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类道德的至高无上第19条

第十九条　人类道德至高无上

一个完整的人需要学会调适以下三种关系：人与社会或集体或家庭或国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能服从于社会、集体、家庭、国家的需要，那么，这个人可能将被我们称为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和谐地与他人相处，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么，他可能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和自然相处，肆意破坏大自然的恩赐，那么，他也是不道德的。反之，这个人学会了调整与集体、他人、自然的关系，那么，他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人先天是不是就会自动调整与集体、他人、自然的关系呢?对此，历来有很大的争议，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争议，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人性善与恶，永远也没有一个定论的，再去思辨这个古老的问题，意义似乎不是太大。

因此，我们实在不能武断地说，人天生就会自动调整与集体、他人、自然的关系。不过，教育对一个人的道德是有益的。因为，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教育的职能就是要训诫并遏止这种恶；如果人性本善，那么教育就须激发人心中善的因子，并加以巩固；如果认为人性有善和恶的两面性，那么教育就要同时做两件事，既要抑制恶又要扬善。教育的复杂性就在于，人类对教育对象的认识和对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测，是何其的困难。

而之所以需要教育，是因为人的心愿总是与集体、他人、自然发生冲突，教育历来捍卫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和次序，即使为了表面的和谐和次序而牺牲个人利益。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就是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们为适应外部世界往往要付出比今天更大的代价。生产力水平越是低下，人们付出的道德代价就会越大；而越是专制的社会，越增加道德代价。使道德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强制力，甚至可以完全抹杀人性，鲁迅之所谓“仁义道德”的“吃人”，就是这个意思。因而传统的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维护社会而不是维护人性的，传统的教育几乎就是道德教化，传承一成不变的道德规范，最终帮助人们习得这些规范，而成为习惯。为此目的即使牺牲人性也毫不可惜。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教人的“个体”作出牺牲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中，人作为“类”的价值总是高于作为个体的价值，个人的需要，不管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只要与类的需要相违背，那么个体必须付出牺牲，教化的作用看来就是为了让个体的人少为之付出牺牲。

道德的至高无上，是因为只有人类的总体利益获得滿足，个体的利益才有保障。这即所谓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不是因为人性的变迁，而是社会变迁使然。为保全社会和谐与次序，一个时代会根据这个时代的特点对人提出符合这个时代特点的道德规范，但是，一个时代的逝去，并不能立即改变一个时代的道德规范，是因为存在先于意识。因而道德标准的变化总是滞后于时代要求，甚至阻碍时代变迁的步伐，每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会导致道德失范，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是必然的。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道德标准只可能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如果将道德标准绝对化，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与倒退。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时期的道德教育，也许只能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教育。(www.xing528.com)

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应该认识到社会变迁的趋势，并“依势”而非“逆势”作出符合理性的教育判断，方可在复杂情况下有所作为。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体制的变迁对道德领域的深刻影响，而且是决定性的影响。新的价值观正在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使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重新思索道德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即在此形势下，我们如何确立符合现实也预示未来的道德观念。

这种思索始于伦理，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市场体制要求人与人的平等，冲击了固有的等级制，这个制度下的人必须是个性化的人，具有独立意志和品格，因而也更完整。这种体制比之前更加关注人的权利，为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将集体利益还原为个体利益总和，通过对个体利益的尊重而促进集体利益的实现。没有事先存在的所谓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且以保障个人利益为前提。

自利是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亚当?斯密认为，当每个人的利益获得满足时，集体的、国家的、社会的利益也将最大。他说：人们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过程就是道德的建立过程。

在此，自利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中性词。因为自利才使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对金钱的追求并不是不道德的，反而金钱比权利更导致社会公正，因为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人的价值将主要由金钱来衡量。所以，“向钱看”并非是不道德。

那么，在这些价值观变化的重要时刻，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底线在哪里呢?

道德应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利己利人才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如果我们必须为现时代的道德画一条底线的话，那么，这条线就是不损人，而中线是将利己利人完美地结合。除此之外，道德还有无限的生长空间，但是却是基于内在信仰的，而不是外部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