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条 有时，人仅仅需要一点点同情
小明是某校初一男生，因在校内偷窃他人自行车被值勤教师抓获。据了解，该生平时较老实，无其他“越轨”行为，经教育帮助后，该生认识态度较好。在检查中，他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偷窃动机的：“上个月，我的自行车停在校内车棚被偷了，那是一辆名牌跑车，是新车，我妈妈买给我的。为了这辆车，爸爸还和妈妈吵了好几次，妈妈下岗了，我们家挺穷的。车被偷了以后，回到家（我）被爸爸打了，到警署报案，他们做了笔录，一个月了也找不回车。报告政教处老师，她批评我为什么要骑那么好的车，怪我‘扎胎型’（出风头之意—— 编者注），让我妈再买一辆。我气不过，天天想着跑车的事，后来就偷别人的车了。”为了帮助小明，同时也为教育其他人，学校给予小明警告处分，而且政教主任还在教会上公开分析这一“案例”，教育大家从小要有法制观念，要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处分宣布后，小明渐渐成天与一群染头发的人混在一起，终因在校外“拗分”（意为敲诈小额欠款），被送入工读学校。
小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有其偶然性，起因于他有一辆名牌新跑车，而恰巧他的跑车被偷；如果家庭富裕，跑车得来方便，它或许不会去偷别人的。可小明走上“邪路”也有其必然性，我们可以说他学习法律知识不够，法律观念不强；也可以说家庭在教育子女方面有问题，首先是父母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存在分歧，步调不一，其次是母亲不该骄纵孩子，主张孩子盲目攀比之心，而父亲用打骂方式迁怒于孩子，这两种教育孩子的极端方式，都不利于小明健康成长。
本案例中，最不应承担责任的是警方和校方。首先，警方接受报案，还做了笔录，一个月查不出失窃自行车实属正常，偌大上海，每天要失窃多少车辆，茫茫“车海”到哪儿去找小明的那辆呢？
校方更无失当之处，小明失车，教师教育他不要炫耀自己，起着么好的车是虚荣心作怪，你的车子该被偷，那样才能让你汲取教训。小明偷车事发后，政教处对他进行教育，让他“交代”犯错的动机，挖思想根源，告知小明他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更是违反《中学生行为规范》的行为。之后的一切也在照程序办：⑴
告知家长，让家长严加管束，配合教育。⑵ 校务会讨论通过处分决定。⑶
通报全校，如此教育本人，警示全校。学校是无可挑剔的，处理时间的流程如此干净完美。可遗憾的是，小名最终没有悔改，反而犯更大的错，付出更大的代价。从一名受害者沦为害人者，除了一些偶然因素（跑车被偷）、本人法制观念不强、受他人不良影响（与染发少年厮混）、父母管教方式不当等外，警方和校方都对。看来我们可以由此案例呼吁一下了：家庭、社会应尽起责任，与学校一起配合，共同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事件看来到此已全部处理完毕了。
可是，上述案例总有未分析透彻之感，这种感觉有如一物鲠在咽喉之中，又似瘙痒隔着厚皮靴。小明的“沉沦”似乎有些别的什么原因吧，而且或许还是决定性因素。问题出在哪儿呢？
质疑一：关于道德行为的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性
小明母亲为小明买车，跑车很贵，家庭条件不好，又是背着丈夫买的。为什么要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这次不理性的消费？不用问，一定是为了爱。赠送昂贵物品给对方，而且该物品能投对方所好，以此表达同等分量的亲情之爱，本是正常的人类行为，何错之有？爱是人类感情，为爱献身的都有，爱从来不会归之于理性。因此，母亲愿意省吃俭用，满足儿子对跑车的渴望，以此表达爱，正是伟大的人类母爱，其付出的行为一般不会引发“恶行”。母亲“伟大的馈赠”被窃后，儿子念念不忘这件“礼物”，除了他对车本身的惜爱之外，对母亲的愧疚不会不是一个因素吧。跑车的失窃，一定令小明记起家庭的贫寒，母亲所受的委屈，这种种想法预计在一个平时老实的孩子身上，终有一天喷发出来，引发了他的“窃车”行为。在他“窃车”是，其动机未必是损害他人。这一行为发生在一个片刻不清醒的未成年人身上，是偶然的，甚至可能正表现出它与要填平对母爱的自责。
