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争中的大众传播效果

二、古代战争中传播手段的运用与总结

在中国历史进入“春秋”与“战国”的交界期以后,奴隶制趋于式微,中国逐渐进入封建社会这一历史形态。在这期间和其后漫长的封建时代里,中国古代战争中传播手段的运用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同时更产生了一大批军事理论著作,其中不少篇幅都为战争中传播手段的运用提供了及时的理论总结,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前的政治思想准备

古人很早就朴素地认识到战争的政治性质是关系胜负的首要条件。所谓“师直为壮,曲为老”(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即指军队为正义而战就理直气壮,为不义而战就理屈气衰。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更是在他的《孙子兵法》的开篇就着重指出了战前政治思想准备的重要性:“故经之以立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2]他还说:“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3]讲的就是战前准备中应把政治因素放在第一位考虑,而争取民众的支持恰恰与各类传播手段的运用密切相关,这些传播手段包括:

1.神化

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起义之前,农民领袖张角先创立了太平道行医治病,在农民中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然后才用谶语的形式提出“苍天(指东汉王朝)已死,黄天(黄太一神,指太平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战斗口号和起义计划。起义爆发以后,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利用神道传播积聚的威信统率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

应该承认,在我国古代农民战争中采用“神道”的手段建立自身地位,并广泛传播以发动群众的方法并不鲜见。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就预设了“陈胜王”的谶语;刘邦也号称是“赤帝之子”斩蛇起义;元末红巾起义前也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话语四处流传,为农民战争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明末李自成起义时更有“朝求升,暮求合,闯王来了不纳粮,管教大小都欢悦”的民谣广泛传播,为这次农民战争创造了政治优势等等。

2.正名

所谓“名正而言顺”,“师出有名”。我国古代许多军事家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战争之前假托为前朝复辟(或自称为前朝遗孤)等,以及“清君侧”、“奉诏讨贼”等名义争取支持。这种正名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传播手段增强政治优势的一种表现。

如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在军阀割据、天下纷扰之时,曹操将当时名义上的统治者东汉献帝接到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随后他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奉诏讨逆”等为名,先后消灭了袁术、吕布、袁绍、刘表等许多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

又如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然而历时四年的战争结束之后,朱棣却逼死了建文帝,自己登基。在这场战争开始初期,朱棣反复宣称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有言:“朝无正臣,内有奸逆,藩王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他正是以此为自己的谋反行动正名,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平息祸乱之意),获取了舆论优势。

3.攻心

古代军事家曾讲到:“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还讲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4]这其中已经将“攻心”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综观历史,许多杰出的军事家也确实将孙武的“攻心论”等传播手段奉为圭臬,并在战争中加以运用和发挥,从而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胜利。

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就十分擅长“攻心”策略。他在平息南中地区叛乱时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在对待当地彝族首领孟获的问题上,诸葛亮先后对其七擒七纵,最终使孟获心悦诚服。更为可贵的是,即使在战争胜利之后,诸葛亮仍然能做到延续他的“攻心”政策:先是撤军,缓和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使“彝汉粗安”;然后任命当地人士做地方官,开发南中经济,“建城邑、务农桑”,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平叛任务。

又如西晋时著名将领羊祜在襄阳与吴军对峙之时,“善施恩惠,远近咸闻”。他主动送还了吴军俘虏、吴国禾麦、吴人射伤的鸟兽等,使吴人“翕然悦服”,“北来归降者不绝”。这种在晋吴之间一触即发的大战之前尚能保持的高调态度,不仅瓦解了敌方的斗志,也为己方赢得了充裕的战前准备时间。

综上所述,战前的政治思想准备作为古代战争理论中重要的传播手段在各类兵书典籍中的表述并不鲜见。无论是“神化”、“正名”还是“攻心”这些具体方法,在实战中的运用都为近现代的战争传播理论提供了参照,奠定了基础。

(二)战前时期的凝聚

古代不少军事理论家都将“士气”列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淮南子》中讲到:“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终,百万之师,志历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加敌人,此谓气势。”^[5]《孙子兵法·军事篇》中也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6]孙武主张采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方法,并在实战中屡试不爽。

广义地说,士气包括战斗意志、牺牲精神以及对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士气旺盛,就是所谓“气实则斗”,主动请战;士气低落,就是所谓“气夺则走”,不战自败(见《尉缭子·战威》)。士气既然是这样一种对战争胜败起着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那么,激发这一精神因素的动力和途径是什么呢?虽然封建军队从本质上说,不能使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军队利益取得一致,广大士兵不可能将自己的社会职责看成是自己的义务,但这不等于说,古代军队没有激发士气的条件和方法,没有他们的政治工作和传播手段。具体而言,古代军队在战前士气的凝聚和作战动员方面有以下几种传播手段和途径。

