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耀宗卷：基督教的目标是实现大同世界

四、为未来的努力

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人类是相对的。人的寿数有限，人的知识有限，人的智慧有限，人性中的良善更是有限。但是上帝——他是超乎时空限制的实在。我们对于这个实在的全体，甚至对他的部分，没有方法去完全把握与了解。但我们从我们有限的生命与经验里，未尝不可以窥见这实在的一个大概。我们说我们的寿数有限，因为我们知道宇宙的年代是无穷的。我们说我们的知识有限，因为我们知道已知的真理和可知、未知的真理相较，无异沧海之于一粟。我们说我们的智慧有限，因为我们对于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利害得失，没有法子在一个时间里客观地完全认识清楚。我们说人性中的良善有限，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总免不了多少以自我为中心，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次要的地位，而不像我们在宇宙间所见的大公无私的现象：“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雨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我们的这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相对的，却因为是有绝对者的存在，正如我们之知道有黑的颜色，是因为有白的颜色的存在。这个绝对的，这个可以任我们去发掘，也不断地向着我们显示，而还没有完全开展在我们眼前的实在，便是我们的所谓上帝。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又说：“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保罗说：“深哉上帝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基督教的这一个观点，对于我们的大时代，有什么关系？直截了当地说，它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它叫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更高、更深，好像从一个高山顶上，把眼前的一切——它们地位的先后，它们彼此的关系，它们可能的演变——都看个清楚，把现实更深切地把握着，而不致患着近视病，或发生什么幻想。这个警告叫我们不只看局部，也看全体，不只看现在，也看将来。总一句说，它是叫我们“以上帝的心为心”，在上帝的完全与良善之下，认识我们所努力的，所意想的，所成就的，这一切的相对性，在他的引导之下，向着未来的追求。

让我们把这个观点，应用于抗战建国中的中国，使我们可以了解它对目前应有的涵义。

第一，我们的抗战是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但我们的动机，并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我们说“抗战第一”，我们甚至说：“国家高于一切”，“民族高于一切”，但这只是将国家民族的斗争与个人生活对比起来的说法，而不是说我们可以为国家民族而抹煞一切真理。基督教是超国家、超民族的，他最后的目标，是一个大同的世界。我们并不把大同的理想，机械地盲目地解释，说我们马上可以不需要国家，不需要作民族自卫之战，因为我们明白：一个大同的世界，只能建筑在自由平等的国家与民族的基础之上。一个只有奴主关系的世界，即使完全没有了国别，也不配称为大同世界。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敌人疯狂的残暴政策不断的进展之下，我们很容易把视线转移，把对主义对制度的斗争，变成对个人对集团的恨恶，这样，我们不但歪曲了抗战最高的意义，也要失去全世界觉悟民众的同情。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危险，我们也应当在这时候，加深我们的认识，使我们对这次的战争，可以永远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

第二，基督教主张尊重人格，尊重个性，要每一个人都得到丰盛的生命。一方面，它深深地了解人的缺欠，知道他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它也把人看作上帝的儿子，说他有我们平常所意想不到的可能。在抗战建国的时期中，这一种教义，至少可以在两方面上应用：第一是政治上的民主，第二是经济上的民主。第一点的重要性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抗战自然要靠民众的力量，建国更是离不开民众，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都要有民众的力量做后盾，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但是假如没有民主的政治，则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充分发挥。在法西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内的危机，利用群众的弱点，造成独裁政治，蔑视人民的个性，剥削人民的权利。在好听的口号之下，人民固然可以被骗于一时，但他们终于要觉悟：独裁者的企图，是和大众的利益相反的。在这时候，他们终必推倒独裁，而代之以真正为大众谋幸福的民主政治。在现在的中国，我们的情形，和法西斯国家，完全两样。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全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用不着欺骗民众，也不能欺骗民众。人民愈有自觉自动的能力，则他们愈能与政府合作。因此，我们必须使民主政治成为支持抗战建国的一根伟大的柱石。在不违反我们所承认的国策的条件之下，我们要争取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消灭政府对民众的惧怕，要使民众对政治上的设施，有发言的机会。总一句话说，我们要使政府成为人民的政府，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

