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音的意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耀宗卷

社会福音的意义⁽¹⁴⁾

我们相信宗教是人生的宗教：宗教应当在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里表现出来。

我们相信人的生活，各方面的生活，有了宗教，便更加丰富，更加合理。我们相信宗教——宗教的实质——如同空气一样，如同布帛饮食一样，是人所不可须臾离的。不是宗教的名义，乃是宗教的实质。有了宗教的名义的人，未必便有宗教的实质。“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反过来说，有了宗教的实质的人，未必都有宗教的名义。呼吸空气的人，未必都感觉空气的存在；衣帛食粟的人，未必都知道粟帛的所以然。有的人诅咒宗教、鄙弃宗教，然而他们未必认识真正的宗教。也许他们看见了宗教的糟粕，但没有看见宗教的精华。也有的人否认宗教、怀疑宗教，然而他们的自身，却是宗教的具体表现者。我们要正名；我们尤应当顾名思义。几千年来，我们受了虚伪迷信的宗教的流毒：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颠倒是非，淆乱黑白，驯至无数的罪恶，都假宗教之名以行。几千年来，我们也受尽了没有宗教的痛苦：相争相杀，率兽食人，祸乱相寻，永无宁日。我们要揭橥宗教的本色，铲除宗教的虚伪，要把充满生意的宗教，灌注在人的生活的各方面里，以建设未来的理想社会。

在我们看，这便是社会福音——并不是另有一个非社会的福音：除却了这个福音以外，没有别的福音。因为宗教是人生的宗教，宗教要在人的生活的各方面表现出来。

一

初期的基督教是一个充满了热烈的情感，充满了革命的精神的宗教。现在的基督教，有时还有热烈的情感，但早已丧失了革命的精神。两千年来的基督教，偏重了个人的得救，忽略了社会的改进，所以它便成了统治阶级的护身符，剥削制度的拥护者。它五体投地地俯伏在敌人的面前，还自以为是人类的救星，社会的先导，却没有晓得它已经做了原始基督教的叛徒。

我们先来看看耶稣的本身：我们要看看他原来所传的福音，究竟是不是一个社会的福音。既是这样，我们便要先看看他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应付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从历史的方面有所认识，然后才能了解所谓社会福音，对于今日的时代，究竟有什么意义。

耶稣当日所处在的时代，好些地方，也就仿佛我们中国今日所处在的时代。外面有侵略压迫的异族，有系统不同的文化；里面有痛苦颠连的民众，有虚伪无能的宗教。民族是一个意识坚强的民族，而国家却是一个萎靡不振的国家。反抗既不可能，屈服又有所难堪。在这样彷徨苦闷的时候，民心鼎沸、众说纷纭，而耶稣的社会福音，也就在这个时期出现。

耶稣降生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的军队攻破了；犹太人所宝贵的圣殿，是完全被毁，而人民的被杀的，被钉在十字架的，被卖为奴的，据当时的统计共有120万人。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悲惨的事，这是耶稣在还活着的时候所预料到而痛哭流涕地希望它不会发生的事。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然而这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爆发了。这一班鼓动革命的人，犹太人称他们作“奋锐党”（Zealots），而罗马人却滑稽地称他们为“匪”——正如“九一八”后东北的义勇军被日人称为“匪”一样。他们主张行动——革命的行动。他们知道他们敌不过罗马的武力，但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动了，上帝便要显他的异能，帮助他们把敌人打倒。他们所以要动，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应当再驯服地忍受异族的压迫。我们若要晓得那时民众怨毒之深，可以看当时的犹太历史家约瑟弗氏（Josephus）关于“匪”的一段记载：

他们把强盗和他们的家属都杀了，但因为希律王想救他们一些人，所以他便出了一张告示招他们自首；但没有一个人是甘心愿意来的；就是来了，他们也宁愿死而不愿受羁押。有一个老人，他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他把孩子们一个一个都杀了。希律王因为离他很近，看见了，便动了怜悯。他向老人伸出他的右手，请他不要杀他的孩子；但他不理他，反骂希律王卑鄙，把孩子们连他的妻都杀死；他把他们的尸体都扔到崖下以后，他自己也跟着跳下去。

这些人真是强盗么？强盗有这样不肯忍辱偷生的气概么？假如没有政治的背景，那老人肯做这样残忍的事么？

但是当时的人，并不都是主张武力革命的。有一派人，名叫爱森尼（Essenes），他们以逃避为国难的出路。他们和其他的人住在乡村和城市里，但他们自己是过着共产的生活，在一块儿饮食和礼拜。他们多数的人并不婚嫁。他们团体的纪律非常严峻，所以完全与外界隔绝。有许多人因为生活过于艰苦，不愿在荆棘的路上继续奋斗，所以便从远处来投奔他们。但他们的所谓出路却是完全与国事无补的。

