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对传播学勃兴的因果关系

三、两次世界大战与传播学勃兴的因果关系

(一)两次世界大战为传播学提供了大量经典研究范例

我们知道,传播学产生在美国,而美国传播学最著名的四位先驱人物中有三位(哈罗德·拉斯韦尔、库尔特·卢因和卡尔·霍夫兰)从研究战争传播入手从而建立自己的传播学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恰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和经典研究范例。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介绍。

哈罗德·拉斯韦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对传播学的贡献集中在宣传分析和传播过程研究,是美国系统研究政治传播的第一人,也是著名的宣传专家。1927年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刊行于世,轰动一时,成为宣传学的经典著作。该论文主要描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宣传战。拉斯韦尔对宣传作了如下定义:“它仅指以有含义的符号,或者稍具体一点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以描述、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方式来控制意见。”他在书中归纳了宣传的四个主要目标: 1.激起对敌人的仇恨; 2.保持与盟邦的友好关系; 3.与中立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尽可能与其达成协作; 4.瓦解敌人的斗志。

从拉斯韦尔这篇博士论文中不难发现,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广泛引用了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所采纳的各种宣传技术的经典范例,就这个意义而言,他的研究是以经验为根据的。

拉斯韦尔指出,现代战争是一种整体战争,舆论在其中举足轻重。拉斯韦尔强调说:“宣传是现代世界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30]

库尔特·卢因是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者。1933年他因受到刚刚上台执政的纳粹党迫害而流亡美国。卢因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最早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学中的“场论”和“群体动力论”,这些理论成果对传播学的研究影响较大。

卢因将自己的群体动力论应用于传播研究领域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他的学生运用这一理论对军队士气问题进行研究,从中证实了群体可以影响到士兵个体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二战”期间,他还应美国政府的要求研究如何在战争期间劝说人们改变饮食习惯,以应付日益短缺的食品供应问题。最后的研究结果也证明群体规范可以改变个体的饮食习惯,使之与所属群体相适应。

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对美国传播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层面和方法。显而易见的是,卢因的研究仍然依靠了大量战争时期的实验范例,其主要研究目的最早也是为战争服务的。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

卡尔·霍夫兰的学术成就集中在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态度与说服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生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去世。(www.xing528.com)

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计划实施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这时,美军陆军部召集一批心理学专家,组成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由霍夫兰负责具体研究工作,指导和研究美军的这个项目。他们在营地与士兵频繁接触,在训练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研究工作。他们主要研究陆军部拍摄的军事教育影片对军人的影响。他们用严格实验的方法,试图找出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研究中强调说服者本身和说服内容与方式的作用,而被说服者则被视为被动的、消极的。他们研究发现军事教育影片确实使观众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很有限。显然,电影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个集中了心理学界最出色人选的班子所从事的大型研究项目被认为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而且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夫兰及一些心理学家继续进行“二战”期间开始的态度与说服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由30多名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共同探讨了多层面的、广泛的问题。他们研究传播者的信誉、信息组织、群体适应效果、态度和观点变化的持续等问题。他们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产生了一批关于态度问题的著作,被冠之以耶鲁丛书,如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传播与说服》(1953年)、《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的研究丛书》(五卷本)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传播学勃兴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为它提供了大量的经典研究范例,以至于早期传播学的众多一流学者所研究的课题都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两次世界大战为传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前的政策和经济支持

传播学的产生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为传播学者所提供的空前强大的政策与经济支持是分不开的。

以传播学先驱人物拉斯韦尔为例,他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战时通讯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这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对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和其他通讯手段的内容进行了大规模的分类调查。仅在1940年至194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资助了拉斯韦尔一笔数目为85400美元的研究经费,“它的目的是通过发展某些更好的宣传分析方法来研究战争传播”。^[31]可以想见,美国政府为拉斯韦尔提供了大量战争传播效果的实际资料,民间财团又为他提供了不菲的研究经费,这些都是拉斯韦尔的战争传播与宣传研究得以继续及深入进行的有力保证。

传播学的另一先驱人物库尔特·卢因的传播学研究也受到了美国政府和民间财团的支持。正当卢因被迫流亡美国的时候,他首先被康奈尔大学收留。而卢因2000美金年薪的一半来自于美国“流亡外国学者紧急捐助委员会”,另一半则来自洛克菲勒纪念馆。20世纪40年代卢因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群体动力研究中心的时候,仍然得到了菲尔德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资金支持,而他那时所做的研究大多是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服务的。

再如著名的传播学者卡尔·霍夫兰。1942年,霍夫兰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部信息和教育局研究处的首席心理学家(后来又加上实验研究主任的头衔),并领导一个有关战时士兵士气的研究项目。后来霍夫兰在传播学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主要来自于战争时期在军方支持下所做的“鼓舞士气”的研究和劝服实验。

通过对上述传播学者研究情况的介绍,我们认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实际需求,才使得美国政府、军方和民间财阀都积极地为传播学者的战时传播研究提供了政策和经济支持,而在这样强有力的支持下,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开始形成。当然,除去上述因素以外,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还与当时相关学科(如心理学、政治学、语义学、符号学、新闻学)的发展以及媒介产业的发展、媒介文化研究的开展等因素密不可分,但这已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