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们得到不少关于甘地和印度民族运动的消息，这些消息，不但与甘地个人和印度的前途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对于东方民族整个的解放运动，也不无影响，所以我们特在这里简略地加以介绍和评论。
印度的民族运动是在1919年开始的。那时候，甘地挟着他在南非洲20年奋斗的经验，以自治为口号，开始在印度提倡不合作运动。三万万的民众，不管他们有什么宗教和阶级的分歧，都热烈地拥戴他作他们的领袖。在这十几年当中，这个运动，经过了多少的停顿，遭过了多少的挫折，但甘地还是他们的中心人物，而运动的潜力也只有日益扩大，而绝未消灭。
但到了最近，似乎甘地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发生问题了；似乎印度民族运动的方向，也逐渐在那里转变了。在没有对这件事加以评论以前，我们对于事实的真相，应当先有所认识。
10月25日的国民电说：“内部冲突剧烈之印度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明日开会，与会代表盈万，要求自治反对英人统治之主张，固属一致，惟于以何方法与英人统治奋斗，则各异其说。讨论党纲当以甘地为目标，甘地为印度国民党领袖已15年，近以反对之声不绝，遂有退休之表示，故今次大会亦将表决甘地之进退。”（10月27日《申报》）
据我们所得到的另一个消息（10月31日Christian Century），甘地实在于10月23日便已发表退出印度国民代表大会的宣言。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虽然大多数民众对于甘地还是热烈地崇拜，但对他的主张，却发生了怀疑。综观甘地和一般人意见的不同，大略有以下的三点：
第一——甘地还是绝对坚持着他的非武力主张，而大多数人对于这种主张，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信仰，只是表面的接受。在本年9月里，甘地曾发表一篇很长的宣言，指出这一件事实。他说：“我所走的方向和代表大会里面知识分子的会员们所要走的方向，似乎是正正相反的。假如他们不是被他们对我的希有的忠心所阻碍着，我想他们便会热烈而欢欣地走他们自己所要走的方向。”这几句话可以充分表明甘地和一般人意见分歧的症结所在。所以，他在10月的大会里面，对于大会《宪章》所规定争取自由的方法，还要把“合法与和平”的几个字，改为“诚实的与非武力的”。而结果是双方意见的距离愈远。
第二——目前英印间喧闹一时而还在发展着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最近英政府在白皮书里面所提出的印度《宪法》的修正案。现在该委员会已提出报告（关于报告书的内容请参阅11月21日从伦敦发出的各社电讯）。这个修正案由两院联合委员会用了18个月的工夫去审查，据麦唐纳宣言，提案的条文共有三百，在明年7月底以前议院大部分的时间都要用在这个问题上。提案的主旨是要建立一个由各个自治单位所组成的全印联邦，以代替现在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并逐渐扩大各单位自治的权限。在英人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但印人方面则极力反对，以为这是不彻底的办法。甘地所领导着的国民党对于此事，并没有什么热烈的表示，以致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在国民党内另组新党，以谋进一步的对付。至甘地对此事之所以不大注意，却另有他的理由。他在最近两年内用全力攻击的，就是印度的“不可接触者”的制度。所谓“不可接触者”就是指印度四阶级以外，在社会执苦役、而不能与各阶级来往的所谓贱民。甘地以为印度的争取自由，不但是一件政治上的事，也是一件精神上、人格上的事：假如在印度的民族内还有六千万的人民从出世以后就要过着牛马的生活，那么，印度就没有资格去享受自由。他以为若要得到平等，就必须先以平等待人。但一般人却不是这样看法：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内部的问题，并不急迫，等到印度获得自由以后，再去处理，犹未为晚。他们不明白甘地为什么在这个对外问题正在紧张之时，用全神来对付这些他们认为不急之务。还有组织新党的人，多半是守旧的印度教徒，他们以为阶级与宗教的分歧，是印度文化生命的中心，不愿有所更改，所以甘地关于贱民的主张尤为他们所反对。
第三——最近五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的结果，使一般人感觉社会根本改造的问题与民族解放的问题同样的重要，而甘地对于前一问题似没有什么明显的主张。印度是一个农业的国家，虽然她的农产品的跌价，不若其他国家的厉害，但根据印政府对英议会的报告：“种棉、麻、麦的人，都受了重大的打击，尤其是因为近20年来生活程度渐高，农民无法支持的原故。”这一种情形自然也影响到知识分子，所以失业的人数日多，而全家自杀的也时有所闻。这样看来，印度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除非有了一个经济的革命，印度的情形是不会进步的。但是甘地应付的办法是什么呢？11月10日的哈瓦斯电说：“圣雄甘地开始节俭、道德及卫生运动，其目的在提高50万印度农村之生活。……又印度百万富翁若干人均愿捐资以津贴甘地之农村建设计划，以为道德的不合作，不克济事，必须更进一步，而实行经济绝交云。”（11月12日《申报》）