另一派是撒都该人（Sadducees）。他们一方面主张接受比较轻松活泼的希腊文化，另一方面主张对罗马帝国屈服。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僧侣的氏族，大祭司和圣殿的职员都是从他们里面选出来的。因为有了这个僧侣的地位，他们便取得领导政治的资格，并且在社会上享有优越的地位。他们简直就是一个贵族阶级。圣殿里巨大的财产，也受他们的支配。贵族阶级是享利益的阶级，所以当然是保守的。他们对于当时民众的怨忿不平，不但毫无办法，而且尽力把它压制下去。他们固执着传统的信仰，反对一切与社会道德和天国理想有关系的学说。

第三派就是法利赛人（Pharisees）。他们也是僧侣，但却是与撒都该人对立的。他们并不如平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坏，因为他们除了墨守成规以外，还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和诚挚的宗教精神。他们采取深闭固执的态度，不主张接纳外来的文化。他们奉行着无数繁琐的宗教仪式，其用意在保存他们所认为纯粹而特出的宗教和文化。但在政治方面他们却不主张有所活动，所以他们的办法与爱森尼人的逃避现实无异。在情感方面，也许他们可以得到若干的慰安，但在事实方面，他们对于当时的问题，也是没有贡献的。

还有一派是“默示派”（Apocalyptists）。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切都要更新；上帝要显示他的奇迹，去拯救以色列的民族，使他们所企求的弥赛亚所统治的社会可以实现。在希望上他们与奋锐党是相同的，但奋锐党要革命，要尽人事，而默示派的人却是消极无为，在梦想中生活；所以他们在各派中是最无足取的。

以上所说的五派人，虽然思想纷歧、主张各异，但总起来说，他们的见解不外乎两种：一是武力革命，一是逃避现实。

这两种思想似乎是两种极端的思想，但出发点实在是一样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犹太人的民族意识是非常坚强的，无论大家的主张是怎样的不同，保守犹太的宗教和文化的要求，不管它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却都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引一件事实来做见证。耶稣生后第6年，罗马将犹太省与帝国所属的叙利亚省合并了。这合并是犹太人所主动的：50个代表犹太民众的大使在该撒宝座之前俯伏请求，而该撒却是经过犹太王雅杰略（Archelaus）多年虐政之后才允许了。狂热地爱国的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他们不是要降服，他们实在为的是要保守他们宗教上的自由。治理他们的希律王名义上是犹太人而实际上是仰承罗马的鼻息的，所以为讨好罗马起见，他是要把犹太罗马化。犹太的民众希望在罗马直接统治之下，可以得到文化上的自主，所以便有请求合并之举，却没有晓得，文化与政治是一个分不开的连锁，所以实行合并以后，他们的希望并没有达到，终于演成后来流血的惨剧。

上面所说的是犹太人民对于当时政治问题的几种反响。我们现在再说到他们经济生活的状况。在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从大体上说，是很富庶的。就伯力斯坦一地而论，希腊和罗马的时代都是一个兴盛和发展的时代。许多有名的城市都是在这个时候建筑的。据约瑟弗说，那时在加利利省就有240个城市和乡村，每个的人口至少有15 000。假如这是可靠的话，它的人口就比现在多得多了。约瑟弗又说，那时建筑耶路撒冷圣殿的工人就有10 000以至18 000，此外在耶路撒冷还有许多瑰丽的建筑。这些巨大的工程的开销都是由希律王的府库和圣殿的收入支付的。

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叛乱的事，还是时常发生呢？如果人民是安居乐业、饱食暖衣的，谁肯去犯上作乱？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形式上的浮华里面，必定还有一些惨痛的事实。1921年在加利利海边一队修筑道路的人发见一个罗马时代的村落。从发掘出来的那一部分他们可以看见一些类似住宅的房屋。那些房屋只有一个人伸开两手那样的宽，这大概是当时贫民的住宅。这些遗迹在罗马许多其他的属地都可以找到。我们由此便可以知道，造成那些璚皇瑰丽的大厦的，就是住在这些贫民窟的人的血汗。

犹太的人民是一个以农立国的人民，但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却是一个城市的时代，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时代。因为在城市里面，经营商业，易于致富，所以许多地主都跑到城市里去。那些仍然留在乡村的大地主，因为能够使用奴隶，所以还是有利可图，但耕种小地的佃农，其困苦就不堪言状了。

