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耀宗卷

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¹³⁾

一

今天所讲的，我知道必定与许多人的胃口不合，因为现在注意社会改造问题的青年，大都趋向阶级斗争、武力革命的思想，这与唯爱主义，未免南辕而北辙。但因为这次演讲的题目，是听众所特别要求的，所以我相信在座的诸君，即使不赞成这种主张，也必能平心静气地拿它来思想一下。

中国人向来是主张中庸的，过与不及，他们都不以为然。唯爱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主义，所以根本上就与中国向来的思想冲突。墨子主张兼爱，其理论与唯爱虽不尽同，但其为极端的主义则一。墨学之不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其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是它的反乎中庸，恐怕是原因中的最主要的。兼爱之说既如彼，则唯爱的主张，在我国能否避免同样的命运，这也是我们所要研究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姑且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论，先谈唯爱主义的本身。

唯爱主义并不是一个很高深的主义：它无非相信人类应当以爱为一切生活的原则；在个人关系上应当这样，在社会关系上也应当这样。这一种主张虽然是很简单的，但因为它处处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法发生冲突，所以有详细解释的必要。

人类的生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讲强权的时期，第二是讲公道的时期，第三是唯爱的时期。所谓强权就是指弱肉强食，强者征服弱者，奴使弱者的那些现象。正如野兽一样，这是以爪牙相搏、武力致胜的时候。虽然这是人类没有文化以前的特征，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时期。社会上和国际间强者欺凌弱者的事，真是平常得很。但在大体上，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时期，那就是讲公道的时期。所谓公道，就是划定范围，各不相扰，凡超出范围的，就绳之以大众或一部分人所认可的法律和刑罚。这一个时期的生活态度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恩怨分明，睚眦必报。我们现在整个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建筑在这种观念之上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我们连这一个阶段都没有达到，因为现在的社会还不是一个彻底公道的社会。第三个时期就是唯爱的时期。唯爱的特征是互助而非竞争，是服役而非剥削，是同情而非报复；它非不讲公道，但却超出公道之上；它不只以直报怨，乃是以德报怨。这样的社会，我们自然相信是最理想的社会，我们也希望它是将来必会实现的社会。这些唯爱的特征，我们现在未尝不看见一点，例如在家庭里，在朋友关系里，但在其他大部分生活里，特别在社会和国际的关系里，我们离开这个理想，还是遥远得很。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理想是否应当实现，而是它何时可以实现，我们怎样把它实现。唯爱主义者的态度是：我们不必等待，我们马上就要实行这种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实现。

唯爱主义之成为一种运动，虽然不过只有20年的历史，但自人类有史以来，信仰这种主义的，实在是无时无地没有。印度的释迦牟尼，我国的墨子，犹太教的以赛亚，基督教的耶稣，圣芳济和他所发起的桂格教派；近代的人，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印度的甘地，日本的贺川丰彦，英国的罗素，法国的罗曼罗兰，美国的荷慕时、潘琪，留德时期的爱因斯坦——虽然他们的主张未必尽同，但他们的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和主张以爱及调解（reconciliation）的方法去消灭人世间的罪恶，却是一致的。他们未尝不知道他们所处在的社会和时代，与他们的主义格格不相入，但他们却是即知即行，无所顾忌。人类满染血污的历史中，所以还能放出一线光明的，就是因为这些人的信仰和生活的原故。

在欧战开始以后——1914年底——英国有一些人见得战争的残酷和不合理，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完全相反，于是他们拒绝参战，并成立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组织，其宗旨，在以爱与服役的方法，根本改造人类的社会。后来这种组织在美国、欧洲大陆，和远东先后成立。到现在有组织的共有20余国，我们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唯爱社是在1922年成立的。各国的唯爱社员，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崭新的理论和诚挚的生活态度，是对现社会一个严重的挑战，已经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我们若要知道唯爱社最初发起时的旨趣，可以看以下的一段宣言：

我们以为从耶稣的生和死所表现出来的爱，其涵义之广，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我们认为这爱是战胜罪恶的唯一能力，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唯一标准。

为要建立一个爱的世界起见，凡相信这个主义的人，都应当把它在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里充分实现，并且预备接受从实行这种主义而发生的一切危险。

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就不能参加战争。我们为要忠于国家，忠于人类，忠于教会，忠于基督起见，便不得不另取行径，尽力使爱在个人、社会、商业和国家的生活里，成为至高的准则。

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智慧，与爱心，渺无涯际；他时时刻刻都等候着用更新的方法，更普遍地向人类显示他自己。

