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战争传播的萌芽和理论提升

三、近代战争传播的萌芽和理论提升

伴随着18世纪以来西方工业革命的滚滚浪潮,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也显示出它繁荣的一面。比较而言,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战争传播理论却日趋式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战争传播理论缺乏相关学科的必要支持,并受到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国内战争”,军事作战对象和舆论作战对象都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背景的同一国人,而很少面对“国际战争”。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杰出军事思想家层出不穷,并建立了顺理成章和约定俗成的战略观,近代军事思想家则“守成”较多,理论拓展的深度和广度则严重不足。所以,在近代战争传播的论述中,我们将主要介绍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界的实践与理论提升。

(一)战前的全民思想准备和精神鼓舞

近代西方军事理论家将原来仅需对作战部队进行的战前鼓动扩展为非作战时期的全民思想准备。这样,一旦战争爆发,该国长期积蓄的精神力量将推动整个战争的进程,并为最终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瑞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说过:“一个国家,不管它的政府采用什么形式,为了避免受到子孙的谴责和国家独立受到威胁起见,提倡尚武精神、尊敬军事职业实在是一种明智的政策。”^[16]他还进一步尖锐地指出:“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面,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幸福去保卫国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而不如大腹便便的商贾,那么,这个国家的灭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17]

一百多年前,普鲁士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萨多瓦和色当胜利的荣誉属于日尔曼的小学教师。”因为在19世纪中叶,普鲁士在追求国家统一时,为了增强整个民族的自信心,从小学开始,就对孩子们进行自强不息的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情感。以致他们长大成人后,作战非常勇敢,终于取得了萨多瓦和色当这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统一了德国。

由此可见,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胜利与战前的长期精神文化传播准备分不开,其中尤以通过传播弘扬民族精神来争取广大民众对战争的响应最为重要。

(二)战争中对士兵的心理刺激手段

1902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库利曾经在他的重要著作《人性和社会秩序》中详细阐释了他的“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理论。库利认为:“我想象我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18]更为简单的表述是:人们是为了别人如何想象自己而生活的。应该承认,“镜中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为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非常必要的支持。而在战争传播中,它更在刺激士兵心理从而提升士气方面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

法国杰出的军事天才拿破仑生活的时代虽然尚无“镜中我”理论,但他已经通过长期的战争传播实践领悟到了这一点。在1796年的一次战役中,法军两个屡立战功的团队因为士兵的意志动摇而失守阵地。拿破仑将这些溃兵集中起来训话,却只是命令身边的参谋长在这两个团的军旗上写下一句不详的话:“他们不再属于意大利方面军了。”溃兵受此羞辱,惭愧难当,哭着恳求统帅再考验一次他们的勇气,而不要使他们终生蒙羞。拿破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而在以后的战斗中,这两个团队英勇杀敌,终于将所有的耻辱洗刷一空。

英国著名将领魏菲尔曾这样评价此事:我们仅仅知道拿破仑在1796年战役的获胜是凭借“内线作战”的要领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如果知道他是怎样去振奋一支衣衫褴褛、忍饥挨饿、军心不稳的部队,怎样向士兵灌输“不断前进”的思想,那么我们便收获颇丰。

这样看来,拿破仑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已经能够在战争中利用一系列的心理刺激手段来激发士兵的荣誉感和自我价值实现观念,从而提高部队的士气,这与20世纪初叶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理论已经产生了某种契合。

(三)近代战时新闻检查的经典(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战争“是用一定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相战”^[19],它也是为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服务的,是“战前长时期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20]而“资本主义的新闻事业也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锐利武器,它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21]所以,当近代资产阶级战争及其新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近代资产阶级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新闻检查制度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和新闻业管理者对战时新闻流动渠道及发布消息的重要性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这为后来的传播制度研究提供了极其有力的实证支持。

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新闻检查制度是近代战时新闻检查的经典。在代表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方,“从来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得到过如此全面和不受限制的报道”。^[22]当时美国纽约的报纸通常至少要用1/3的版面刊登战争消息,而且新闻界已经与军方达成了某种谅解:新闻界保证避免向敌方泄露可能有用的信息;而军方也力求维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承认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事实证明,这一相对宽松的检查制度颇为成功。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军方实行的新闻检查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不成熟逐步走向了完善:第一阶段是1861年8月,波托马克集团军司令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与驻华盛顿的记者们订立了一个自愿新闻检查计划。但这一计划于同年10月被迫取消,因为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下令禁止从华盛顿传发有关军事及民事行动的电讯。受挫的新闻界于是回复到过去的做法:千方百计地挖掘新闻。