罗马在奥古斯达（Augustus）大帝统治下的这个商业的黄金时代，自然是与犹太一般人民的愿望相左的。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固然有好些是从事商业的；在犹太各大城市的富人，因为并非完全靠土地来致富，所以也不受什么影响。但农民和手工业者受着罗马帝国大规模的奴隶工作的竞争，便难以支持了。不但如此，他们所耕的地都是最贫瘠的，而他们最膏腴的土地却被他们周围的希腊的城市所占去。这时候，因为商业发达，战争频仍，所以大概物价也增涨了。因此，富者是更富，而贫者也益贫。

还有一件难堪的事，就是捐税的剥削。罗马是采取一个聪明的政策，那就是他们的所谓“只要剪羊毛，不要剥羊皮”，他们的目的是要增加“剪毛”的效率。犹太人对于希律王的苛捐，曾多次的抗议，后来奇利尼（Quirinius）计户征税之举（Census），也遭大众热烈的反对。但这并不是说，罗马对犹太人征收的捐税，比其他的属地更重。犹太人的痛苦，是在于一个双重的捐税，那就是说，除了罗马的税以外，他们还要纳圣殿的各种捐输。每年两次要纳“什一”（Tithes）之捐，此外还有礼物、自由捐，和献祭种种规矩。这些繁琐的规例，对于那些虔谨的民众，一方面是缚束他们的心灵，一方面是增加他们经济的负担。假如这些捐输是为民众的福利而用的，那还有可说，但它却是用来养活一群游手好闲的僧侣。他们的人数非常众多，所以每人每年只在圣殿里服务两个星期，而他们所做的事又都是没有多少宗教上和道德上的价值的。这些捐输本来是犹太的“律法”所规定的，但犹太古代的僧侣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现在在这种捐输之上又加上一种负担，所以这双重的苛税，便非民众所能担负的了。

当时跟从耶稣的群众多数就是这样的群众。他们是热心于宗教的，但他们所认为领袖的人却鄙视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完全遵守许多的繁文缛节。投机的人又从而欺骗他们，告诉他们上帝马上就要用异常的手段，把他们从他们的仇敌和压迫者的手里救赎出来。还有一部分是那些所谓税吏和罪人的。他们受不了经济的剥削和宗教的缚束，所以就公然放弃他们的宗教，脱离他们的民族。和以上两种人对立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目空一切，倨傲不恭，侵占寡妇的产业，装成虔诚的模样，在罗马经济侵略之上，又给民众加上许多不公平的重担。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下一个断语：就罗马帝国和伯力斯坦一般的经济情形而论，犹太的农民和下层阶级都深感着痛苦和不满意；在他们的面前，只有日益悲惨的奴化生活，而没有光明的出路。

二

如果在耶稣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的情形，是像我们以上所说的，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假如耶稣所传的“福音”与这些问题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假如他的福音不是一个社会的福音，当时便不会有许多人去跟从他，相信他是弥赛亚，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跟从他的人太多，所以他有时连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时要躲到海上去，到山上去。这些人是要来听一个个人得救的福音么？是要在死后到天堂里去么？不，他们是抱着一个全民族得救的热望，一个天国已经降临在地上的信仰，而耶稣之所以能吸引他们，就是国为他的教训能在这些事上启发他们。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或上帝的国）这一句话，在犹太民族的意识中是有着极丰富的意识的。这不是耶稣自己的创见，这是从旧约时期的先知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根本的观念。他们许多社会的理想，宗教的理想，都包含在这一个名词里面。他们所希望的是脱离异族的羁绊，实现公平的政治，并在这个更新了的局面之下，得到了自由、秩序、富庶，一个光荣的国都，和一个宏伟的圣殿。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他们所认为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除了后来从外面输入的“永生”思想以外）都在里面。要实现这个理想国的人物就是他们的所谓“弥赛亚”，他是上帝差到世间来拯救犹太民族，并使犹太民族拯救世界万国的使者。这些先知们都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当时的统治者自然是嫉恶他们，就是一般民众也不完全了解他们；但是他们火一般的热情，终于普遍地渗入犹太人的心里，使天国的理想成为全民族追求的对象。

耶稣就是生长在这样的一种民族的遗传里。他接受了天国的理想，他甚至承认他是要来的弥赛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个革命领袖向民众挑战的口号？参加他的运动的，就是参加一个革命的运动。听见他的福音而欣悦而要跟从他的，就是那一群受着政治压迫、经济压迫，而不见容于当时的宗教领袖的劳苦大众。