这可以表示甘地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经济的问题。并且有人以为这是代表甘地一种新的趋向，说：“这就表示他已觉悟了他那‘精神利剑’的不足以制帝国主义者之强暴，从此以后，将淬厉物质的武器，以备与帝国主义者作再次的抗衡。”（10月25日《大晚报》）然而印度的青年恐怕不会以此为满足的。他们现在是醉心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任何的主义。他们对这些主义，都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种彻底的改革，只要目的能达到，什么主义都可以的。这并不是我们的猜想；从外边观察的人是这样的说，印度人自己也是这样的说（参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所出之《学生世界》本年第3、4期）。(www.xing528.com)
以上三点是甘地与一般人意见不同的主要之点。根据这些事实，我们便发生了个问题：谁是印度未来的领袖？
这一个问题在两三年前是不会发生的。除了甘地以外，还能有什么人呢？但现在可不同了，似乎有一位新兴的人物要取甘地而代之了。这一个人是谁？他就是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
我们在这里可以拿尼赫鲁来和甘地比较一下。甘地——这位东方的怪人，宗教界的圣者，十几年来三万万人服从崇拜的对象——他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用不着我们再来介绍。他是一个古老的印度人，他相信神力与人事的息息相关；他坚持着严峻简单的生活，他的爱好纪律就像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德国的纳西主义者。他不断的相信着“为上帝作伟大的尝试”。人们是像被催眠般的去拥戴他，然而他们却是永不能完全明白他。在已往，他们加入了他的队伍，却没有准备着应付他所要求的纪律和恒忍的代价。有人说：印度大概将要把他放在先知的座位上而忘却了他。但甘地自己会不会取这样消极的态度，却是一个疑问。
尼赫鲁——他在多方面是完全两样的一个人。他是自信自赖的印度现代青年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他说过，假如要他举手表决的话，他要反对法西斯主义而赞成共产主义。他以为只有马克思的历史观能正确地解释世界上的事变。他说：“政治上的事，只有魔术和科学的两条路。魔术用不着理论和逻辑，而科学却以清楚的思想与推论为根据，无取乎理想的、宗教的或情感的程序，因为那只有使人的思想模糊。”因此，他以为现在争政治自由的斗争，慢慢的也要变成一种争经济自由的社会斗争。在现在，他以为非武力斗争的方略是对的，但并不因为道德和宗教的原故，而只是因为对付一个武力优越的国家，没有别的办法。他以组织农民为当前的急务，为的是要准备着争取政治与经济自由的最后决战。
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他对于他的使命有甚深的信仰，也肯刻苦地奋斗。他没有甘地那样的沉着，所以他的情绪常常是紧张的。他痛恨着印度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许多黑暗与不平等，他以为印度宗教的迷信成分，对这样的现象，难辞其容忍与助长之咎，所以，他在攻击政治与经济的罪恶时，同时也攻击宗教。他至今还在狱中，因为他关于孟加拉国的事件曾批评政府，说它不当以恐怖的手段去对付恐怖者。在现在，他已成为唯一的“青年印度的偶像”。
甘地乎？尼赫鲁乎？这个问题迟早总要解决。一个是典型的古印度的神秘宗教家，一个是浸淫于现代思想的20世纪崭新的人物。在现在，只有趋向尼赫鲁的青年运动的分子感觉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但不久以后，所有的印度青年都不得不有所选择。甘地的声音是印度祖国传统的声音，而尼赫鲁的声音却是共产主义的乐园的呼召。在印度青年的灵魂中，似乎这两种东西，都应当有相当的地位，放弃其中的一种，就等于放弃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现在，对外的斗争，使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搁置，然而必须有所选择的日子是终会来到的。
至于甘地和尼赫鲁彼此个人间的关系，在已往是极其密切的。在现在，因为对外问题的严重，他们还是彼此信任，彼此拥护，以后是否会因为意见的参商而各行其是，那就在不可知之数。
末了，我们愿意表示我们自己对这件事的意见。假如以后印度的国民运动还是照旧拥戴着甘地为领袖，那可以说是一件奇事，因为现在的事势，似乎不是往那一个方向走的。如果他们放弃甘地而接受尼赫鲁的领导，这却是可以意想到的一件事。如果是这样，这是证明甘地的失败么？那却大谬不然。甘地的思想，我们有好些是不能接受的，甘地的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但我们相信，甘地的几种主张——如他的非武力的见解，和他的正己以正人的原则——却有亘古常存的价值。人们的能否接受他的主张，这是一件事；这种主张与现在的世界有无裨补，这又是一件事。甘地是一个先知——先知之能否见容于当世，视其理想超越于当世的程度。放着未来不说：甘地已往35年的努力已经是有史以来一件希有的事，即使他以后将要脱离政治的舞台，他也已经成为世界上不朽的人物。也许千百年后，等到历史发展的阶段，都已完全摆列在我们面前，世界对于他才能有正确的定论。至于他的光辉灿烂的人格，那是一个已经公认的事实，就是在现在，也是没有否认的余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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