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参禅的原因及意义

宋代官僚士大夫参禅之风盛行，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第二，官场受挫而遁入空门。第三，与禅僧诗文相酬。

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可以笼络部分知识分子，使他们踏上仕途，但它所表现的日益脱离实际、不重实学的倾向并不能长期起到振奋精神的作用。倒是佛教禅宗以它独特的心性学说和接引风格给文人士大夫以强烈的刺激。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可以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却无力战胜禅宗的心性之说。儒家传统的伦理说教在佛教盛行之时逐渐失去慑服人心的作用。所以张方平说，马祖、丹霞等人才力不在孔孟之下，可惜的是“皆归释氏”。

欧阳修曾主张排佛，但晚年潜心佛学，诵持《华严经》，自号“六一居士”。

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争动乱对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带来直接的严重威胁。宋代表面虽还繁荣安定，常给人以虚假的安慰。实际上，这一王朝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300年间，中国境内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宋的北边有辽、夏政权，西南有吐蕃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宋、金对峙，亘北宋至南宋。南宋末年，漠北蒙古政权兴起。宋境内，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停歇；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唐代有长期的朋党之争以及宦官专权之患，两宋则有无休止的新法旧法之争和新党旧党对立。这些斗争即使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结局往往十分残酷无情。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诸行无常”，人生变幻莫测，世事难以预料。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大多有过类似经历，为此，面对大千世界的沧桑变化、世态炎凉，作出漠然无事、淡泊无为的反应，内心则充满人生如梦、朝夕异世的伤感。正如时人供认：“一生做官今日被谪，觉见从前但一梦耳。”（《丛林盛事》）王安石晚年有诗道：“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大有看破红尘之感慨。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宋元学案·苏氏蜀学案》）。黄庭坚谪居黔南时，制酒绝欲，利衰毁誉，读《大藏经》三年，一日道中昼卧，觉来廓尔开悟。(www.xing528.com)

胡璋　《坡公参禅图》（立轴）

宋代一部分禅僧受时代影响，注意三教思想的融合吸收，文化素养较高，既通禅理又具文采的禅僧从丛林中脱颖而出，成为与文人士大夫直接交往的代表。佛印了元“凡四十年间，德印缁白，名闻幼稚，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苏东坡谪黄州庐山对岸，元居归宗，酬酢妙句，与烟云争丽”（《禅林僧宝传》卷29）。金山昙颖、广慧元琏也都 以才学而为士大夫“歆艳”。觉范慧洪更是才气横溢：“落笔万言，了无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规模东坡，而借润山谷”（《僧宝正续传》卷2）。苏轼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他相善的“常有十九”。文人士大夫们出于自身生活情趣和精神需求，乐意与这类禅僧结交。他们可借禅之名，或消磨时日、自我陶醉，或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寺院的自然环境、禅家的教学方式、禅僧的诗文言辞有助于文人士大夫暂时抛却世事烦恼，正如由儒转释的饶节德操《山居颂》所云：“几被儒冠误此身，偶然随分作闲人；二时斋粥随缘饱，长短高低一任君。律师持律笑禅虚，禅客参禅笑律拘；禅律二途俱不学，几个男儿是丈夫。”这是比较典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