但是，耶稣真是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么？耶稣果然实现了他们所企求的天国么？若是这样，耶稣就不会有后来悲惨的结局。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众把衣服和砍下来的树枝铺在路上，在前面行的和跟在后面的都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对一个王者的热烈的欢迎。但是过了几天，在耶稣受审的时候，巡抚认他为无罪，要释放他，而大众却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从前拥护他的人那里去了？反对他的人为什么能有这意外的胜利？

这岂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革命家竟被他的革命的当然对象——统治者——认为无罪，而原来拥护他的人——他所要解放的民众——反要把他置于死地！这里面必定有个道理，我们所不当轻易放过的道理。因此，我们就不能不问：耶稣对当时问题的解决究竟是什么？它与别的人所主张的办法，有什么不同之处？(www.xing528.com)

耶稣最初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在一个安息日，进了会堂，打开《圣经》，念《以赛亚书》以下的一段：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

这是他所以要出来传道的使命，这是他切中当时的需要的社会福音。因为他所传的是这样的福音，所以民众热烈的欢迎他。但是民众究竟没有了解他的教训。他的思想，和他们的思想，是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上的。起先他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不同，但到后来，这裂痕就慢慢的深刻起来了。也许有人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耶路撒冷都震动了，但我们相信，那只是一件比较冷静的事，没有许多人注意，因为大多数对于他热心的人，如今都失望了。

大众为什么对他失望呢？那就是因为他解决当时的问题的主张，与一般人的主张，在形式上虽然没有多少的不同，但在内容和手段方面却有很大的分别。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当然是关于天国的见解。美国社会福音最有力的提倡者饶森布氏（Walter Rauschenbusch）对于这个问题曾有极精确的意见，我们可以在这里引用。饶氏以为耶稣的天国理想，包含以下七种特殊的意义：

第一，犹太一般的民众都希望他们的弥赛亚高举革命的旗帜，把压迫他们的人消灭。这里的所谓革命，当然是指武力的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除了武力，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把暴虐的政治推倒。但是耶稣从起头就反对武力革命；他认为用流血的方法去博取和平，无异从魔鬼的手中去接受这个世界的王国。当他在加利利受大众热烈欢迎的时候，有几千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的人追随着他，要强迫他作王。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会，然而他趁着黑暗躲避了。甚至他最亲近的两个门徒也要他应许在他的王国里，给他们重要的位置。就是在他死了以后，他们还希望他不久可以再来，援救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最后的几天，他对民众仍然有极大的权威，所以祭司们所组织的“公会”觉得他有左右治安的力量。他们以为他的目的是武力革命，但他始终没有用武力革命的口号来号召群众。历史上的帝王和政治的领袖差不多没有一个不靠武力去维持他们的权位的：领导民众运动的人，除了武力以外，便没有别的武器。然而耶稣却是坚决地反对武力。这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怯弱的人：他宁可上十字架死了；他宁可让他的运动表面上似乎失败了，但他不肯把杀人吮血的魔鬼放松。他未尝不要人民得到自由，然而他相信，除非民众得到了内心的解放——从恨，从惧怕，从报复的心理得到解放——他们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耶稣最根本的一种思想——凡要在他的领导之下求民众解放的人所必须了解的思想。

第二，在犹太人看来，天国的降临，就等于犹太民族的胜利；世界各国都变了犹太帝国的附庸，世界的都会也要从罗马移到耶路撒冷。凡“异邦人”要得到弥赛亚的救恩的，必须变成一个犹太人。所以后来异邦人在基督教会内要求享平等的利益，基督徒中的犹太人深以为异，其中的一部分，始终没有赞成。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的眼光，大约与一般的犹太人相同，但我们可以想得到，他每逢遇见一个异邦人或撒马利亚人，他的眼光便放大了一点。他的心充满着人的同情，所以他觉得与一个人异邦人接触，便是与一个人——与他的弟兄——接触。因为他有了这个发见，所以他否认犹太人的特殊地位，并预言异族的人将要比犹太人先获救恩。在他的比喻中，他把一个异族的撒马利亚人变成一个慈爱的模范，还在祭司和利未人之上。他把种族的界线打破了：他要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这又是他关于天国一种特殊的见解。

