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解读唯爱与真理

唯爱与真理——答一飞先生⁽¹⁹⁾

一飞先生在他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唯爱主义》一文里，把我的《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加以猛烈的攻击，并且在结束的时候说：“可惜吴先生不肯毅然决然的接受真理，全部的接受真理。”这是一句多么具有自信的话！

凡读一飞先生这一篇文章的人，大约都可以晓得一飞先生是一个青年——血气方刚的青年。一飞先生认为他已经得到了全部的真理，所以他能目空一切，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抹煞他的那“一套”以外的一切东西。我们很佩服他的大胆，然而我们并不觉得希奇，因为谁不以为他所认识的是全部的真理！

对于一飞先生的批评，我们似乎，没有答复的必要：第一，因为我们所要说的话在《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里已经说得比较的详尽，读者可取而复按；第二，因为我们的主张是建立在一种根本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辩论只是徒费唇舌。然而我们还是不嫌辞费，在这里答复一飞先生一下。

当然，在我们看来，一飞先生是根本没有懂得唯爱主义。假如他是懂得的，他的批评，恐怕要取另一个方式，而且他也不会取这样漫骂轻佻的态度。

第一——说到个人的价值，一飞先生竟把我们认为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唯爱的目的是解放民众、改造社会，这个目的正站在个人主义的反面。一飞先生可以反对我们的方法，但却不能否认我们的目的。我们始终承认，离开社会就没有个人，所以唯爱主义便是我们的所谓“社会福音”。但我们为什么又说要注重个人的价值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以为不但社会可以影响个人，个人也可以影响社会，因为所谓人，就是社会里面的个人，而不是独立的个人。因此，注重个人，亦正所以注重社会。

但一飞先生说：我们的所谓个人，是指着少数的压迫阶级而言，因此，他以为我们的所谓尊重个人价值，实等于纵容少数、牺牲多数，这是我们所不能承认的。我们的所谓个人是指一切的个人，不过，在讨论武力革命的时候，这当然是指革命对象的压迫阶级而言。我们是要姑息他们么？要纵容他们么？假如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革命，谈改造？我们对于一个“反社会”的人，抱着两种见解：第一，现在的他，不是他所自愿的，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反社会的罪过，全部放在他的身上；第二，现在反社会的他，可以变成一个不反社会的他——只要我们改变他的心境，改变他的环境。我们怎样改变他的心境，改变他的环境呢？那就是我们的所谓非武力革命了。意识的宣传，舆论的监督，个人的启导，这是改变心境的办法；以有组织的民众，以广大的抗税罢工等不合作的方法去对付压迫阶级，以冒险创造、一往无前的精神去实现新社会的组织，这是改变环境的办法。改变环境，改变态度，这当然是一件斗争的事、流血的事。然而流谁的血呢？这是我们同一飞先生见解不同的一个焦点。

一飞先生说：我们不必问流谁的血，“需要流我们的血时，我们不必偷生，需要流别人的血时，我们也不必客气。”但我们却说：我们不要流别人的血，却准备流自己的血。这是什么原故？我们所看重的不但是流血的本身，并且是流血的社会影响。为社会福利的原故而自动的流血，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为什么反对被动的流血呢？第一，因为使反社会的人被动的流血就等于把社会应当负的责任，全部放在他的身上；第二，因为这样的做，是抹煞了他的改变的可能；第三，流别人的血——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永远是反乎人性的一件事。我们身体上长了毒疮，可以割去；割了毒疮使全身可以健全。但是一个反社会的人，决不能被看作社会里的一个毒疮，因为他可以改变——变成一个健全的分子。一个可以改变的人，把他生吞活剥地消灭了，似乎是大快人心，似乎是为社会除害，似乎是加速了社会前进的力量，但我们坚决地相信，这一件反乎人性的事，在一般人的心理上，要留下一个恶劣的影响，这就是崇信武力、以暴易暴的影响。至于那些与被消灭者同等的人，自然是兔死狐悲，有力的则加强他们的反抗，无力的则表示屈服，敢怒而不敢言。若拿整个的社会、整段的历史来论，武力革命，究竟是加速了社会前进的力量，还是阻碍了社会前进的力量，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一飞先生没有懂得这些道理，便硬说我们是替统治阶级说话，说我们麻醉民众的意识。刀笔吏深文周纳，古人入罪，还要罗织一些证据。一飞先生的态度，似乎连刀笔吏都不如！

