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中国近代思想家对真理的评论

八、什么是真理

在这一本书里面，我们常常提到“真理”这两个字。我们说：上帝就是真理；我们说：祈祷能使人更认识真理；我们说：信仰上帝就是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但是，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个抽象的东西。在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所相信的，我们都认为是真理；别人所相信而为我们自己所不喜欢的，都认为非真理。我们常听见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同样地，我们可以说：“彼亦一真理，此亦一真理”，正如希腊的诡辩学者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又如西方某些实验主义者所说的：“凡是能发生一定的效力的，都是真理。”这样看来，什么是真理，似乎就没有一定的标准，而因此，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有许多不合乎真理的事，都可以被人奉真理的名而行。我们以“上帝即真理”为本书的中心思想，但“真理”既然是一个含混的名词，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所说的许多关于“真理”的话，是不是会把我们放进云雾里去呢？如果说不是的，我们就必须把我们所用的“真理”这个名词，在这里加以清楚的解释。

什么是真理？简单地说：凡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就是真理。一个天文学家可以预言某彗星于某年某月某时出现，日蚀几分之几，在某时某地看见，到时果如所言，不差累黍；他的话是真理。一个工程师把机械的知识，几何的定律，应用来建筑一座桥梁，说要用某些材料，如何造法，结果造成一座结实的桥梁；他的话是真理。一个母亲告诉小孩说，不要多吃零食，多吃会肚子痛，小孩子不听话，果然痛了；他的话是真理。相反地，一个新闻报道者把消息报告错了，事实终久会证明他的话不是真理。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喊“共存共荣”的口号，连小孩子都知道他的话不是真理。一个胆怯的人，晚上走路，把树影当作鬼怪，他的同行者马上可以给他证明那是幻觉而不是真理。

但有的时候，也会有似是而非的“真理”。比如因天旱而禁屠祈雨，雨果然下了，这似乎是真理，因为它发生了“效力”，然而我们知道它只是偶然的联系，而不是真理，因为也有的时候，禁屠而不下雨。古代地静日动之说——直到现在，我们还说“日出”，“日落”——从常识看来，似乎是真理，但后来进步的天文学证明日静地动之说，才是真理。举一个历史的例来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

又有的时候，我们有意地，或无意地把事实歪曲了，遮蔽了，用以欺骗自己，或欺骗别人。在本书前面，我们曾说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宗教的意见，现在我们还要说到这两派学者关于真理的看法。弗氏认为性是人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作一件事情，表面上说是由于某种冠冕堂皇的动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很可能地，真正的动机，却是满足他的性的要求。这个要求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掩护自己，文饰自己，因此把是非也颠倒了，真理也歪曲了。用心理学的名词来说，这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圆其说”（rationalisation）。马克思派的唯物论者则认为人生最基本的东西是经济生活。他认为物质条件是决定人的精神生活最主要的因素。人生活在某一种物质环境之下，就会从那个环境的角度去看事情，并且这个环境还会给他戴上一副有色的眼镜。根据这个说法，人们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是有着相对性的，因为人们会因着社会、阶级和时代的不同的背景，而对真理有不同的看法。等到社会中不合理的成分完全消灭了，人的理性才可以自由地发展。那时候，人对真理，才容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从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看来，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做事情的真正动机隐藏起来，而另外摆出一些“名正言顺”的动机给别人看。他们的理论虽然有时候不免趋于极端，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两派思想里面所包含的真理。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认识真理，无论从主观方面，或客观方面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但这个困难，并不是不能胜过的。认识真理，还是可以有客观而科学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不断的实践和评价。一件事情，经过一次的实践不一定能够确立它的真理，它也许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一件事情，经过一个人的实践，不一定能够确立它的真理，它也许要经过许多人的实践。一件事情，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也还不一定能够确立它的真理，它也许要经过许多时期的实践。因此某一次，某一个人，某一时代，或某一地方的实践可以把真理部分地体认出来，或者把它颠倒了，歪曲了，但是，无数次的、无数人的、无数时期的实践，终于把真理确立起来。在自然科学的领域是这样，在社会科学、哲学、道德和宗教的领域里面，也是这样。因为体认真理，是这样的困难，所以一个存心追求真理的人，应当怎样地谦卑，怎样地警醒，常常严密地检查自己，批评自己，对他自己所已经接受而后来发觉是错误的东西，应当怎样毫无姑息地放弃，对于新发现的真理，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应当怎样毫无迟疑地接受。英国的生物学家赫胥黎说：“你要坐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无论它领你到什么地方去，你都要跟着它走，不然，你就一无所得。”这是科学家的精神，这也应当是宗教家的精神。(www.xing528.com)