第三，天国这个意思，本来是充满着民主的精神的，但因为他的起源，是在一个君主的时代，所以流行着的解释，是带着专制的臭味的。弥赛亚是一个君王，他的从者便是朝中的官吏。耶稣却把这种错误的观念改正了。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他自己就实行了这种教训，以至于死。这一种主张，在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希奇，但在犹太的当时，这实在是一种创见。犹太人对于上帝的观念是从人类专制政体的经验得来的，但耶稣把上帝称作我们的父，于是上帝的观念也民主化了；从前奴隶式的惧怕，现在变成喜乐的服从了；从前买卖式的交易关系，现在变成人神的自由合作了。他一方面把人的价值提高，另一方面把“高高在上”的上帝变成在人的中间的天父，这一个转变，便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根源，而现代的天国观念，也就成了一个人神相与的共和国了。

第四，虔诚的犹太人把摩西和“拉比”们所定的律法看作宗教的核心，正如虔诚的天主教徒把“教会”看作宗教的核心一样。因此，他们以为在天国降临的时候，律法并不废弃，反而得以成全，大家遵守律法的时候，就是天国降临的时候。法利赛人对于律法所以丝毫不肯放松，就是为这个原故。然而耶稣对于律法的兴趣却是十分淡薄；他的热烈的要求完全是在公道、仁爱和善意的方面。他的精神就是希伯来伟大的先知的精神。他在会堂里所念的以赛亚的那一段话就是他理想中天国的程序。在约翰怀疑他是否弥赛亚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去把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他所以自认为弥赛亚的证据。这一切都是解放的工作。在他所描写的弥赛亚的审判里，对于宗教的仪节，他只字不提；他所要的是社会关系里的同情；这是进入天国的唯一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他便与当时和别的时代的仪式主义分家，把天国的理想建筑在伦理的基础之上。

第五，在当时的人——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的——物质的繁荣与享乐是一个所谓太平盛世最中心的实质，而宗教上的虔诚就是换取这繁荣与享乐的代价。物质生活是目的，而道德与宗教是手段。耶稣从来没有轻视人的物质上的需要：他替人治病；他没有忘记群众的饥饿；他在一个短短的祷文——主祷文——里，把祈求日用的饮食看作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在他，饮食不是生命最终的目的。为财产衣服、饮食声色而追逐的人，在耶稣看来是最可怜的：这样的人不啻把他们内心里的上帝放逐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自然承认，财产的公平分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起码的条件，但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的对象却并不是金钱，而是人类的同情、友爱、善意、合作，而物质的生活，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社会主义者正确地注重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但耶稣，同样正确地，却是注重人类社会精神的目的。这又是耶稣关于天国理想一种特殊的见解。

第六，一般人关于弥赛亚的希望，大都虚幻狂妄、不切实际，而耶稣却是脚踏实地，处处从现在应有的行动着想。他们以为弥赛亚的革命将要像幻术一般，忽然来到；但耶稣则以为天国要像发酵的作用，像树木的生长，慢慢的发展起来。耶稣所主张的这种意思，明显地与流行着的观念抵触。他的思想，就是现代进化论者的思想，但他所主张的却不是清静无为，听其自然的“进化”。他的意识是革命的意识；他的程序是革命的程序，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现实，去追求空虚的幻想。

第七，天国虽然是要慢慢的发展，但即知即行的人，马上便可以感觉天国的存在，正如佛家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时一般希望天国降临的人，机械地把“现世”和“来世”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段，但耶稣却把他们的思想转移到那内在的，已经来到的天国。有一次，法利赛人问耶稣，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我们综看以上几点，就晓得耶稣是怎样的超出了他的时代和以后一切的时代。惟其不茍同于流俗，所以不见容于流俗；惟其深刻，所以高超，惟其高超，所以孤独。于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时喊着“和撒那”去欢迎他的人，过了几天便变成他的仇敌了；亲爱的门徒，在患难来到的时候，变节的变节，逃走的逃走了，而宣言天国将近的青年革命者，竟得到众叛亲离的结局了。然而这又有什么奇怪。二千年来基督教的历史，大部分岂不是重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历史！

三

我们把耶稣的时代背景说过了，我们把耶稣对于解决问题的主张也说过了；现在我们再要研究耶稣的社会福音对于今日应有的意义。

今日的社会，不是二千年前的社会；今日的世界，非复二千年前的世界，然而时代虽然不同，问题的性质，和应付问题的原理，并没有很大的分别。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呢？那就是被压迫的民众的解放——物质的解放，灵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应付问题的原理是什么呢？那就爱力的运用，真理的追求，制度的改革。耶稣在这些地方，都有他特殊的贡献，因为他所给我们指示的道路，超出了狭隘近视的人生，植基于伟大广博的实在。因为他的眼光是天空海阔的眼光，所以他的宗教是万古常新的宗教，所以他的社会福音，对于我们今日的需要，也有异常丰富的意义。