一飞先生明了他的所谓“逻辑”，说我们把一个统治者的价值认为大于千百万被压迫大众的价值，这真是一飞先生的所谓“创见”。我们已经说过：尊重个人的价值，正所以尊重的全社会价值。我们所谓的尊重个人，并不是纵容他使他作恶之谓。我们明明的说是要对反社会的人反抗，要制裁他——若不是这样，就无所谓革命。但我们所用的方法是非武力的方法。如果一飞先生说：“你的非武力方法是没有效力的，所以结果与纵容罪恶无异”，这在“逻辑”上还可以说得通，但这个问题，我们要留在后面讨论。

说到人的可能性，一飞先生说他也相当的承认，但他说：“假如社会的物的环境没有改变，个人是不容易改变的，甚至根本不能改变。”我们始终没有否认物的环境对人的影响，不然，我们何必主张社会制度的改造，但我们却同时相信人对物的环境的影响，因为社会制度，不会自己改变，要人去改变它。换句话说：物的环境，在某一个阶段，产生了要革命的人，而这要革命人，便去改造他所处在的物的环境。人不能离开物的环境而生存，而有思想，而有文化；同时人可以以他的生存作孤注，向他的环境挑战，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为一般的人而说，物的环境没有改变，个人不容易改变，但我们却不能把少数先知先觉者——像一飞先生一类的人——除外，因为他们在环境没有改变以前，便已经有了改变环境的思想。假如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便要陷于机械的唯物论的错误。(www.xing528.com)

再说手段与目的是否应当一致。一飞先生说：“手段之于目的并不引起道德性的争执，只要目的是对的，正确与否云云，大多数是主观的。”这可真奇怪了。我们可以采一个很普通的例——强奸。强奸，无论从新道德或旧道德的观点看来，都是错的；这一点一飞先生大概不致否认。发泄性欲，从目的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而强奸也是达到目的有效的手段。然而我们为什么说强奸是错的？这可见目的与手段决不能混为一谈。为一飞先生的“逻辑”设想，他似乎应当这样的说：“我们承认手段与目的应当一致，但是怎样才能一致，那就要因观点的不同而各是其是，因为即使目的是相同的，你可以说你的手段是正确的，我可以说我的手段是正确的，至于谁的是‘主观’，谁的是真理，那就只好等事实来诏示。”假如一飞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倒可以完全同意。

为什么我们说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错误的？并不如一飞先生所想的：因为我们否认武力革命的爱的动机。我们承认革命的动机是爱，但以为革命者对他的革命对象——统治阶级——的态度却不是爱。也许他对他可以极力免除消极的恨，但他决不能说是对他们有积极的爱。我们决不承认这对少数人的办法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相信，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我们也不相信这是一件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它要引起社会上许多不良的影响，并且从整段的历史看来，它还要延误了社会前进的速度。

一飞先生不佩服我们的说法，所以提出一个苏联来，作他的有力的反证。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苏联的问题。不知一飞先生又用什么新花样的“逻辑”，说我们把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认作一个阴森森的地狱。在某种限度之内，我们是讴歌苏联的人，一飞先生用不着引证什么话来折服我们。如果要我们挑选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和一个苏联式的国家，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挑选苏联式的国家。我们决不否认苏联的试验的价值，我们并且极力的主张我们走苏联所走的社会主义的路。但我们却是不主张用武力去实现社会主义，理由我们已在上面说过。然而我们绝不承认我们的主张是温和的改良主义，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主张斗争，主张流血，主张彻底的改造。