1.义”、“耻”、“仇”的利用

古代治军,常以“义、耻、仇”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它们又通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如《吴子·图国》中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7]这种明耻教战就是激发士气的政治工作,而其思想武器就是“义”。“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以百战。”(《篡集武篇·卷前一·士》)即指用封建时代的正义观去激发将士同仇敌忾的士气。“怒”就是仇恨心,也是士气。《孙子兵法·作战》也提出了这一命题:“杀敌者,怒也。”古时善于用兵的将领都十分注意培养士气,用各种传播手段使士兵知“义”、知“耻”、知“仇”,适时地点燃士兵的心头之火,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公元前284年,齐将田单在面对燕国大兵压境而己方困坐孤城的危险局面时,他先是将自己的亲族和妻妾都编入军营参战,并用“忠义”来感化他们;随后又散布谣言说齐军最怕割鼻子、挖祖坟,诱使燕军施暴以激起齐军对敌人的切齿痛恨;在全城军民同仇敌忾之心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田单巧妙地设下“火牛阵”,终于一举击溃燕军,收复了全部失地。

2.爱兵如子

爱兵的观点产生于我国春秋末年新兴地主阶级的军队中。在《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就有“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名句。成书于汉代的《三略》也强调:“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提出:“主将常察士卒饥、饱、劳、逸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则和气生。气和则心齐,兵虽百万,指呼如一人。”(《练兵实纪·练将》)事实上,由于受到封建军队的本质所制约,这些“爱兵如子”的主张不可能真正实现,并且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戚继光就曾进一步说明:“古人吮士之疽,杀爱妾以飨士,投醪于河以共滋味,此何等作为……夫士卒虽愚,最易感动……吾岂能人人而惠之,惟我真有是心,自然人相观感。”^[8]从他上述话语中,不难发现,封建时期不少军事家还是将“爱兵如子”当作一种收服人心的概念,通过对这种概念的推广,甚至借助略带表演色彩的“做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像戚继光所举的例子:

战国时期著名将领吴起曾经亲自用嘴将士兵身上毒疮中的脓吸出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唐代将领张巡在安史之乱期间坚守睢阳达数月之久,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人心不定的情况下,他竟然杀掉自己的爱妾分给士卒们吃肉(《新唐书·张巡传》);春秋时期楚王在与晋国交战前面对臣子奉上的美酒不能遍赐士卒的情况时,将酒倒入河水的上游使众人同饮,从而“士卒皆醉,乃感惠尽力而战晋师,大破之”(《文选·张协<七命>之李固翰注》)。

通过上述的“爱兵”实例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封建军队中宣称的“爱兵如子”实际上大多是一种高超的,有时甚至是充满血腥的传播手段。

3.同甘共苦,身先士卒

“同甘共苦,身先士卒”本来应当纯粹作为“将德”问题来加以探讨,但实际上它却被赋予了更多的传播功能,成为一种凝聚士气的手段。早在战国时代的兵书中对此就屡有表述。如《尉缭子·战威》中说:“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士众,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这已经是在强调要以将帅的表率行动———“率身”去激励士卒,凝聚人心。《三略》中也说:“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军箴》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免,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由此可见,同甘共苦是在“蓄恩”,是在赢得士卒的拥护,获取他们的忠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还说过:“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将苑·励士》)也是在强调表率作用对凝聚士气的影响。

在战争实践中,少数杰出的将领能够领会这样的原则去激励士卒。比如战国末年赵国的将军赵奢就能够做到从不将赏赐的财物拿到家中,而是与其他将士均分;南宋将领岳飞可以与士卒一起露宿在百姓的屋檐下,并且提出“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的口号,使时人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这些“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实例表明,在我国古代战争中,此类凝聚士气的办法早已被总结和应用了。

4.赏不逾时,罚不迁列

奖赏和惩罚,是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传播手段。《太白阴经·励士》中说:“激人之心、励人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其在以战励战,以赏励赏,以士励士。”可见,用得到重赏的士兵去激励没有受赏的士兵共同奋勇战斗是“赏罚”作为战争传播手段运用的一种基本思路。由于奖赏和惩罚是提高士气、严格军纪的重要方法,因此,关于信赏明罚的论述,历代兵书都有记载。例如《六韬·将威》说:“将以诛大(诛杀有罪的高级将领)为威,以赏小(重赏有功的低级军官)为明,以罚审(惩罚适当)为禁止而令行。”又如《将苑·历士》中说:“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赡之以财,则士无不服矣……蓄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9]