关于民生的问题，我们更有对它深切认识的必要。战争是一个大的毁灭，在抗战期中，更是在抗战结束以后，人民生活上的痛苦，和救济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的所谓民生问题，其意义不止于此。在本文的开始，论到大时代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说过，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社会制度演变的时期中。一方面，资本主义，从世界经济恐慌以后，已经露出不可补救的破绽，不能调和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原因自然很复杂，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试验，虽然还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阶段，却已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一条可走的路。虽然现在还有人替旧制度辩护，想在它的崩溃过程中，延续它的生命，但稍有思想之士，都知道我们不能不另辟蹊径，谋根本的改革。(www.xing528.com)

中国的社会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它能不能避免流血的惨剧，循着和平的途径进行。这些问题是许多人在问着的。不幸地，过去十年间国共的斗争，和它所给予我们的损失，使许多人对这些问题，存着牢不可破的成见。甚至有些人因为反对共产党，便连社会改造的需要，也加以否认。但十几个月的抗战，对这些问题，却给了我们许多光明。现在国内许多肯客观地思想的人，对以下的几种趋势，意见似乎已渐趋一致：（一）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我国两个主要的政党，他们必须合作。现在的统一战线，不但在抗战期中需要，抗战结束以后，还是应当维持的。（二）抗战结束以后，我们在战区，甚至在其他区域的工商业，即使没有完全毁灭，也必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在这时候，我们必须鼓励私人资本，以树立复兴的基础。但若干重工业，应当由国家经营。（三）到了一个相当时期，便要实施中山先生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办法，使生产工具不致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四）从有限制的私有制度，用和平民主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假如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便可以用比较少的代价，转变到一个新的社会，以完成我们大时代的使命。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实行的时候，必定会遇见许多的困难，发生许多的波折。理想的实现，还是要我们去奋斗的。

第三，我们说过上帝是绝对的，人类是相对的；我们指出我们所意想的，所努力的，所成就的，这一切的相对性。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应当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他对于他所认为应当做的事，是不顾一切，用全力以赴之的，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逐渐了解与完成上帝对他的旨意；另一方面，在做事的时候，在事情完结的时候，他却是永远保持着谦卑的态度，因为他知道他免不了错误，免不了偏见，免不了在似是而非的自信中，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他处事的态度是坚决而勇敢的，但同时他却永不自足地预备着接受新的真理，即使这真理给他的自尊心以一个意外的打击。

把这观点应用到目前中国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觉悟。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说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但我们却没有法子预断，一切的事，将要取什么历程。也许事实的表示，似乎是上帝的公义与慈爱，永远不能彰显，我们最后的胜利，永远不会来到，但这只是我们一偏的局部的看法，而不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的诏示。其次，假如我们的胜利终于来到，上帝的公义，终于彰显，我们却又要避免另一方面的错误。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自然也抱了莫大的期望，但是期望每每超过事实，正如我们对辛亥以后几次革命的期望，超过了它们以后所造成的事实一样。事实与期望不符，我们便多少又要悲观，又要幻灭。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阶段的完成，只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再其次，假如我们在抗战胜利之后，接着又把建国的任务完成，民主政治实现了，社会革命成功了，从表面上看，似乎我们已经达到所悬望着的目标的终点，但事实上，这只是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另一种新努力的起头。人类的弱点，永远不能完全克服，人类的目标，永远跟着成功而前进，人类的进步，也因此而永无止境。我们的一切，在上帝的完全之下，都是相对的；相对的人类，只有永不止息地向着上帝所显示着的无限的真美善追求。

在现在严重的形势中，这许多预想到未来的话，似乎都未免杞人忧天，无关宏旨，但它们是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展望，是他观察事物的准绳。正惟他有这样远视阔步的胸襟，所以他能够不患肤浅的近视病，也不作毫无根据的空想，而脚踏实地地，迈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