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成果

2.2.1　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

可持续发展观（下文简称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在对传统发展带来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后提出的全新发展观。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发展模式或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最初产生于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殆尽的忧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可持续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生态学。在可持续发展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生态学研究已经广泛使用可持续的概念。

20世纪初期，生态学家发现，很多可再生资源如动植物、耕地、草地等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变化遵循同样的规律，即外界的干扰在没有达到或超过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时，则干扰所带来的破坏可以得到自我修复，而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则这种外界干扰带来的破坏则无法修复，从而会彻底破坏生态系统的功能。典型的例子如河流污染，河流对污染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如果污染物排放被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下，则河流生态功能会保持正常，若污染物排放超过某一阈值水平，则河流自净过程就会变得极其漫长，甚至会彻底丧失自净能力而变为“死河”。为此，为了维护河流的正常生态功能，必须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使污染物排放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此时的政策称为可持续收获政策。

这种生态学的生态阈值规律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环境，而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这种活动的强度长期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那么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势必会变得薄弱，进而可能会引起崩溃。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使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长期持续下去。

由上可知，生态学规律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而目前全球广为熟知和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提出、发展到最终确立则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多年中，西方各国经济迅速增长，人们普遍陶醉在建立于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中。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却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动力的繁荣背后所隐藏着的危机。这些人对未来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世界正进入一个人类帝国时代，难以驾驭的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正把人类自己导向困境，引入危机。由此，从这种担忧出发，人们开始了对新的发展观的探索，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观。

1）寂静的春天

如果说《增长的极限》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组织、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给世界的第一个报告，给人类社会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从而掀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热潮，那么，另外一本思想巨著《寂静的春天》则标志着人类首次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调查使用化学杀虫剂DDT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后，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这本书中，卡逊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在此书出版以前，“环境保护”这个短语并没有出现在人类的社会意识中，因为，“征服自然”才是人们的主流意识，自然是开发、利用和征服的对象，不是需要保护的对象。事实上，人类的社会经济系统正是建立在这种“征服自然”的思想意识之上，没有人对此产生怀疑。蕾切尔·卡逊则通过《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对“征服自然”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由此引发了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寂静的春天》再版前言中所说的，“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寂静的春天》犹如狂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2）罗马俱乐部——从增长到发展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1968年，一个对世界可持续发展观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组织——罗马俱乐部由意大利著名实业家、学者奥雷利奥·佩西和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金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成立。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性的学术研究团体和社会团体，聚集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国际组织高级公务员、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企业家等。罗马俱乐部开创了对当代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由于人类的失控引起的严重后果相互纠缠，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在唤醒与激发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方面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功绩。因此，在梳理、分析可持续发展观的发展历史时，罗马俱乐部及其学术研究成果必不可少。(www.xing528.com)

罗马俱乐部自成立后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全球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由此奠定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些研究报告有：《深渊在前》（1969）、《增长的极限》（1972）、《人类处于转折点》、《前途如何》（1974）、《重建国际秩序》（1976）、《人的素质》（1977）、《超越浪费的时代》（1978）、《人类的目标》（1978）、《学无止境》（1979）、《未来的一百页》（1981）、《微电子学和社会》（1982）等。其中，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两部研究报告。

前文已经对《增长的极限》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此处对其进一步分析。《增长的极限》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工业革命的生态负效应及其严重后果做出的激烈反应，它指出：由于全球性问题（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问题）的制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期是“一个充满巨大幻想的时期”。如果这种增长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今后几代，我们这个实际上很小的星球将要达到人类扩展的极限，从而使这个体系陷入无法控制的崩溃和瓦解的境地。这样的研究结论在当时是令人震惊的，陶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增长繁荣的西方是无法接受的。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令西方的经济繁荣戛然而止，陷入了严重的混乱，西方流行的高速增长论的乐观调子难以为继，世界发展态势被《增长的极限》不幸言中，由此引发全世界都在讨论增长的极限问题。

1973年，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全球性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清楚地说明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针对这一现象，美国学者米哈依洛·梅萨洛维奇和德国学者爱德华·佩斯特尔1974年发表了罗马俱乐部另外一部著名的研究报告，即《人类处于转折点》。梅萨洛维奇和佩斯特尔认为人类必须走有机增长之路以让增长更持久，避免细胞分裂式的无差异增长、指数增长要走上一种新的发展道路。为此，首次明确提出必须发展一种“全新的全球伦理”。这种全新的全球伦理观的核心是：首先，人类如果想要避免未来的危机，现在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树立新的自然伦理观，它的宗旨是同自然协调共处而不是征服，人类第一次被要求进行自我克制。其次，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道德感情，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如果每一代人都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享受，人类几乎就注定要灭亡。

《人类处于转折点》还有一个历史贡献，即有机增长的概念中蕴含了“发展”一词的含义，也就是在追求持续增长的同时要树立新的价值观、伦理观。传统的增长加上全新的伦理价值观就构成了有机增长，这为罗马俱乐部此后提出的发展概念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1977年，时任罗马俱乐部主席的佩西发表了《人的素质》，指出“人类在某些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和物质利益得到满足后，又提出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其他需要的欲望，渴望舒适安全，追求信仰、自我完善、社会地位和通常称为生活质量的东西。发展一词通常含有合理满足人类所有这些要求的意思，发展的概念正迅速取代增长的概念”。这样，罗马俱乐部就首次把发展同增长区别开来，发展中包含着经济增长，同时还包括人的各种生理、心理需求的满足，即发展不仅是以往单纯数量上的变化，更包括了质量上的变化，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的概念。

“发展”概念的提出，为人类找到了一把衡量进步的新尺度，打开了一扇展望美好未来的新窗户。罗马俱乐部终于找到了一种“能扭转当前局势”的新观念。“发展”一词很快就成为克服限制、满足需要、建立公平的世界共同词汇，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罗马俱乐部率先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建立在高消耗、高增长基础上的传统增长模式的系统分析，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无限增长的神话。进而，罗马俱乐部通过把增长、有机增长和持续性结合起来而提出了发展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同时对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这就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做了最完备的思想和理论积淀。可以说，罗马俱乐部在从增长到发展的研究中，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寂静的春天》恰似一声呐喊，使世界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罗马俱乐部及其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则使“开始关注”走到“高度关注并采取共同行动”。罗马俱乐部使生态环境意识成为世界的共识，同时以发展来代替增长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尽管罗马俱乐部成立之初时因对世界的预测有悲观主义的成分而受到批评，但其在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唤醒并树立人们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新的社会责任感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做出了最完备的思想和理论铺垫。因此，罗马俱乐部及其学术研究成果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