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佛教小百科.禅宗中的研究成果

胡适先生从1924年起撰写《中国禅宗史》，随即对中国初期禅宗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发生浓厚兴趣，做了许多考证工作。直至晚年，禅宗史的研究仍占有重要位置；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有关禅学的占有不少的分量。

1926年9月，胡适赴欧洲参加会议。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伯希和劫走的敦煌写本三种神会的《语录》，又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发现了斯坦因掠去的敦煌写本神会的《顿悟无生般若颂》。1927年回国途径东京时，又从日本学者那里得知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本《坛经》。后来，胡适把《神会语录》和敦煌本《坛经》等加以整理、比较，在1930年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一书。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一发现影响之大则非始料所及，因为它牵涉到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的问题。”（《胡适自传·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这话虽有点危言耸听，但胡适的发现对后来的研究确实产生过重要影响。

胡适去世前后，有关《坛经》作者、神会地位以及早期禅宗史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已经深入展开，不仅国内学者，日本学者如宇井伯寿、铃木大拙、柳田圣山、关口真大、入矢义高也纷纷发表自己看法。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坛经》以及《神会语录》研究的兴趣日益广泛。通过中外学者的一致努力，禅宗研究无疑已达到较高水平，并仍在向纵深发展。应该承认，这一繁荣局面，可溯源于胡适当年敦煌写本资料的发现以及对它们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在这方面，他有首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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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出版后，日本一些学者根据其中提供的线索，陆续又发现了一些资料。1932年，石井光雄发现敦煌写本 《神会和尚语录》的一部分。1934年，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参校胡适的本子，将石井光雄本予以校订，付印出版。1957年，入矢义高在斯坦因收藏的敦煌卷子中发现另一份同样的卷子，该卷子前有一短序，题为《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这样，《神会语录》至今为止就有了3个敦煌写本。

中外学者关于禅学问题的讨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涉及胡适的禅宗史资料、观点。胡适本人也给近代学者留下不少引起争议的禅学著述，如《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论禅宗史的纲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禅学古史考》、《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坛经考》、《中国禅学之发展》、《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荷泽大师神会传》，等等。这些著述，从“怀疑”出发，以“考证”为手段，提出了很多难以为人所接受的武断的结论。但不可否认，他的某些考证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后人的研究有某种启发意义。如他通过考证认为，“我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不能不承认达摩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但他的事迹远不如传说的那么重要”。他提出，在道宣时代“全无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也没有折苇渡江一类的神话，可见七世纪中叶，这些谬说还不曾起来”（《菩提达摩考》、《胡适文存三集》卷4）。在禅宗史研究的某些具体问题上，胡适的观点大部分是错误的，但也不排除他曾偶尔提出过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胡适曾较早指出中国禅与印度禅的不同，认为只有到了慧能、道一时代，才可说真正形成中国禅。他认为禅宗的兴起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很伟大的运动”。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是入世的，是要讲修齐治平的，与印度哲学的出世主义不同，所以“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甘肃敦煌莫高窟《大般涅经》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为六朝遗物，字体秀丽端庄，经文尾部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