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时代的末期。18世纪以来的民主革命，推倒了封建的势力，确定了个人的自由：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开始。这一个时代，因为个人得到无限制的发展，所以树立了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然而这种个人的自由，自从工业革命以后，又造成了一种新的压迫的势力，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势力。资本主义在生产方面，有它极大的贡献，因为它有强固的组织，细密的分工，灵敏的管理。它把人生关于物质需要的恐怖消灭了，永远的消灭了，因为它的巨量生产，可以满足全人类的需要而绰有余裕。但是在分配方面，他便发生极大的问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乃是为个人利润而生产；同样的，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是根据需要与共享的原则而分配，乃是根据私有与独占的原则而分配。这一种无政府的经济制度便产生了现代社会和国际间许多纷乱痛苦的现象。一方面是在水平线下挣扎的劳苦大众——尽了生产的力量而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的大众；另一方面是享着特殊利益的资产阶级——劳力少而报酬多，甚至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有了这种对立的营垒，和不平衡的发展，于是便有阶级的斗争，市场的竞夺，经济的恐慌，和国际间的冲突。大战以后——1925至1929年——是资本主义繁荣的极峰；现在——1929年以后——是资本主义日暮穷途的时候。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社会革命的潮流，到了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呼声，有了莫之能御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国家或是生产落后的农业国与半农业国，制度的转变——从个人主义的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不久的将来，都要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换句话说，这就是旧时代的过去，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乱动转变的时期中，世界有两种大的势力，彼此互争雄长，势不两立：一种是共产主义的势力，一种是法西斯主义的势力。第一种是前进的，革命的势力；第二种是保守的，维持现状的势力。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在这资本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中，自然是蓬蓬勃勃，不可响迩。但是，如果我们放远眼光，认清局势，我们便可以晓得，它的力量，只是回光返照的力量。共产主义的势力，却是一种蒸蒸日上的势力；自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后，它更得了一种有力的后盾。世界无疑地是要转变，而现在促成这种转变的最大的势力便是共产主义。然而共产主义，从我所服膺的耶稣主义的立场看来，却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接受的主义。我们同情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然而我们却不能赞成共产主义所主张的手段。我们佩服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热烈的情感，和牺牲的精神，然而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为社会福利的原故，忽略个人的关系，否认个人的价值。假如我们在现有的这两种势力之中不得不有所选择的话，我们自然是选择共产主义，因为在大体上，它最能满足我们对于社会公道的要求。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社会福音，在若干重要的地方，超出了共产主义之上。

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外，还有许多站在中间的主义，例如代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美国的社会党的各种主义；它们不是维持现状的，但因为它们要在现状之下去谋改革，所以它们有时不得不与现状妥协，甚至放弃了他们原来的立场。因此，它们的分子，便会有因左倾与右倾而分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当然要革命，因为现在的形势是革命的形势，因为我们所相信的宗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同时我们不能违背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从耶稣自己的主张生出来的立场。最与我们的立场相近的，就是甘地在印度所领导的非武力的不合作运动。这是一个革命的运动，同时它也是以宗教的爱为立场的一个运动。甘地是一个印度教徒，然而他的主张与耶稣的主张却是毫无二致的。但是甘地的运动，现在只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运动，还没有被应用到整个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去。因此，我们主张从耶稣的观点去改造社会的人便不得不以创造的精神，去开辟我们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我们说过，两千年来的基督教，偏重了个人得救，忽略了社会改造，所以到了现在，它对于新社会的建设，不但没有明显的贡献，并且它自己也变成一种反动的势力。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基督教一手提拔起来的——虽然不是意识地。因为这样，它与现在的制度便结了不解之缘，就是它要革命的话，它也要准备着巨大的牺牲和热烈的奋斗。然而我们相信：基督教有一种潜力——伟大的潜力。历史上的基督教有它的迷信、狭隘、伪善、残杀，而也有它的伟大之处。在组织方面，它有悠久的历史，有广大的信众，有团契的精神；在个人方面，它养成一种比较坚毅纯洁，好义急公的性格；在信仰方面，它是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创造。它经过了不少的逼害与危难，然而它总是在失败、痛苦与死亡之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种潜力，假如它把目的认清楚了，把方向弄正确了，实在有它无限的可能性。基督教能不能把握着目前急迫的需求，解放了自身的潜力，去负起时代的使命，促成时代的转变？我们说过：初期的基督教充满了热烈的情感，充满了革命的精神。在那个时代，做一个基督徒便是与社会隔绝，与传统的思想和生活分家，向着现状挑战。在那个时候，在黑暗的政治、经济、宗教的环境中，他们并没有从事于武力革命，然而当时批评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把全世界闹翻了。”这是创造冒险的精神：这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的精神。我们相信今日的基督教还能有这样的精神，因为它就是耶稣自己的精神。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总结束了。我们所研究的是社会福音的意义；我们所要知道的是社会福音对于今日的使命。我们肯定了耶稣的福音是社会的福音，是应付当时时代需要的福音，并且，在原则上，是应付一切时代需要的福音。我们也指出了耶稣的社会福音的特点，知道它是超出了他的时代，超出了一切的时代。我们看清了今日社会的需要，和它对我们的挑战。我们看见无数困苦颠连的民众；我们看见一个压榨掠夺的制度；我们看见没落时代许多矛盾纷乱的现象。我们也看见一些“到自由之路”——我们可以十分同情，却又不能完全认可的路。于是我们大声疾呼地说：我们需要一个社会福音；我们需要一个能应用在今日的社会福音！