在赏罚分明,并以此为传播手段激励斗志,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方面,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曹操可以带给我们今天的战争传播许多有益的启示: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每次出征都将获得的战利品全部拿出来赏给有功劳的将士,而对于没有功劳的人又从不滥加奖赏,所谓“勋劳必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曹操曾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的《败军令》中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10]他又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发布《封功臣令》中说:“……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11]

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割发代首”(通过曹操本人自罚以激励士气)的例子,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伐乌桓大胜后还能重赏此前拒谏北伐的将领,并认为自己当时拒谏北伐只是取得了侥幸的成功,使受赏者无不感佩,旁观者无不信服,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提高了积极性。(www.xing528.com)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更进一步提出赏罚之间的掌握亦需灵活处理的问题。他说:“夫赏不专在金帛之惠,罚不专在斧镬之威……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而畏如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此益有机。机何物也?情也,理也。”^[12]这已经是非常明确地宣讲“传播手段在战前鼓舞士气的妙用”了。

纪律应该是无私的。罚不避亲,刑不畏贵,是一种超强的传播信号。只有这样,法才有权威性,令才有号召力。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流传着许多执法严明的佳话,如田穰辕门立表斩庄贾,周亚夫细柳行军令,诸葛亮挥泪斩马稷等等,都是值得后人借鉴学习的战争传播手段。

(三)战争中虚假传播手段的应用及用间

在我国古代战争传播中,虚假传播手段的应用及用间的办法也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

1.虚假传播

《孙子兵法·计篇·谋攻》中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失传也。”

孙子所说的“行诡道之术”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战争传播艺术。首先要设法伪装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假象掩盖真象,以形式掩盖内容,以枝节的、次要的过场冲淡主要的“剧情”,利用多种的传播途径散布虚假信息,给敌方造成虚幻的错觉,从而一举击破之。

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是指在交战前伪装为软弱无能的样子以诱使敌人轻视自己,从而心骄志懈而被我乘隙破之。例如战国末期赵国名将李牧戍守代郡的时候就故意装着怯懦畏战的样子,使匈奴骄而不备,而后乘隙大破匈奴,拓地千里。又如西晋末年羯族人石勒割据一方。他本来就打算吞并幽州的军阀王浚,但却故意先向王示弱,并上表对其大表忠心。正当王浚完全被石勒制造的假象所迷惑,失去防备时,石勒大兵已至,一举歼灭了王浚。这正像《六韬·发启》中所说的:“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可以说,利用传播手段故意示弱于对手的战争策略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所谓“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指的是示形作用,目的在于隐蔽自己的行动企图,像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声东击西,声南袭北,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都是对这一战争传播手段的具体化。

如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率军大举攻吴时决定当面渡江攻击,但为了隐蔽战略意图,故意利用击鼓、散布消息等传播手段做出欲从两侧渡江的假象,当吴军做出错误判断之后,越军出其不意地实施正面突击,终于大破吴军。

所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指的是在我方处于优势或劣势位置时采用迷惑敌人的方法并最终战而胜之的手段。其中,虚则实之属于战斗中示形迷敌之法,多用于突围或撤退。如悬草击鼓,明留其势,暗中撤兵的金蝉脱壳;以寡示众、以弱示强的“增灶法”等,都属于对这一谋略思想的运用。

据《南史·檀道济传》记载,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檀道济北伐途中因粮草不济准备撤军的消息被敌方知晓后,他演出了一幕“唱筹量沙”的绝妙好戏:让士兵以斗量沙,并大声报数,且显出对米粮满不在乎的样子。第二天一早,檀道济又故作镇定,谈笑风生,令全军缓缓撤退。敌军怀疑宋军设有埋伏,竟不敢追击,目送宋军安然而退。

而实则虚之多用于我军处于优势地位时为诱歼敌人所采用的谋略思想。在实际运用中,此处本设有圈套,却故意卖出破绽,示以虚形,诱使敌人上钩。如孙膑减灶赚庞涓,白起示弱诱赵括等,都是相当成功的例子。

2.用间

正确地选定军事谋略,必须以可靠的情报信息为前提,更可以使用造谣、挑拨、瓦解敌军士气等手段,这就是孙子所谓的“尽诡诈权变之术”的“用间”,它也应当被视作古代战争传播的重要手段。

《孙子兵法·用间篇》中谈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13]孙子所说的“先知”,实际就是要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侦察,而最能奏效的手段,莫过于使用间谍。