随着新闻检查官由国务院领导改为接受陆军部指示,新闻检查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根据1862年2月25日颁布的命令,战地记者在发稿前,必须将稿件提交宪兵司令批准。但当时已经达成了一种谅解:只有涉及军事方面的材料才可删除。这样,记者已经渐渐掌握了报道的分寸。

从1864年开始到南北战争结束,美国战时新闻检查进入了第三个也是最为成功的阶段。在著名的谢尔曼将军的倡导下,所有的战地记者都必须得到军方的认可,而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也保持了与军方的密切合作。谢尔曼将军率部从亚特兰大直抵海滨,其间他的军事计划无一被新闻界泄露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近代传播媒介在战争中的“导火线”作用

我们知道,战争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它更是统治阶级或集团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引发的。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少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媒介资本家”不惜利用手中的媒介来鼓吹、甚至是引发战争,更为耸人听闻的是,其目的竟然只是单纯的经济利益。例如在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中,美国著名报业大亨赫斯特的作用就不可低估,这也引发了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其他人文、社科门类专家的高度重视,为后来的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在19世纪末,美国的报业竞争已日趋白热化。当时古巴作为西班牙殖民地所爆发的起义理所当然地引发了美国报业“新闻竞争战”。美联社提供了大量古巴报道,并采用了它的成员报纸刊发的消息;《新闻报》和《世界报》率先在古巴派驻记者,并且向其他报纸售卖报道。在这一轮古巴问题的新闻争夺战中,美国报业大亨赫斯特和他管理的《新闻报》无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美西战争的开战前夕,《新闻报》已经在这场“煽情主义的新闻竞赛”中耗费了50万美元,一天之内该报出版号外多达40 次,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这样竭力地摇旗呐喊,以致战后许多评论家都认为美国与西班牙之间为古巴而起的战争应当叫作“《新闻报》的战争”。事实上,赫斯特及其《新闻报》在最终引发这场战争中的确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

1896年,赫斯特从《世界报》“挖”来几位著名记者和图片画家,并将他们派驻到古巴密切关注局势。1897年春,这几位记者从古巴打电报给赫斯特,说那里不会有战争并要求回国。而赫斯特的著名回电是:“请留在古巴,你提供文字和图片,我将提供战争。”到了1897年夏,《新闻报》公开鼓吹战争已近一年,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赫斯特竟然指使该报对一名遭西班牙政府迫害的古巴军政府人士进行了内容多达375栏的报道,这使得古巴问题得到美国政界高层人士的普遍关注。1898年2月9 日,《新闻报》又发表了“独家新闻”———西班牙驻美国大使在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中说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个“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政客”。应该说,这篇“通过私拆他人函件得来的不道德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美西关系。

仅仅6天以后,美国“缅因”号军舰在古巴哈瓦那港爆炸,有266名美国人丧生。《新闻报》迅速抓住这一机会,一方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一口咬定是西班牙人干的”;另一方面又大肆炒作“全国求战浪潮高涨”、“必与西班牙一战”等所谓的“民众呼声”,严重误导了美国政府的决策———国务卿谢尔曼甚至不止一次地仅凭《新闻报》的报道就发表声明。^[23]麦金莱总统也感到了来自舆论界的强大宣战压力。最终,美国国会于1898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战争的决议。而在此后的美西战争中,赫斯特兴高采烈地带领一支由20名男女记者、画家、摄影师以及一名电影摄制者组成的队伍奔赴第一线采访,并利用此次战争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和舆论影响力,以至于许多军事理论家和传播学家在提及1898年的美西战争时更倾向于称它为“赫斯特的战争”或“《新闻报》的战争”。而在此次战争中,大众媒介煽动舆论、鼓吹战争、造成政府决策压力并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功能也引发了传播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近代战争传播的理论愈来愈多地与近代的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结合在一起,并对这些新兴相关学科的模式和范例有所借鉴,这与后来传播学的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颇为相似。应该说,近代战争传播的理论提升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并具有极强的时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