否认中国文化在过去的贡献和对今日的意义。它正确地取一种演进的看法，从国际大势和中国的需要，肯定中国社会的必须变革。从这两部分的叙述，它便归结到基督教之必须洗刷其过去的错误，发扬其所固有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中国文化之必须演进而成为一种可以创造新社会的文化，并说明基督教在这演进中所特有的功用，尤其是造成领袖人才的功用。

这一本书可以说是从一个新的社会认识的观点写的。在一般人看来，这一个观点也许并不怎样新奇，因为在近十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确是突飞猛进。社会改造的意识，虽然还没有普遍于社会的各阶层，可是在前进的知识分子，以至在觉悟的劳苦大众，它差不多变成了天经地义，尤其是在九一八以后，国际形势的激荡，国难事实的启示，使人感觉：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国家，或是在生产落后的半殖民地，也不管时间有迟早之不同，方法有刚柔的分别，将要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实。由于这种意识的传播，一般人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一般的社会问题，以至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都取得了一种新的眼光，用它去衡量一切，批判一切。也是由于这种意识的传播，非宗教的分子对于宗教，一部分是取极度批评的态度，一部分是取相对容忍的态度。批评的是觉得宗教在未来的社会里没有地位，容忍的是觉得宗教还有它一部分的真理。但无论如何，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宗教只是一种维持现状的势力，所以对它是没有什么热烈的希冀的。

对于一般信仰基督教的人，这本书所提供的一些意见，可就取得不同的意义了。时势的演变，把中国的，以至世界的思想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样时势的演变，却还没有把中国的，以至世界的基督教思想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基督教的思想界，在这大变动的时期中，表示了三种不同的趋向：第一种是出世的趋向，第二种是改良的趋向，第三种是妥协的趋向。出世的趋向是表示于种种的神秘主义和奋兴运动。这一派思想，当然有精粗深浅的不同，但是它们之认为宗教对现世生活应当取一种超然的态度，甚至是两不相干的态度，却是一致的。第二种趋向是表现于基督教里面种种的改良运动。它所注意的是个人生活的改善，和现社会若干不良现象的废除。这一种因不满于现状而产生的努力是极可嘉许的，也是与基督教的精神完全一致的，然而因为它忽略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联系性，也没有了解社会制度对社会现象的关系，所以它对目前社会的危机是没有认识，也是无法应付的。第三种是妥协的趋向。这种趋向，并不始于现在，但现在的政治形势却更清楚地把它呈露出来。自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变成了国教，它便几乎做了政治的附庸；自从西方资产阶级兴起，它实际上又做了现制度的撑持者。大战以后，若干国家建立了法西斯政权，所谓“极权的国家”（totaliarian state）代替了名义仅存的民主政治，于是万有统于一尊，宗教不但失去指示现世生活的能力而同化于现状，即连其本身信仰的自由，亦几不复存在。这种现象，在今日的德国，尤其显著。若干先觉的分子，有见于此种危险，于是有“教会抵抗世界”（the church against the world）的呼声。以上三种趋向既日益普遍，于是耶稣入世革命的教义益晦，而基督教在这变乱的世代，遂益成为一种无足重轻的力量。

本书所揭橥的基督教改造社会的主张，到了最近，才在以上各种分歧的思想中，独露头角，成为一种新兴的势力。在二十几年前，在美国便有所谓“社会福音”的提倡，但因为在那时，现社会制度的弱点还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所以这一派的思想，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了最近几年，恶劣的社会现象，逼着人不得不思想宗教对社会所应取的态度，于是耶稣社会改造的福音，重被发见，而基督教革命的呼声，始为一般人所注意。我认为这一派思想在今日的中国实在有提倡的必要，所以本书的出版，更可以说是有着时代的意义。与这一种思想同时发展的就是基督教神学思想一般的转变。以前的所谓近代主义运动（modernist movement）更演变为一种以科学和经验为基础的新神学运动。它企图把宗教思想变成合理化与近代化。这一派思想当然更适合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口胃。至于它的是非得失，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讨论。但由于这种运动，若干因现代思想的侵袭，在信仰上彷徨的人，便恢复了、稳定了他们的信仰，而若干还在宗教门外的人，也因此便对宗教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在物观的反对宗教者看来，这些“进步的”宗教，比之守旧的宗教，其危险性更大，但我们当然是不同意于这种意见的。