这是我们思考一个行为的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问题，在某些特定情景下，良好的行为动机不能引发良好的行为结果，即“好心办坏事”；而有时不良动机却长生好的行为结果，这种现象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经常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负责人的“善心”就是教育（教训？）和处罚，法律则指用以判断人的外显行为。对小明“窃车”一事的处理，是依照学校“法律”——校纪校规进行的，即处罚时注意了“偷窃”行为本身，可是，小明的偶发的“偷车”的复杂动机与瞬间特殊心理状态该由谁关注呢？在这个案例中“法律原则”始终在场，而道德却缺席了。未受道德关怀的动机与心理二度被抑制，直至小明自暴自弃，走上违法罚罪道路。
这样来看待学校处事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三个特点：1、对罪错学生，学校以“惩戒”替代道德感化与道德说服，因为“惩戒”显然更简单易行，如果设法进入学生内心，则必将陷入学生家庭纷争之中，这恰是学校无力承担的，因此，惩戒成为学校的“习惯动作”，我们无意中将道德法律化了。2、学校更重视学生可目测的外显行为，对罪错学生的行为监控成为教育手段和目的，而对行为背后的复杂背景缺少技术与观念两个层面上的支持，这使学校教育实用主义泛滥。3、偏见，对无收入的学生购买“高档跑车”的偏见，对“偷车”自行车的偏见，将“坏学生”与“高档跑车”划等号，这在处理这一事件中显然起了作用。
假如当初小明遗失的是手表，加入小明后来偷别人的手表，处理结果或许会不同。手表与跑车的区别显然不在价值，而在是否实用，手表用来计时，跑车用来炫耀，我们潜意识中反对炫耀，因而导致对小明的偏见，这种偏见一开始就反映在对小明失车的态度上，之后也一再起作用。我们发现，小明父亲反对买车，多多少少也带有这种偏见。
质疑二：关于法律知识和法制教育
法律知识在控制人类行为中起多大作用呢？这取决于对人们对人类理性作用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理性的，人类一切行为都是听命于理性的，那么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理性人就能有效地依法控制自身行为了。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非理性的，那么，我们可能根本上弃绝一切知识和常识，包括法律知识，因为非理性人从不听命于知识的指引。人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无法对人做出简单的判断。有时一贯不理性的人在关键时刻很理性，即“糊涂一世聪明一时”，有时一贯理性的人却“糊涂一时”，有时理性的人有意识的对抗知识，即反理性也是一种理性。
小明是未成年人，理性程度不太高，可也不见得低，因为他一向“老实”，不越轨，他的行为至少有理性的规则。他第一次窃车时，是在失车之痛后的“报复”，在实施窃车行为时，他决不会在脑海中闪现“法律条文”的影子的，可见当时是非理性行为，而他却因为他脑中不会不闪现“条文”的，与其说他“拗分”是为了钱，还不如说他正有意破坏它所“痛恨”的一切，因而“拗分”行为与“窃车”行为是有差异的，“拗分”是他明知后果的理性选择，因此成为她人格变异的一种反映，也就更可怕。(www.xing528.com)
小明窃车后，为逃避对内性世界的反省，可以选择“我不懂法”来作托辞，因为反省只能增加小明的痛苦，断定小明在找托词，是因为“偷窃”不仅是法律规定要惩罚的行为，更是冲撞了人类道德的底线。遗憾的是，教师对引导其反省内性并不感兴趣，否则，小明窃车后的内疚和自责正是打开心灵的钥匙。教师却轻信了“不懂法”的解释，用法律知识来教育他，这些法律知识无非是讲偷窃要受那些惩罚的知识，法制教育在“审讯气氛”里已是恐吓和威胁了。恐吓于威胁有时可以控制或暂时控制、预防不良行为，但此时应用在小明身上却显得失之浅表，终于无效。政教处及时向全校通报小明窃车，并借此机会宣讲法律，其目的显然为杜绝校内偷盗。但是，名曰法制教育，实为宣读“判决书”，是借小明被惩戒以警告“某些人”，这实在是针对全校的又一次“恐吓”与“威胁”。而不能为自己申辩，也没有人替他辩护的。作为教育全校的“反面材料”，这种命运也是无法抗拒的。