战国时期,魏公子信陵君因擅长使用间谍,所以能够做到遇事“先知”。《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信陵君正在陪魏王下棋,突然有人来报称赵王率兵大举侵魏,举座皆惊。只有信陵君认为这不过是赵王射猎。后来事实证明信陵君的判断完全正确。而他的“先知”来自遍布赵王周围的间谍。

孙子还将间谍分为五类。他说:“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死间,有生间,有内间,有反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14]应该承认,孙子对合理利用间谍传播手段的阐释已经相当完备,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家中无出其右者。

所谓“因间”,是指“因其乡人而用之”,故也称“乡间”。应该说,除了利用同乡关系外,还包括利用同学、亲属、老同事、老朋友的关系去察探敌情或进行瓦解争取工作。《三国演义》中讲到曹营里的蒋干凭借自己与东吴都督周瑜曾为同窗的旧关系去劝降他,并伺机侦察吴军虚实,这一举动就是典型的因间。只是后来被周瑜的反间计攻破,而适得其反罢了。

所谓“死间”,是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我方逃跑到敌方的人员知道而传给敌人,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这实际上是一个借刀杀人,处置叛逃人员的计谋。

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附陆抗传》中记载:原吴国西陵守将以城降晋,吴将陆抗在征伐途中发现己方另一将领俞赞也已逃亡降晋。陆抗认为俞赞深知吴军中异族兵阵地单薄易攻的特点,所以故意特别加强了异族兵阵地的防守,果然在此大挫来犯的晋军。晋军主帅怀疑俞赞诈降并有意提供“假情报”,终于将其处死。这应该是运用“死间”的典型战例。

孙子讲的“生间”,就其内容而言,包括选择贤能之士,或游说于列国之间,或打进敌国官僚机构之中;包括以各种职业作掩护混入敌国,或从战略着眼长期潜伏,或为着某一具体的作战情报速去速回;还包括以诈降迷惑对方,或借机给敌以突然袭击,或为今后作战充当内应等。

据史料记载,五代十国末年曾有一名“高僧”来到南唐,他劝说李后主多修宝塔、大盖庙宇以求神佛保佑,实际上使李后主耗尽国库之财。在几年后的宋唐战争中,这名“高僧”将自己管辖的庙宇供给宋军作兵营,并且聚集僧众一千余人作为宋军的内应。这时人们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隐藏很深的“生间”高手。

“五间”之中的“内间”是指直接收买敌国的官吏作间谍或利用敌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行间谍活动。一般看来,敌方阵营中久不得志、贪财图利、满腹怨愤的人都可以进行政治争取或是重金收买,使之为我所用。

如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困于白登山。他采纳陈平的计策遣使重赂单于的妻子,并以“献中原美女给单于”为要挟,使得单于的妻子极其卖力地说通单于,放了汉高祖一条生路。这是古代战争中运用收买内间排难解危的例子。

“反间”则是指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使其为我所用。反间计的内容是以假乱真,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敌间谍被我发现或捕获之后,不是公开审判,而是暗中以重金收买,使他变为在我控制下给敌方提供假情报的双重间谍;二是我方发现间谍后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装作无意间向他透露了“情报”,通过间谍将假情报传给敌方,并利用敌方的判断错误而挫败他们。如《三国演义》中周瑜借蒋干诛蔡张二将,《宋史·岳飞传》中记载的岳飞利用敌方间谍大破曹成,《清史稿》中记载的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名将袁崇焕等。可以说,五间中反间是最为活跃和生动的。

在孙子所论的“五间”之外,在其后的军事理论家的著述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种“用间”的古代战争传播手段,那就是“离间”。

《李卫公兵法》中讲到:“历观古人之用间,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15]实际上,“离间”是一种高超的战争传播手段,也是在中国古代战争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用间”方法。

大凡“离间”手段的运用成功,都要借助与敌方阵营中的思想裂缝。多疑,几乎是历代君主的共同特征。倘若在敌垒内巧妙地制造假情报,或直接或间接地流露出那些功高盖主的贤能之士要有不臣之举,以此来引发君主的猜忌之心,离间计就很容易获得效果。

据《北史》记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周、齐政权相互征伐。北周将领韦孝宽在伐齐之前利用“离间”的手段成功地除去了北齐宿将斛律光。韦孝宽先是指使参军曲严编造了一系列歌谣:“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溃,槲树不扶自竖。”这些叛谣都在暗指斛律光很快将谋反称帝。当它们被广泛地传唱在北齐京城邺都的大街小巷之时,北齐后主高伟便毫不犹豫地杀掉了斛律光。在随即的周齐战争中,北齐终于亡国。

综上所述,在古代战争传播中我国的军事理论专家和战争实践者通过不断地演练和总结提升,使得战争传播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也为近代战争传播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