但真理的体验，不只是一件理智的事，它也是一件与情感或者直觉有密切关系的事。一个宗教家对于真理的体认，不能不运用他的理智，但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却由于它对于真理，除了理智的体认以外，还有直觉的和心灵的体认。17世纪法国的一位算学家柏斯加（Pascal）说：“心自己有它的‘理智’，是理智所不晓得的。”他的这句话，并没有轻视理智的意思，而只是说在世界繁复的现象里面，有的时候，分析的理智所不能够认出来的真理，可以由直觉的“心”体认出来。宗教和科学所以不同就在于此；而宗教对于真理的认识，所以常常容易发生问题的，也就在于此。

因为宗教注重直觉，注重情感，所以它常常把理智忽略，甚至有的时候把宗教变成一种纯主观的东西。关于上帝的信仰，尤其是如此。主观直觉的东西是没有法子把它证实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当作尺度，认为他所相信的是绝对的真理。一个人可以这样作，别的人也可以这样作。于是在宗教领域内，甚至在同一宗教之中，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信仰，对某一信条，也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解释。这样一来，每一宗教就自然产生许多不同的派别，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所以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应当比一个科学家采取更严肃、更客观的态度，随时防备着掉在主观和玄想的陷阱，随时准备着接受可以把他固有的信仰修正和充实的新的真理与启示。他应当随时查察他所抱有的信仰，在个人的生活上，在社会的生活上，发生了好的或是坏的影响。他也应当随时随地在宗教的领域以外，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上体认与宗教信仰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的种种事实和发展，因为宗教不只是生活的一部门，而是贯彻于生活各部门的；因为上帝不只在人们的信仰生活上显示他的真理，也在人们其他部分的生活上显示他的真理。