因为上帝只能藉着这个世界的人来显示他自己，所以我们情愿献身作他救世的工具，无论他用什么方法来役使我们，我们都准备着受他的差遣。

最初发起唯爱社的人，全数都是基督徒，所以这篇宣言，也完全是基督教的口气。直到现在，唯爱社中心的信条简直就是基督教固有的信条。但是奇怪得很，虽然相信唯爱主义的基督徒以为唯爱主义就是耶稣原来的主义，但一般的基督徒却不以为然，因此，自罗马王君士但丁入教以后，宗教的战争和残杀，史不绝书，大战时基督徒的参加战争，大家也看作一件寻常的事。所以，我们如果把基督教和唯爱主义混为一谈，那是最错误的。

二

我们现在再来谈一谈唯爱主义的哲学。唯爱主义有三点基本的信仰：人的价值，人的可能，和手段与目的之应当一致。所谓人的价值，就是说人不是草芥，可以随便被践踏被毁灭；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也就是有价值的。因此，一切抹煞人的价值的东西，无论它是风俗、制度、个人、团体、阶级，唯爱主义者都要把它打倒。所谓人的可能，就是说，人都有向上的可能，前进的可能。一个做强盗的人，并不是生出来就要做强盗；强盗是家庭、教育、制度，种种东西的产物。改变他的环境，使他不能做强盗，不必做强盗；改变他的心境，使他在还不是理想的环境里，转变生活的方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是唯爱主义者的任务。所谓手段与目的应当一致，就是说，手段是目的的过程，目的是手段的终点，这二者不能截然分为两件事，因此，目的即使是正确的，如果手段错误了，原来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或要受它的影响。这个道理，十分显明，似乎不必多所解释。

为要使大家对于以上三点有更清彻的了解起见，我们可以拿共产主义的立场和唯爱主义的立场来比较一下。第一，这两种主义都相信人是有价值的。耶稣咒诅财富，痛恨伪善，指斥统治者的罪恶，拥护平民的利益，这是尊重人的价值；马克思研究社会的病因，指出改造的方向，努力唤起民众，促进革命，这也是尊重人的价值。但是共产主义所看重的是大众（collective man）的价值，而非个人（individual）的价值，为大众利益的原故，个人的价值，可以完全牺牲。自然，个人的价值也就在大众的价值之中；并且，牺牲一己，以成全大众，如果出于自动，它的自身，也就是一种价值。但共产主义，至少在策略方面，有时把人看作工具，看作手段，或者看作一种障碍物，而把他本身的价值抹煞，这就与唯爱的态度不同。唯爱主义认定个人人格的尊严，以为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也有他的价值，而不当抹煞，因为可恶者是他的罪，可贵者是他的人，二者似乎不能分开，而实在不当混合。这样看来，唯爱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同是尊重人的价值，但因为注重点之不同，所以表现的方法也就各异。

再讲到人的可能性。共产主义虽然并不主张绝对把“反社会”的人消灭，但在策略上，共产党杀戮它所认为反动的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自然因为它以为这样的人，没有救药，或不值得去改变他。唯爱主义就不是这样看法：它对人有无限的信仰；它以为人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给他相当的机会，他便可以有意想不到的转变；即使因为采取这种态度，似乎延误了社会前进的速度，它也不以为过。它认为罪恶应当消灭，但人却不必消灭，因为人同罪恶，是可以分开的；人是可以随着环境和心境的改变而改变的；不然，所谓改造社会，根本就不可能。(www.xing528.com)

最后，论到目的与手段：在共产主义，什么手段都是对的，只要它能达到目的；换句话说，手段之正确与否，是因着目的而具有相对性，并没有自身的绝对性。唯爱主义却要把衡量目的之标准，同样地拿来衡量手段，而要求二者之一致。例如暴力革命，可以推倒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但暴力是抹煞人的价值的一种手段，所以便与建设新社会的动机——尊重人的价值——不能一致。因此唯爱主义就反对暴力革命。它以为即使在形式上革命的目的是达到了，在实质上，它所结的果子也含着不健全的成分，要经过若干的努力，才能消除。

总起来说，在出发点方面，在目的方面，共产主义与唯爱主义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哲学方面，手段方面，二者便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一是近于悲观的，一是近于乐观的；一是近于严峻刻薄的，一是近于宽厚慈祥的；一则以力服，一则以爱胜。但虽然二者有这许多的不同，唯爱主义却没有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不同调的主义。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把共产党看作“匪”，我们以为是一件最不幸的事。以为共产党可以用武力去消灭，更是一种不幸的见解。并且，唯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也就是对其他许多别的主义的批评。许多批评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自己的主张，也犯着同样的病，或更甚的病，所以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可以批评共产主义。