我们可以自由定义“法制教育”，我们希望这种教育有效，因此，“法制教育”被定义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具。这种法制教育的内容必然有二：一是法律条文，二是反面材料，；这种法制教育的方式仅有一种，即灌输（宣讲）。殊不知有时这样的方式正是非道德的，我们却用于道德目的；这种法制教育作用于类似小明的有时非理性的未成年人身上，导致人格变异和反理性行为，实属正常。
质疑三：关于学校正义
法律是用来实现社会正义的，但在基本隔绝或远离社会的学校中，正义如何实现？当教师（或政教处）享有对学生的绝对处置权是，正义又如何实现？
具体来说，小明跑车被窃，警方无法实现正义，这是无奈的结果，只要窃贼不落网，正义便无法实现，好在警方已笔录，笔录代表警方受理，至少可以宽慰一下受害人，使受害人对正义抱一丝希望，而校方却断绝了受害人的一切希望。
当小明告诉教师失车一事，教师说：为什么要骑那么好的车，扎胎型，让你妈再买一辆。我们发现教师语言中明显表露三层意思：⑴ 拒绝受理；⑵
嘲讽与批评受害人；⑶
幸灾乐祸。姑且不论教师的嘲讽、批评、幸灾乐祸，我们来分析教师的不受理。为什么不受理呢，估计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无能为力，警方尚且无能为力，何况校方；二是非职责范围，政教处不是保安处。教师对此类“无头案”的不受理，完全有理由，如果政教处教师此时有错，错在对小明的态度上，小明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问句不是用来表达尊重的，“扎胎型”连中性词都不是，提小明的母亲更是刺激性的语言。
那么，小明，一个平时老实的孩子，斗胆踏进政教处，他来寻找什么呢？作为受害者他来寻找正义，在他心目中，有事时总是找老师的，他以为教师可以给他正义。他没有料到，教师和学校机构不能给他正义，他连同情都没有得到，可以想象当他悻悻的离开政教处时，他幼稚的心里已经认为，这个世界里没有正义。他一定很失望，终于决定由他自己通过“报复”行为实现正义。可他又万万没有想到，他窃车却被发现，这时，政教处却充当了一会伸张正义的角色，是他感觉到不公平，受处罚后，他与“强者”厮混，求助于他们，一位在这样的群体里是安全的。
我做这样的分析，是在假设，如果学校能帮助受害学生寻找到正义，便可以阻止事件进一步恶化。我认为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因为客观上，许多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最初都是受害者，这些学生要么从来不信任学校会帮助他们实现正义，要么起先信任学校，后来发现学校布置的信任，进而都认为事实上没有正义，终于铤而走险。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以下事例：
有学生被打，受害人到教师办公室告状，教师不作处理，却训斥受害人：“你不惹别人，别人会打你吗？”有时即使处理，也不痛不痒是非不分，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有学生被“拗分”，告诉老师，老师一本正经教育受害人：以后注意，要吸取教训，早对你们说过了，身上不要带零花钱，就你钱多！
上述两例发生在校内是再普通不过的，这样普通的事都无法实现正义，都需要受害人为寻找正义花费不该领受的“成本”，更何况在一些教师对学生权益的“侵犯案”中，受害人要支付更大成本。长期以来，寻求正义的成本过高，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也养成中国人息事宁人或揭竿而起的两重人格。
可客观上，学校又无法为每个受害者寻找正义阿！不，不对。小明到政教处其实是去寻找主持正义的力量，如果校方正准备以积极的态度代表这种力量，并使受害人感到正义的存在，或许，小明的一生会走另一条路。
如果学校不能代表这种力量，那么，能不能像对待一个陌生的受害成人一样对待小明呢？有时，人仅仅需要一点同情，一点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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