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争中的大众传播：技术与艺术的提升及传播学的产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传播技术与艺术的提升及传播学的产生

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例和战后的研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传播技术与艺术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连德国法西斯宣传机器的管理者戈培尔也在“二战”宣传中拼命效仿一战中英国的宣传技巧。希特勒更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反复强调英国一战宣传的强大效力,并以此论证他的“德国并未输在战场上,而是被人刺中后背”的观点。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加紧建立了宣传机关,而德国更是已经预计到进行宣传对实现战争目的的巨大作用。在1936年召开的德国纳粹党纽伦堡会议的大厅里,墙上悬挂着这样的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了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取得整个世界。”^[27]

随着法西斯上台,在德国建立了由著名的法西斯思想家戈培尔领导的帝国宣传部。他负责掌管制造社会舆论的所有手段:报刊、无线电、图书出版、电影和艺术等等。事实证明,纳粹分子利用这个组织严密的庞大宣传系统将德国人民轻易地驱入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媒介的所有分支都在国家的全面控制之下,通过媒介渠道进行传播的信息流被绝对规范化了。新闻成了一种战略物资,要根据胜利的需要而被限制或操纵。正如戈培尔在他1942年5月的日记中记述的那样:“新闻政策是一种武器,其目的在于推动战争,而不是散布消息。”^[28]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德国的“文化大臣”(RKK)戈培尔通过其下属的七个委员会直接管理着媒介,为军事侵略摇旗呐喊。在广播方面,纳粹分子利用这一传播工具为他们的行为辩解,号召大家不要同情犹太人和占领区人民,同时在广播节目中不断拉拢潜在的盟友、稳定战时占领区的秩序、消磨敌军的斗志、谴责战争和战时因敌人而遭受的损失等,其中尤以“Lord Haw Haw”(汉译“霍霍爵士”)所主持的广播节目影响最大、荼毒亦深。在报纸方面,德国新闻办公室是国有的报业机关,负责发行每日简报和政府命令。从1935年10月开始,编辑们被强制消除一切“可能削弱帝国力量”的内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报纸先后被关闭或收归国有。到1939年战争全面爆发时,“纳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全德2/3的报纸”^[29],“‘党’指挥报纸”成了当时的著名口号。在电影方面,德国的新闻影片和纪录片均要屈服于政府的严厉干涉,在战争期间,它们的功能在于激起“公众狂热”和利用“帝国军队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来震慑观众。与英美的电影同行不同,德国的许多新闻摄影师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战士,他们以摄像机为武器,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事实上这些军事影片和纪录片的确起到了“鼓舞人心”的巨大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德国纳粹分子的宣传是多渠道而富于变化的。虽然它的宣传十分简单,但重复性极高,主题明确,通常使用很容易被海报或报纸采用的标准,并注重以情感人,如“要对领袖忠诚、为赢得战争不惜流血牺牲、为国捐躯”等等。就这方面看来,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的传播技术与艺术已经比一战时期有了很大的提升,并已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战争传播理论。

与德国一道在二战时期提升战争传播水平的还有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等诸多参战国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对法西斯国家及其武装力量进行了紧张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同时也对本国人民进行了积极的思想灌输工作。两个国家都设有全国性的心理战机关,在战争时期他们又建立了英美联合宣传委员会。早在慕尼黑阴谋前夕,英国政府就建立了情报部。其任务是:对国外宣传、为中立国提供有关情报以及向英国居民通报世界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德无线电宣传,并向其领土投送宣传书籍。英国外交部设立政治战处(又称心理战处),罗伯特·洛卡特任处长。这个处隶属外交部部务秘书和参谋长委员会。

如果仔细地分析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英国基本上是利用敌官方报道的不准确性和疏忽大意编写的宣传材料进行宣传。应当承认,英国宣传机关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莫斯科大会战期间,希特勒政府匆忙宣布,莫斯科已陷落,对苏战争业已结束。1941年10月8日在德国《弗尔基观察家》报上发表了这条消息,并刊登了这样的一些口号:“伟大的时刻到来了”,“俄国军队已被包围”,“东方的战争已结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英国宣传机关就巧妙地利用希特勒宣传的失策而取胜。他们每年都把报纸的第一版复制和缩印,并将数百万张报纸散发到德国及被其占领的欧洲一些国家,以此动摇德国人,使其失去对国家力量的信心。(www.xing528.com)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尚未建立起经过专门训练的对内对外宣传机构。仅仅在1942年6月才建立了军事情报局,监督国内宣传,并负责对国外的官方宣传。美国陆军部新闻与教育署聘请了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专门研究部队为士兵精心制作的四部电影是否影响士兵对战争的认识,鼓舞士兵参战的士气。传播学的另一奠基人卡尔·霍夫兰受军方委派,成了该研究的负责人。他带领一批心理学家重点针对传播技巧、传播与态度改变等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这个集中了(美国)心理学界最出色人选的班子所从事的大型研究项目被认为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而且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在部队进行行动的前线宣传配合下,“黑色”宣传战由战略情报局实施。在美国侦察局组建了名为“特别处”的心理战秘密机关,后又改为心理战处。这个心理战机关专门从事宣传战,还制定宣传条令或指示,并以军事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下发。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人和英国人多次建立联合宣传部门,以使自己的行动与战役协同一致。

美英协同宣传工作的初次经验是英美部队在北非发动进攻时(1941～ 1943年上半年),在联合最高司令部下设了心理战总部。

欧洲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部成立的时期,美英联合宣传机关的活动十分活跃,并且规模庞大。1943年夏,同盟国建立了名为伦敦政治战协同委员会的组织。由英国外交部、政治战委员会和参谋长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军事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组成。美国爱克留尔将军任主任,英国人任副主任。

美英对德宣传规模甚大。1944年6月联合空军向敌部队散发约500万份报纸。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的居民中散发了250万份报刊,约600万份战略传单和3500万张战术传单,以及3850万张普通传单。

应该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战争传播的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信息直接送入敌国国界之内,同时也利用了技术干扰、虚假播音、破译电码、监听敌台等多种信息控制与反控制手段,创造了一系列战时传播的新形式,战时传播的技术与艺术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而各参战国,尤其是美国军队空前广泛地利用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介,空前深入地挖掘媒介特质和受众心理问题,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研究的深入,为传播学的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实践基础。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传播活动和实践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直接催化了传播学的产生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