三

唯爱主义既然是相信人的价值，人的可能的，所以他待人的时候，就必须采取与这种信仰一致的手段——这就是爱。因为爱，所以它就反对武力，反对战争。它之所以反对武力，一是从动机方面着想，一是从结果方面着想。我们先从动机方面说起。用武力的时候，大多数是因为恨的；恨与爱是相反的东西，所以武力与唯爱是不能并立的。如果有人真正因为爱而用武力，这样的武力并不悖乎唯爱的精神：一个小孩快要掉到水里，父母用力拉住他，这是爱的表示；把一头病入膏肓、呻吟痛楚的爱犬，用枪打死了，也是爱的表示。但是除此以外，因爱而用武力的，就绝无仅有了。拿起枪来打死一个敌人，也许是因为爱国家、爱社会的原故，但对于那个敌人，却不能说是爱他。因爱国家、爱社会而恨敌人，在唯爱主义看来，也是错误的。我们再从武力的结果方面来说。假如武力是可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目的的，我们还可以原谅它，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欧洲大战，在协约国方面，他们的托词是“战以止战”，但在事实上它是第二次大战构成的因素。我们敢大胆地说，国际的战争，从来没有彻底的解决过什么问题。并且在现在这资本主义的世界，战争已成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爪牙——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战争而得利益的是他们，为战争而被牺牲的是劳苦大众。现在许多人都觉悟了，反战的空气也弥漫于全世界了。虽然各人的立场未必尽同，也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或者有人说：武力与战争有义与不义之分：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和军阀的混战，也许是不对的，但为抗抵强邻、解放民族而用武力，那不但是正当的，而且终久必定会发生效力。东北义勇军之战，淞沪抗日之战，所以深得民众的同情，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这是御侮的义战。唯爱主义并非不承认这一类的战争的价值，但只是相对的承认。自然，抗争而死，不失为丈夫，既无补于爱，亦无伤于义；忍辱而生，则沦为奴隶，人格不存，爱于何有。但那只是因为抗战是弱者御敌的最高的表示。做了他所能见得到的最好的事，那自然值得我们钦敬。但在唯爱主义者看来，御侮最高的方法不是武力而是唯爱。有人以为武力是强者的方法，而唯爱是弱者的方法，但事实适得其反。唯爱者不为恶所慑服，不肯以暴易暴，这正是大勇者之所为。他们所以不肯用武力，不是不敢用，是因为它不能解决问题。武力是情感的、是盲目的，所以容易把人的理智完全消灭；并且，武力发动于仇恨，彼此均以仇恨相待，则冤冤相报，永无已时。但唯爱决不是纵容罪恶，束手待毙的。唯爱主张革命，因为不革命不能创造新社会，但它所要的是非武力的革命。非武力的革命不是和平的革命，是流血的革命，但它不肯流别人的血，却准备流自己的血。唯爱也不反对阶级斗争。因为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但它的斗争是建立于爱，而非建立于恨的。

四

唯爱主义主张以非武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社会：这种方法究竟是什么，它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唯爱主义不是改良主义，这一点，经过上文的解释，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了。但唯爱主义是不是乌托邦主义呢？乌托邦主义的特色是有想象而无事实，有希望而无办法，但唯爱主义却不是这样的。拿唯爱主义应用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因为这样，所以它在理论方面，自然是没有成熟，在实行方面，也缺乏经验。不但唯爱主义如此，其他一切的主义，在最初的时候，也必定经过这个阶段。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把一个主义断定是空想主义。唯爱主义所企求的社会是共劳共享共有的社会，这一个目的，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唯爱主义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非武力的方法。唯爱主义在这一点上恐怕要引起许多的误会。有的人想，唯爱主义是帝国主义者的烟幕弹，标榜着好听的口号，而内容是空洞无物的；也有的人想唯爱主义的作用是把人民麻醉了，使他们的革命意识模糊起来。许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把唯爱主义认作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就是为这个原故。但是这些误解，我们都不必去管它。