社会福音的意义，我们是知道了；但是社会福音对今日的使命，我们还要去研究，去试验。社会福音的意义只是解放：物质的解放，灵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至于社会福音的应用，那便不是理论而是实际；不是好听的高调，而是刻苦的实验。我们没有现成的方案，我们没有具体的计划，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有大胆的尝试，因为这是一切成功的起点。

在大家努力尝试的时候，我们愿意总括上面的讨论，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第一，我们所要的，不是枝节的改良，而是彻底的改造。在许多人的心中，关于这一点的意识，是极其模糊的。他们以为社会改造无非是以前所谓“社会服务”的一种新名词，因而把许多带着慈善的性质的事业，如救灾、济贫、识字、医药、拒毒等，当作社会改造的事业。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类事业的价值，我们并且认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之下，这一类事业都有它们的价值。但是只做了这一类事业，社会不会便被改造。一个社会制度，有它复杂的构成因素；没有用全体的眼光，看清因果的关系，而对症下药，即使我们费尽了心力，也是徒劳而无功。比如我们看见饥寒交迫的人便想到失业的群众，便想到市面的萧条，便想到全世界的经济恐慌，便想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便想到私有的社会制度——这便是全体的观念，这便是因果的认识；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向着症结所在的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那才算是改造社会的工作。

第二，我们改造社会的立场，是基督教的立场——说得妥当一点，是耶稣主义的立场。我们不是拿崇拜偶像的心理来崇拜耶稣；我们所以服膺他，是因为他对于社会改造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有特殊的贡献。他反对武力革命，注重心灵解放；他反对封建制度，宣传平民意识；他摒弃虚伪的仪文，实行人生的宗教；他反对狭隘的国家观念，提倡人类大同的思想；他不忽略物质的生活，但他却注重人类社会的精神目的；他不陷于空虚的玄想，消极的无为，却以即知即行的决心，促进天国的实现。这便是他的独到的见解。照着这样的见解去改造社会，便有它的特殊的贡献。耶稣所注重的是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可能。否认这些东西的任何势力，他自然要反对，就是认可这些东西，而没有把它在社会一切的关系里实行的，他也不能赞成。这是耶稣主义和其他主义所以不同的一个最大的关键。但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分别。耶稣主义和其他的主义最根本的不同，不在对人生的观念，而在对宇宙的解释。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他的《文明是否需要宗教》（Does Civi－lization Need Religion？）里，有过以下一段话：“宗教对于改造社会的贡献，就是它对于人格的尊敬和对于创造可尊敬的人格的助力的贡献。人不能创造一个社会，如果他们不是彼此相信的；人不能彼此相信，如果他们在人性已经显露的事实中，不能看见蕴而未发的可能；人不能有看见蕴而未发的可能的信仰，如果他们在解释人性的时候，没有体会到一个对人的价值不毁灭而成全的宇宙。”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言。这便是社会福音的本质。

第三，有许多人以为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二者不应当有连带的关系，所以每逢有人把宗教和政治混合起来，他们便会“谈虎色变”。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我们既然主张社会改造，主张人生的宗教，我们便没有理由避免政治的活动，或任何与社会有关系的活动。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用教会的名义去组织政党，用基督教机关的名义去参预政治。我们所希望的无非是它们能用先知的热情，教育的方法，使在它们里面的个人，明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因而直接地间接地参加政治的活动。甘地曾说过：“我对真理的追求，使我不得不投身于政治。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并以最谦卑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他们只是没有懂得宗教的意义。”这是一个信仰人生的宗教的人所应当抱的态度。