苏联的革命，从事实上看来，是一个流血很少的革命，但那只是适逢其会。一个烂熟到要崩溃的社会，在欧战混乱的时期中，当然不需要很大的流血。但是革命以后的苏联，无论是对内是对外，究竟还是拿武力来维持的。这种武力政策对于国内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它对一般民众心理上无形的影响，我们以为用长久的眼光来计算，是妨碍了社会前进的速度；在国际方面，它当然也不能避免剧烈斗争。在我们看，这都是一种极大的损失。若在一个还未到烂熟时期的社会，损失自然就更大。我们决不是主张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我们以为改造一种态度决不能不有若干社会的强制（social coercion），因为非这样不能胜过群众的隋力。但我们所主张的强制是非武力的强制。

一飞先生说我把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武力混为一谈，因而说我的观点模糊。是的，我们的确是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但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观点是模糊的。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赞成社会革命；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武力，但我们也不能赞成以暴易暴的社会革命的武力。但一飞先生又说：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循环不息的，而革命的战争是解放全人类“最后的一次战争”。这种战争是否是“最后的一次”，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们相信整个革命的成功，决不是“一次”的事，并且，革命即使成功，战争的心理一日存在，战争的事实，还会找别的机会来发生。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它是“最后的一次”，它的代价，在我们看，也是远超过了我们所当付的。

我们相信社会是演变的。由狩猎的时代变为游牧的时代，由游牧的时代变为农业工业的时代，是一种演变；从原始的共产而私有，从私有而复归于共产，这是一种演变。强权的社会变为公道的社会，公道的社会变为唯爱的社会，这又是一种演变。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演变的必然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每一个阶段所有价值和地位。我们现在可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来批评私有的资本主义，但我们决不能否认资本主义打倒封建制度和建立现代物质文明的功劳。我们也可以从民主的立场主张共和的政体，反对专制的政体，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君主制度在群雄角逐时代统于一尊的贡献。同样的，我们站在唯爱的立场，也决不否认武力已往——甚至在现在——的功用。苏俄的革命，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辛亥的革命，以至历史上许多含着若干解放民众的意义的战争——不管它是社会的、民主的、君主的——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地位。但承认了一个阶段的价值与地位，并不就是要永久的维持那一个阶段。我们承认武力的功用，正如社会主义者承认资本主义的功用。社会主义者说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崩溃的时期，也正如唯爱主义者说我们现在应当从一个兽性的武力时代进入一个人性的唯爱时代。社会主义的超越资本主义，正如唯爱主义超越暴力主义，而资本主义之反对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也正如暴力主义之反对与否认唯爱主义。

一飞先生没有懂得我们这种客观的态度，所以断章取义地引了我们所说的一些话来批评我们，说我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屡屡改变。是的，我们在九一八后，对于义勇军，对于淞沪之战，都曾表示过热烈的同情，而我们的态度是：唯爱的抗争胜于武力的抗争，但武力的抗争胜于消极投降的无抵抗。这并非因为我们取了唯爱的立场去赞成武力；在我们自己，唯爱是绝对的，然而我们却不能拿我们的标准去衡量还没有接受我们的主义的人。

最后，我们以为问题的焦点，不在唯爱的目的，而在唯爱的方法是否有效。唯爱的方法就是“爱仇敌”的方法，以善报恶的方法。唯爱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以牺牲的爱，救赎人类的路。这一条路尼采认作“奴隶的道德”，共产主义者认作“人民的麻醉药”。但这条路是否行得通，没有人可以武断，因为还没有人拿它来长期的、大规模的试验过。

我们说过唯爱主义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它相信人的绝对的价值，它相信人的无限的可能。这是它对人的性格的一种“透视”，正如社会公道的要求和被压迫者最后胜利的预断是共产主义者对社会的一种“透视”。透视在先，理论在后；理论容或有错误的地方，而透视则可以超时空而长存。我们所愿辩明的，只此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