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什么是最高的真理？《约翰福音》记载着彼拉多问耶稣的一句话：“真理是什么呢？”耶稣没有回答。假如耶稣要回答的话，我们猜想，他也许会这样说：“人是有价值的，是有无限发展的可能的，因为他具有神性，是上帝的儿子。若要实现他的价值，发展他的可能，使他得到丰盛的生命，就必须去掉一切妨碍他的发展的力量——那就是个人的罪和社会的罪——而以爱人、服役、克己、牺牲为生活的原则。这样，地上的天国就能够实现。”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天地赖以创造维持，人类赖以生活发展的真理。耶稣自己到世界上来，要为它作见证的，就是这个真理。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生活上，凡合乎此的，都是真理，凡不合乎此的，都不是真理。这一个真理，虽然很简单而清楚，却不容易被人认识。彼拉多不认识这个真理，因为他从帝国主义利害的观点去看一切事情，甚至知道耶稣没有罪，也因为惧怕群众而不敢把他释放。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不认识这个真理，因为他们抱着成见，只想到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群众们不认识这个真理，因为他们虽然对民族是热心的，他们对政治和宗教，却都抱着许多错误的观念。门徒们不认识这个真理，因为他们惧怕，怕因耶稣而受牵累。但是，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说他是“义人”的那个百夫长，是认识这个真理的。站在十字架旁边那几个妇女——耶稣的母亲，他母亲的姊妹，抹大拉的马利亚等——是认识这个真理的。这些人对耶稣只有纯洁的敬爱而没有任何利害的关系，他们没有成见，没有惧怕，所以能够直觉地了解耶稣的牺牲的意义。读破万卷书的人，不一定能够认识这个真理。反之，一个完全不讲究学问的人，像圣芳济，因为他有广大无边的爱，却能认识这个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所描写的“爱”，有人说是他给耶稣所写的画像。真与爱是分不开的。爱人的人不一定能够看见真理，因为爱有时候含着浓厚的情感的成分，而感情往往容易变成主观的。但是一个具有深挚而广博的爱的人，应当比其他的人更容易认识真理，因为爱是向外的，是和自我中心相反的，而因此，也应当是客观的。凡是看过《甘地自传》的人，都会深深地被它感动。我们在这本书里，看见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个人格，在过去数十年中，赤手空拳地领导着印度的民众，为自由平等而奋斗。他的人格之所以伟大，不一定是因为他的主张。有许多人对于他的非武力的主张是不赞成的，甚至他的最有力量的同志——尼赫鲁——也是这样。甘地之所以伟大，不只因为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心与努力，也因为他对他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能够拳拳服膺，百折不回，始终如一。他在自传中说：真理好像太阳，光辉万丈；他一生的志愿，就是叫自己能够多多少少地反映这个光辉，让他的生活，完全被他所已经认识的真理控制，所以他的自传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我对真理的体验》（My Experiment With Truth）。

认识真理可以说有两个异途而同归的方法。一个是科学家的方法；他用理智去研究、分析、归纳，随时提出新的实验、结论，也随时根据新的事实去推翻或修正他的结论，而结果，他得到真理——像永远有活水源头灌注一般的真理。另一个是宗教家的方法。他不摒弃理智，然而他所注重的是直觉和情感，是用在社会和人生的爱。当他达到圣洁纯全的境界的时候，他是大公无私、不偏不倚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能分别善恶、判断是非。有的时候，他会像疾风暴雨、地震、山崩，向为非作恶者发出他的义怒，像先知斥责荒淫无耻的人民，像耶稣痛骂假冒为善的领袖。他的直觉和情感，使他把握着一个社会关系的中心真理——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拿这真理去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把它当作照妖镜，照出一切丑恶东西的原形。这是他宗教家的任务。假如他再进一步，把宗教所揭橥的中心真理，和社会科学用理智分析所发现的一般真理，配合起来，去负起社会改造的具体责任，他就不只是个先知，同时也是个政治家，是个革命的战士。他对政治的主张，对改造的方法，可能有许多错误，然而因为他把握着人类解放的中心真理，他所做的一切，“虽不中，不远矣”。

不论是科学家，是宗教家，他们的基本态度都是要人客观，不要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私见与利害，而也要想到客观的世界，想到个别的人和人类的全体。科学家要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得到解放，现代的物质文明可以有无限量的发展，它可以满足人生一切的需要而有余。宗教家要我们在精神生活上得到解放——要人勇于为永恒的真理而生活，没有惧怕，没有忧虑，没有自私，甚至像苏格拉底，像耶稣，像一切的古圣先贤，以他们的身家性命、名誉地位，作为献身于真理的无上代价。他们任何时候，都大胆地接受真理、服从真理。因为他们知道，真理属于上帝，真理就是上帝，真理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有力。

但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谁能达到这个境界呢？从上帝的观点看来，我们的眼光是近视的，我们的心胸是狭小的，我们的爱心是微薄的。我们把大小易位，先后倒置，不能把事情看得恰如其分。因为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世界便无处不是矛盾、冲突、痛苦，因此，我们要在真理的大海面前，渴慕着上帝的智慧与良善，谦卑得像孺子的可教，勇敢得像壮士的出征，这样，我们就可以因真理而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