第四，改造社会，促进天国，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有的人以为这是一个亘古的问题，所以毋须急切地去应付；也有的人以为问题太过重大，非我们这些平庸的人所能解决，因而敷衍因循，无所动作。老实说，这都是不关痛痒、自暴自弃的遁词。我们固然不能在一举手之间把社会改造了；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一件伟大的工作，都可以有我们的贡献。我们要有切实的行动，以建设新社会为目标的行动。我们要有个人的行动、团体的行动、专门的行动、业余的行动，因为行动是产生事实唯一的条件。但是，什么行动？这一个问题，便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答复了。我们说过：我们没有现成的方案，所以我们便要创造一个方案；我们也没有一个现成的组织，所以我们便要创造一个组织。这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都没有价值，都要放弃。有许多的事，它的性质是中立的；我们可把它变成反动的工具，也可把它用作革命的利器。重要的地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是方向而不是办法。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便都有无数可做的事。

第五，我们在上面提到内容，提到方向，这便引起一个“认识”的问题。我们现在所最缺乏的与其说是行动，毋宁说是认识。我们不怕我们没有行动，只怕我们没有从正确的认识中产生出来的行动。超脱与远见是宗教的特长，而空想与主观却是宗教的危险。我们需要理想，但是不建筑在事实上的理想只是乌托邦的幻梦。中世纪寺院的宗教，把宗教的事与世俗的事分开，这便养成一种畸形的理智生活。中国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更加深了这一个闭塞的毛病。我们不但要个别地认识：认识中国的情形，认识世界的状况，认识社会的病态，认识思想的潮流；我们还要把许多零碎的认识做成体系，作综合的观察，作全体的分析。我们自然要看书、看报，要运用自己的思想，参考别人的意见，因为求知是认识的基础。这一切，对于一个并非从事专门研究者，似乎是难人之所能；但是我们所希望的无非是个个人所应有的一点常识——我们认为只有一两年初中学力的都能够得到的常识。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能够供给我们这些常识的教育，所以我们便不得不自己去努力。

第六，我们不但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还要有牺牲的准备。要使新的生长，便要让旧的死亡。社会生活的革命是一件新陈代谢的事；个人生活的革命，也是一件新陈代谢的事，而这二者是息息相关、相附而行的。我们有了认识，便要行动，而行动的结果，总是带着几分牺牲的。放弃旧的思想，接受新的思想，是一种牺牲；改正旧的习惯，养成新的习惯，是一种牺牲。为主义的原故，为理想的原故，敝屣名利，抛弃家室，身冒万险，危及生命，这又是一种牺牲。客西马尼的汗血，是最后的牺牲，“天天背着十字架”是日常的牺牲。牺牲固有大小，而所以牺牲的意义则一：“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第七，我们里面有不少的人，虽然不是过着奢侈的生活，但也没有经历过许多的痛苦，特别是物质方面的痛苦，因而对于下层民众的需要，便只有模糊的想象，而没有深刻的认识。生活舒适的人，所要的是维持现状，只有生活困苦的人，感觉革命的需要。但是就是生活舒适的人，也能养成革命的意识，假如他对于劳苦大众的生活有过亲切的经验。历史上的革命领袖，有许多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因此，凡是在水平线以上生活着的人，假如他有志于改造社会，实现天国的话，便都有亲近民众，去认识他们的生活和需求的必要。革命的情绪，假如没有这种认识做它的基础——无论它是在高楼大厦的安乐椅里产生的，或是在二房东的亭子间里产生的——都只是瞬息一现的昙花，没有转移社会的力量。

四

这是动荡着的时代，演变中的世界。在现在，是痛楚中的呻吟；在未来，是血光中的斗争。受着压迫的人必要反抗，享着利益的人必被推倒，不平的都要把它填平：这是公道，这是真理，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没有人能长久的违反真理；没有人能阻止时代的推进。现在，革命的局势已经展开了：光明的势力，已经开始向黑暗的势力进攻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可以得着。”在这当中没有一个中立的安全地带：不前进的，便只有往后退；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燃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么？”“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爱人，但我们也恨罪。我们要有热烈的忿怒，但也要有深挚的同情；我们要有峻厉的威严，但也要有宽宏的度量。这一切，我们在耶稣的社会福音都找到了。因此，宣扬这个福音，身体力行，使地上的天国，得以实现：这便是我们当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