我们现在所要问的，就是用唯爱的方法是否能改造社会。为要使大家对于理论的基础更有把握起见，我们先从最浅近的关系说起。两个朋友有时因为小小的事故，或言语的冲突就争吵起来。照着平常的经验，假使他们各不相让，彼此的嫌怨和恨恶便要急速地增加，甚至使朋友变成仇敌。但如果有一方面不龂龂于是非的争辩，捐除嫌怨，以善报恶，那样，他们的感情不但可以恢复，双方的善意，也有突飞猛进的可能。再说到两性的关系，我在上次演讲所说的创造的爱就是唯爱的方法。对异性不苛求，不念恶，不责善，而随时以积极的爱“先施之”于对方，这便是创造，这样的办法是使两性关系美满的一个主要条件。

以上所举的两个例，都是关于个人方面的生活的，我们现在再说到社会方面的生活。假如说到一个强盗，一个唯爱主义者不会把他打死，也不会把他送到官府里去。他知道强盗是现社会制度的产物，所以他要努力于社会改造，使强盗能从根本消灭；同时他也要在可能范围以内，对强盗个人予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使他化除暴戾残酷的气质，转变生活的方向。至于他自己，他知道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唯爱主义者，就连强盗都不会去光顾他，因为他的生活是极其简单的，他的一切，都可以与人共之。在这里也许有人说，关系个人的事，还可以这样做，关系别人的事就不应当这样做。比如为保护妇女和孩童的原故，我们应当对强盗加以制裁。但唯爱主义连这一层也不能许可。读过《圣经》的人，可以记得耶稣怎样处置那一群来势汹汹，要把犯奸淫的女子用石头打死的人；他只轻轻的说了一句：“谁若没有罪谁就先打她。”那群人良心发现，便慢慢的走散了。但是唯爱主义者的话，未必随时都有这样的力量，这便发生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还是因救别人的原故而用武力，因用武力的原故，遂使社会上永留崇信武力的根株呢？还是尽了个人的力量以后，便坚持着唯爱的原则？由于后者，则目前不免牺牲了少数的人——大概连自己也在里面，但这可以说是主义的胜利。由于前者，也许少数人是保存了，但其结果则社会更深陷于武力的迷信，遂使以后因此而死的人，更不知凡几。我们不要误会这是纵容罪恶的消极办法，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唯爱永远是积极的，永远是向着罪恶进攻的。

现在我们可以谈到关于改造整个社会的方法。唯爱的方法，从大体上说，就是甘地在印度所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包含以下几点：（一）以正确的意识唤醒民众。（二）以严格的组织，训练民众。（三）以不合作的方式对抗统治阶级。甘地这种方法，起先在南非洲试验，有了极大的成功。最近十几年中，又在印度实行，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请参阅拙译《甘地自传》，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有人说，甘地的运动是完全失败了：不但印度的自治没有成功，连人民对甘地的信仰也冷淡下来了。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第一，甘地的运动还没有结束，我们决不能预断它是失败的。第二，英国统治印度既已一百余年，势力根深蒂固，任何有力的运动，也不能在短时期内成功。第三，甘地运动的过去，把一盘散沙的民族团结起来，并且把他们的自信心和斗争的精神提高了，这不能不说是伟大的成就。第四，印度的人民现在还是热烈地信仰甘地。这是从印度人口中说出来的话。又有人说：印度是已亡之国，中国还是独立的国家，怎能应用同样的方法？这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一种方法，只要问它有效与否，不必管它是谁用过的。既亡的印度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对付英国，未亡的中国何尝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对付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呢？

但是，甘地的运动，只是唯爱方法的一种尝试；它成功了，不能完全证明唯爱主义的成功，它失败了，更不能绝对证明唯爱主义的失败。所以我们只好讨论这种方法本身的得失。我们先说到它在国内的应用，就是拿它来对付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合作的方法可以打倒这些阶级吗？不用武力去杀戮他们，制裁他们，他们能就范吗？自然，假如只有极少数的人用这样的方法，它当然是没有效力的，但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有大多数的人能相信它、应用它，它的效力就极其宏伟了。辛亥革命为什么成功？洪宪帝制为什么失败？也许我们想，这是黎元洪起义之功，蔡松坡反抗之力；但说起兵力来，他们与满清和袁世凯相比，何异以卵击石？实在说起来，辛亥的成功，洪宪的失败，乃由于民意的力量，而非由于武力的胜利。民意的力量是不易看见的，是没有武力作后盾的，但它的力量是任何革命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唯爱主义看来，它并且是唯一的条件。有武力而无民意，革命决不能成功，但有民意而无武力，革命未必就失败。这里所说的民意，当然是指那代表有组织的、反抗的、不合作的民众的意见。没有经过训练的民众尚且能够帮助革命的成功，何况那经过严格训练而又具有唯爱精神的民众！

