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争中的大众传播：一战传播手段与战后理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传播手段及战后的理论总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等)与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等)在战场上展开厮杀的同时,在另一领域也展开了较量,这就是战争传播的高级形式———“宣传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交战国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够准确地估计到传单、报纸、广播和其他宣传工具对战争进程会起到的重大影响。当时英国的著名宣传专家就曾这样写道:“在战争最初的18个月期间,宣传曾被忽略……官方认为它是一种不重要的、次要的因素。当宣传作为一种威力可敌几个军旅的武器其意义被广泛认识后,便普遍地深受大家笑脸相迎。”^[24]事实上,“一战”爆发一年多以后,各参战国政治领导集团就已经确信必须对敌方居民和战斗队伍中的士兵施加广泛的政策影响。从1915年下半年开始,战时宣传工作形成规模,各参战国政府和军队里相继建立起负责组织和实施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

1915年法军司令部第二部中设立了对敌军进行精神影响的宣传勤务,可以专门指派航空大队或借助于空中气球、炮弹和其他工具散布鼓动材料。在该宣传站工作的39个月里,共向德军战壕、后方及其占领国散发宣传单和小册子达2900万份。

从1914年战争爆发开始,德国的战时宣传工作就组织和配合得不好。但它仍然在1915年9月成立了战时新闻局,全面负责新闻管理和发布。但是以压制为基础的新闻管制最终还是失败了。在著名的宣传专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看来,德国的拙劣宣传是因为受到军方意志的太多影响,使得宣传者和受众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比较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战时传播开展得较早,同时也更为出色。英国政府进行了特别紧张的组织和实施宣传的活动。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就建立了许多境外宣传点。他们出版文学作品,赞扬英国政府的军事政策,向当地报刊提供大量的宣传材料。譬如,英国作家日利别尔特·帕尔克领导的在美国的英国宣传点,无偿地向300多家美国报刊提供亲英文章和材料;英国路透社每月向美国播送100多万字符合英国利益的材料。英国宣传机关每周准备400篇左右的文章,每月出版一期《战争实例》杂志,每年拍摄10部左右的军事影片,而这些都完全是为战时宣传准备的。在“一战”结束阶段,英国的战时宣传更趋积极主动。仅仅是1918年春季,英国向德、奥等国散发的传单就已经达到每月100万张以上。

与此同时,英国的战时传播策略还体现在主动出击、破坏敌对国传播载体上。事实上,早在英德宣战后的4个小时之内,英国皇家海军就已经完成了切断德国电缆的任务。失去电缆的德国,只好使用无线电来进行跨越大西洋的通讯,但不久美国政府就没收了德国在美国本土所拥有的无线电站。接下来,德国的其他海外无线电站点也先后为英军摧毁,德国的电报(甚至包括那封促成美德宣战的著名电报)也纷纷被英国截获。在战争后期,德国在战时传播中几乎无计可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充分掌握了宣传的艺术,拥有了发达的足以在战争期间影响公众舆论的官方宣传机构”。^[2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加入世界战场的同时也加入了战时传播的战场,他们先后建立了非军事组织的宣传机构,包括1917年威尔逊总统下令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又称“克里尔委员会”)和美国远征军司令部侦察部的“宣传部”,但美国和俄国、意大利及其他一些参战国一样,在军事宣传方面的影响远远不及英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间,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军事专家一面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历史,一面极其重视推广交战双方战时宣传的经验。这期间出版了大量的战争宣传研究著作,对一次大战中的传播手段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理论总结。

1920年在伦敦出版了C·史图尔特的《克尔之家的秘密》一书,总结了英国瓦解敌军的宣传经验,在制定战争进程中组织和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某些原则方面作了尝试,甚至还讲述了对未来战争的一系列设想。比如C·史图尔特对资产阶级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宣传中要谨慎行事的警告就值得注意。C·史图尔特写道:“无疑,宣传是一种新型的、强大的战争武器,但是应谨慎使用之。因为,不然的话,它的破坏作用比所追求的目的来得更快,会把应该拉拢的人推开。”这种警告的真实含义是,由于资产阶级推行的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因此,真理不在他们一面。如果资产阶级企图在自己的宣传中涉及与战争起因和结束战争的途径,甚至与世界战后建设前景有联系的紧迫问题,他会自己陷入窘境。(www.xing528.com)

1922年在德国出版了施杰林-鲁贝尔特的《宣传是政治武器》和普克策的《德国宣传:关于宣传是实用社会科学学说》。1924年出版了舍涅曼的《对美国民众影响的艺术》。此外,同期还出版了许多军事学术和军事历史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宣传问题。

许多专门总结意识形态斗争经验和提出在未来战争中组织军事宣传的书籍,在20世纪30年代也相继出版。

希特勒上台后,有关此类问题的书籍在德国大量出版。1923年出版了C·阿达莫夫斯基的《宣传与民族实力》一书; 1935年阿尔布雷希特的小册子《宣传是武器》也相继问世。1936年《关于世界大战我们还不了解什么》文集发行,其中登载了弗里德里赫·弗尔德尔的《敌人和朋友在阵地前沿的宣传》一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半,在伦敦出版了西德尼·罗杰森的《即将爆发的大战中的宣传问题》一书。书中阐述的问题十分广泛: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对敌宣传的基本任务;强调了熟知敌人及其居民的现状,掌握各社会集团及全体军人情绪的必要性;阐明了一些宣传法则。作者认为,任何宣传都应符合下列两个主要要求:内容的真实性和政治路线的坚定性。此外,还有其他的要求,如必须适应被宣传者的心理,奉送材料的形式要精炼。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许多描写对敌宣传的书籍和文章问世。其中有:思特茨的《战时法国的野战报和战壕报》(1937年)、卡尔和哈利特的《国际政治宣传》(1939年)、阿里比格的《社会舆论》(1939年)和其他一些著作。

美国对宣传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对后来的影响最大,这一点后文将专门论及。

“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这20余年中的宣传分析与研究,虽然不是直接的传播学研究,但是大大推进了人们对传播在战争中作用的认识。正如美国传播学家沃纳丁·赛弗林和小詹姆斯·坦卡特所言:

在两次大战之间,出了不少以宣传为题的书。在当时对宣传的分析中,包括有我们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理论的某些初步探索。我们今天回溯起来,其中固然有许多相当粗糙,然而,至少有两个传播理论的重要领域,已在当时的宣传理论中奠定了基础。其一是“态度改变”,这是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传统的课题:要改变人们的态度,有哪些最有效的方法?对宣传的研究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某些尝试性的答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大众传播的一般效果的理论探讨:大众传播对个人和社会有何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早期关于宣传的研究也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般性结论。^[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