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战争记载中的传播手段运用

一、有历史记载的上古战争中传播手段的运用

应该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战争这种特殊形态,战争中的传播手段就已经开始被交战双方所运用。《史记》中记载的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中,“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黄帝在战前做好政治准备和士气鼓励工作的最好证明。《史记》中还记载有商汤推翻夏王朝的鸣条之战的情况:商汤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属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其次,商汤创造性地开展“用间”活动,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最后,在决战之前,商汤举行了隆重的誓师活动,一一列举夏桀压迫民众、破坏生产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民于水火之中。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像《易·革·辞》中所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伐夏的鸣条之战,是我国上古战争中传播手段得以丰富运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商朝末年,周文王、周武王灭商的长期规划更是我国上古战争传播手段进一步发展的例证。周文王为了完成灭商计划,首先在政治上修德亲民,用“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政策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同时他积极开展战前传播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颁布“有亡荒阅”法令,既争取了与国的支持,又保护了奴隶主阶层的既得利益,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商纣。其次,周文王“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享乐的样子,充分利用各种传播途径散布这些假象,诱使商纣放松了警惕。最终,周武王即位后找准时机,在牧野与商军决战。而战前的《牧誓》是灭商长期规划的关键一步。武王先是在阵前声讨了纣王的罪状,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斗志,同时也严申不得杀害降者,从心理上瓦解了商军。我们认为,在周灭商的整体规划中,战争传播的层次得以大幅度地延伸,战争传播的年限得以扩大,战争传播的手段得以进一步地丰富是它最为突出的特点。(www.xing528.com)

除去上面提到的这三次战争传播实践以外,我们也在其他的史籍中搜寻到一些关于上古战争手段运用的痕迹:《春秋》中著名的儒葛之战就描述了胜利者郑庄公要求部下停止追击周王,“君子不欲多伤人,况敢凌天子乎?”这既是对进退尺度的把握,更是在宣传自己的“忠心”,安抚了其他诸侯国;又如春秋时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对军事行动前做好“取信于民”等政治准备的论述;春秋时晋楚城汉之战中晋文公为鼓舞士气、得舆论同情而使用“退避三舍”的手段;《世界战史》中记载的古印度孔雀王对“神授争伐权力”的强化、古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被困时将美酒倒入水缸中以争取士兵的支持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有历史记载的上古战争中传播手段的运用做一番归纳和总结:第一,最早受到重视和使用的战争传播手段是“振奋士气,收拾民心”,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如《易经》中所说“师贞丈人吉”,即认为兴兵打仗合于正义才能获得胜利;然后又发展到揭露对方的暴政并广泛传播,以及宣扬自己的神圣地位、开展战前宣传动员等手段的运用;随后,制造假象广泛宣传来麻痹对方,故作委屈以博得舆论同情等手段也在战争传播中有所表现。第二,上古战争传播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理论总结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些具体的事例和个案,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战争传播理论。第三,由于史料记载相对简单,我们后人在整理、归纳时也较难揣测古人在战争中运用传播手段时的具体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