但是统治阶级用武力来压制民众，屠杀民众，那又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说过，唯爱是革命的，革命是要流血的；不付代价而要革命成功，那岂不是笑话？但是，唯爱的革命者是赤手空拳的；武力来到的时候，他除了勇敢的牺牲以外，当然没有别的办法。这样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么？那却大谬不然。凡是为正义牺牲的，是有感力的牺牲，若能支持下去，必能煽动民众热烈反抗的情绪，就算统治者是铁石心肠的人，恐怕他们的工具——有枪阶级——也要同情于民众，而反抗起来。但是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连这一点也不能希望到，事实上统治者能成功么？一个顽强反抗的民众，就是要杀，杀得完么？要压制，压制得住么？在已往，为什么许多的大屠杀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而无损于统治阶级？那就是因为民众没有组织，没有信仰，没有正确的意识，没有严格的训练，没有牺牲的勇气，没有持久的决心。有一于此，已足使统治者侧目而视；何况条件完全具备的民众；这样的力量，自然非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并且在统治阶级监视之下，其进行恐怕更是迟缓，但一经养成之后，它便不只是一时推倒某种政治势力、某种经济势力的力量，而是在社会和国家里永远站在民众立场，推倒恶势力、建设善势力的唯一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实超越由于武力革命而成功的民众力量，因为它已经脱离武力的迷信，由一个兽性时代的社会进入一个人性时代的社会。

我们再节略地说到唯爱主义在国际间的应用。这是一个更难应付的问题，但是应用的原则却是一样的。例如日本侵略中国，我们是完全不抵抗么？唯爱主义者自然不会用武力去抵抗，但它却不是消极的无抵抗；它的抵抗是非武力的抵抗，与抵抗国内的统治阶级，并无二致。固然，这样的抗争，必定更加困难，牺牲必定更加残酷，但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在力量未充实，时机未成熟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暂时蛰伏，以避免无谓的牺牲，但这是暂时的，因为唯爱的精神决不是能够永久被屈服的。

五

以上许多的主张，离开中国的现实状况，真是不可以道理计。中国的人民，现在连武力都谈不到，何况那比武力更高超、更难运用的唯爱！散沙般的民众，谁去组织他们？谁去训练他们？就是有人去做的话，也是“河清难俟”，恐怕事情还没有成功，而国已先亡了。这些实情，我们何尝不晓得，然而我们所以还要把这些主张提出来，就是因为一种主义，如果它是正确的，即使只有少数人去提倡，终久必会实现；如果我们怕它太过高超，怕它没有人相信，而不敢把它提出来，它便会永远被埋没。世界所以能有进步，就是因为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一些“不识时务”的人把别人所认为必不可能的理想拿出来，向着冷酷的现实挑战。

用理论的方法使人明白唯爱的意义而相信它，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唯爱是一种生活的法则，所以必须在生活里表现出来，才能使人得到观感。印度许多的民众未必都能明白唯爱的理论，但因为有一个甘地，所以大家都能从他的生活里，看出唯爱的意义来。同样地，每一种运动，除了理论之外，总要有少数人格伟大、力行不渝的人，以身作则，领导民众，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印度的甘地，苏俄的列宁，我国的孙中山，都是这样的人物。

中国的前途可谓危险极了。有人能发奋而起，扫清国内腐恶的分子，打倒国际侵略的势力么？即使他们是用武力的，我们也欢迎之不暇，何有于反对。一个萎靡不振的病夫，能站起来挥拳动武，已经是不错了，我们怎能希望他有大勇者的素养，以义争、以爱胜呢？然而我们终是希望中国能够从现在劫难的局面里，不必经过现代军国主义的洗礼，采取唯爱的原则，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至于这是不是可能的，那就全在乎我们的努力。

中国的国民性向来是趋向和平的。虽然它的历史载着不少的战争，但是它的民族却不是一个强悍好斗的民族。如果真是那样，她便不会弄到今日那样衰弱的地步。中国已往的和平趋于保守，近于怯懦，又容易流于妥协，而唯爱的精神却是进取的、勇敢的、彻底的，这正足以补她的所短。墨子的兼爱，严峻有余，温厚不足，是一种刻薄的生活方法，与我国中和之训相反，唯爱虽是极端的主义，但它究是从人类生命的深处流露出来的，并不违反人的天性。所以，无论我们怎样怀疑它，否认它，它终要在黑暗冷酷的世界里，放出空前绝后的光芒，解放困苦颠连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