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爱与武力：扶雅先生答谢

唯爱与武力——答谢扶雅先生⁽¹⁸⁾

谢扶雅先生在本刊3卷20期发表了《唯爱与武力果不相容吗》一文，特别提出“唯爱与武力”那个问题来讨论，兹谨将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出来，以供谢先生及读者参考。

谢先生那篇文章的大意说：“爱”是“经”，有时不得已不能不用武力是“权”，所以他以为唯爱与武力并不是不相容的。我大体上可以赞成先生的意见，但觉得谢先生的话在有些地方还应当修正。我所以赞成谢先生的意见，是因为我认为唯爱与武力并不是绝对不兼容的，因为唯爱所注重的是爱的动机、爱的精神；因爱而用武力——如母亲用力拉住小孩，使他不掉到井里去，或主人将病入膏肓的爱犬打死，这都不悖于唯爱的精神。这一点，我在《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里说得很清楚。同时我又指出来：“拿起枪来打死一个敌人，也许是因为爱国家、爱社会的原故，但对于那个敌人却不能说是爱他。因爱国家、爱社会而恨敌人，在唯爱主义看来，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即使用武力的动机是爱，但如果对于用武力的那个对象的态度还是恨，这也是反乎唯爱精神的。这一点，似乎是我和谢先生意见不同的地方。我以为“爱”不能说是有“经”有“权”——这是说不通的，因为爱就是爱，非爱就是非爱。照谢先生的主张，他应当说：有时可以爱，有时可以不爱。这倒直截痛快，不必牵强的说：“权”的武力，只从手出，不从心出，故于“经”无伤。我以为因爱而用武力，武力也是属于谢先生的所谓“经”的。

虽然我们以为有时可以用武力，而仍不悖于唯爱精神，但大体上我们仍然是反对武力的，其理由如下：第一，因为我们不承认所谓坏人是不可救药的，而武力，特别是杀人的武力——是抹煞了他的上进的可能的。

第二，因为用武力的时候很难避免恨，而恨与爱是相反的——虽然纯粹因爱而用武力，如上文所举的例，我们并不反对。

第三，因为武力不能达到我们原来所企望的目的，并将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www.xing528.com)

这些话我在《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一文里已经说过。我们认为对付坏人的正当办法是改善他的心境和改变他的环境，而不是用武力。所以拿兽兵强奸幼女一事来说，发出义愤是应当的，但从唯爱的立场来说，义愤的表示应当限于言语的斥责，即使用武力，也应当以阻止他的暴行为限。超过了这个限度，便不是唯爱。自然，人的心境和环境，常常不是马上可以改变的，所以唯爱的代价必然是牺牲——被害者的牺牲和自己（第三者）的牺牲；但这样的牺牲一定比武力的牺牲小得多，并且它的作用是防止未来因崇信武力而必不能避免的更大牺牲。

谢先生还举了几个历史上的例。一个是宋襄公。这大约是指宋楚战争的那一段事。宋襄公并不是一个非战者，他所主张的，只是“不重伤，不禽二毛”一类的道德。这当然是一种不彻底的主张，所以批评他的人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换句话说，如果不欲伤杀敌人，那就不必要战争了。然而宋襄公的态度未尝没有可取的地方，因为那就是体育场上的“sportsmanship”，梁山泊式的“道义”，中世纪骑士的任侠——这些都有唯爱的成分在里面。

谢先生举的第二个例，是大战时比利时之抗德和我国的淞沪抗日等。这是几件很悲壮的事。我们对于这些抗争，决不能否认它们的价值，因为一个民族假如还不能用唯爱的方法去抗敌，那么武力的方法，在可能的时候就是最上的方法。但我们还是相信甘地的这一段话：“如果我们所能选择的不是懦弱，就是武力，那么我们应当选择武力，我宁愿冒险用武力一千次，不愿使我的民族失却丈夫之气。但我相信，非武力比武力高超至于无限；饶恕比惩罚更为豪侠。”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在《唯爱》双月刊曾数加讨论，恕不在此多谈。

谢先生所举的最后一个例，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那一段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唯爱的表示，而绝不是“猫哭老鼠”一类的把戏。然而这是多么罕有的事！历史上没有几个诸葛亮，然而假公义之名，行残杀之实的，则比比皆是。并且，大规模的武力，即使以爱为出发点，也是得不偿失的。谢先生说得对：“彻底的唯爱，固难；而用武力的爱，则尤难之又难。”因此，我们虽然承认唯爱与武力并非绝对不相容的，我们还是不得不反对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