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化》：鹅湖书院的异彩与精彩论辩

故事发生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春末夏初，时称“东南二贤”之一的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鹅湖寺与朱熹相会讲学。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而至，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会议辩论包括治学方法、修养方法等问题，其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圣贤的必由之路。

双方争议了三天，各执已见，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尽管这次争辨最终不合而罢，但“鹅湖之会”却成为南宋学术界最重要的一次集会，对当时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门徒为纪念“鹅湖之会”，遂立“鹅湖书院”，书院因此几百年来永留胜迹，誉满江南。自那时起，这里便吸引了不少诗人墨客，一代名流前来寻踪探胜。宋代的陆游、辛弃疾，明代的杨延麟，清代的蒋土诠等，都曾有鹅湖之行，并留下了他们的文化词和诗篇。(www.xing528.com)

淳熙十五年冬，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访淳熙二年朱、陆“鹅湖之会”故事，与朱熹、辛弃疾相会于铅山紫溪，以商谈世事与学问，朱熹因故未至，陈、辛二人在瓢泉共斟，鹅湖同趣，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商讨抗金复国大计。唔后二人都留有多首不朽诗作。这一次“鹅湖相会”是诗人的，但同样是意气风发，豪迈激越，后人称此次相会为辛、陈“鹅湖之晤”，也称第二次“鹅湖之会”。

陆九龄、吕祖谦、陆九渊和朱熹先后逝世，嘉定更化，理学倍受推崇，后人重四君子之道而仰其生平，于鹅湖寺西侧建立四贤祠，以为祀事。七十多年后，即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这里改名为文宗书院。至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增建“会元堂”，待到明代景泰年间，又重修扩建，并正式定名“鹅湖书院”。

历史的长河弯弯曲曲，鹅湖书院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坎坷曲折，八百年间，它既有皇帝亲赠联匾图书的辉煌，也有权臣发难，面临灭顶之灾的厄运；既有师生奋发，教学相长，人才辈出的兴旺发达之时；也有兵侵火袭，垣颓屋倾，荆祯遍地的衰败废弃之日。然而，如同其他一切有益于人类文化与发展的事物一样，鹅湖书院屡废屡建，屡衰屡盛。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

解放后，鹅湖书院被列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并先后进行修缮。到1988年，现存的建筑物已修复一新。此后，又修复了全部士子号房，重建讲堂、四贤堂，添建碑廊，建筑群占地八千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尽安排在南北中轴线上。照墙、头门、石坊、泮池、义门、讲堂、四贤祠、御书楼，自北而南次第而建。地势为逐升台敝。御书楼坐落在南端最高处。东西碑亭和士子号舍相向建造。院内多植樟、柏、竹、桂，绿荫掩映着白墙黛瓦，黑柱红坊，整体格调素雅古朴而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