说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书著者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嘉许的。他既不拘泥于中国过去文化之特质，主张基督教与它“调和”，也不像一般肤浅的批评者，认为基督教和中国的文化，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当完全放弃。他所主张的却是“基督的更新与中国民族的复兴”，而认为前者对后者必然有它的贡献。我们赞成这种主张，我们应当为这种主张努力，使基督教在未来的中国，不致再蹈它在西方的覆辙。我们更相信：从中国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处处顾到现实生活（唯实主义）和不大喜欢神秘和玄谈（自然主义）的倾向，将使我们对于现代基督教的社会化运动和科学化运动，更能作有力的贡献，以发扬基督教所固有的精神。

末了，对于本书论及基督教之处，我愿意提出两点意见，和著者讨论。

第一是关于耶稣工作计划的解释。本书认为耶稣最初的计划包含两点：一是他确要取得政权而作复兴犹太的基督；二是他预备取得政权后就行改造社会的主义。又说耶稣对于计划的第一点，后来确是转变了，至于第二点，则始终没有转变。关于这两点，虽然著者举了福音书上若干的事实来证明（参看“耶稣为基督”一章），我觉得在解释方面，还是有商量的余地。我个人的意见大体是这样的：

（一）耶稣对于整个工作计划，在“旷野试探”时，经过深刻的考虑与祈祷，大体上已经决定，至少在短短的工作时期中，在原则上不致有所改变。

（二）耶稣深知社会改造不是旦夕间可以实现的事，因为社会改造至少必须先经过一番宣传启导的工作，使大众有所觉悟。因此，耶稣的计划，与其说是企图马上实行社会改造，毋宁说是做了社会改造在知识和灵性上所必需的准备工作。

（三）改造社会自然要取得政权，但人民没有准备而取得政权，时机没有成熟而取得政权，那是不彻底的，是耶稣所决不肯为的，因此，与其说这是耶稣后来的转变，毋宁说这是他的预定的方针。

（四）由于以上的解释，耶稣对“基督”这称呼的见解，（甲）不是一般人所希冀的纯民族主义的、狭义的复兴犹太的基督，（乙）也不是急功近利的以实现我们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基督，而是（丙）以整个的人生的改造为目标的基督。这目标自然包含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社会改造”，然而比它更广大、更深厚。我相信这一个意义从始就在耶稣的心里，然而因为它过于高深，一般人固然不能接受，就是门徒们始终也没有了解，甚至在耶稣死后。

第二，是与第一点有密切关系的，关于基督教的理想，和从这理想出发的对于国家、政治、战争诸问题的态度。本书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是：(www.xing528.com)

基督教固然以全人类得救为博爱底目的，但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不能躐等而几。

基督教有所谓“无抵抗主义”，每为指摘基督教的人所藉口。其实这种无抵抗主义，只是个人与个人间在某种情况之下所应用的事理，本不是为国家民族说法的。

基督教唯一的目的是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也就是寻常所谓革命。纵览古今中外的历史，凡是革命事业，总没有不强制执行而能以和平的手段告成的……所以有人高举唯爱主义，说基督教不可凭藉武力以从事革命，这种和平的企望，我们在理论上固然应当赞同，但从事实着想：如果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取得政权，而取得政权又必须凭藉武力，倘使基督教坚持要避免革命流血的惨剧，岂不是使改造社会底目的成为虚构以终古？

以上所引的话，一部分我可以完全同意，但另一部分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因此，我便把我个人对这问题的意见，简略地叙述于下。

我与本书的作者完全同意的，有以下的几点：

（一）基督教并没有叫人不爱国；受真理指导的国家建设和民族解放正是全人类得救一个必经的阶段。

（二）基督教应当参加政治活动，因为宗教生活是包括人生的各方面的。

（三）基督教的目的是人与人的合一（爱）和人与上帝（真理）的合一——这当然包括社会改造。

我觉得还可以考虑的有以下的—点：

（四）关于革命的手段，我认为应当把耶稣自己的主张和今日基督教可能采取的方法，分别而论。耶稣自己的主张，我认为是绝对唯爱的、非武力的，然而它却不是纵容放任的无抵抗。但今日的基督教和一般基督徒——更不必论其他的人——却还没有达到追踪基督，实行他的最高理想的程度。因此，就事实论，“强制执行”是不可避免的。这只能说是基督教的妥协，而不能说是基督教最高的理想。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他没有把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分开——事实上这也不可能。美人Reinhold Niebuhr氏在他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青年协会出版），曾指出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因为性质不同，不能应用同样的方法，但在他的《释基督教伦理》（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他却承认耶稣唯爱的教训的绝对性，并说：由于人类天然的缺欠（罪），人类对这绝对的理想，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登峰造极，因此他便承认非唯爱的武力在现社会生活的必要性。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近于真理。

以上两点，关系颇大，但因限于篇幅，不能在这里作详细的讨论，只能把我个人不同的意见指出来，以请教于著者，并供读者的参考。

1936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