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参禅情况简述

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学佛，在唐末五代已相当普遍，至宋代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归云如本和尚《丛林辨佞篇》所载，宋代上层官僚士大夫如富弼、杨亿、李遵勖、杨杰、张商英、张九成、李邴、吕本中等都曾热衷于禅学。

欧阳修像

欧阳修早期反对佛教，在晚年对佛教思想有所改变，对佛法有所体悟。

这些官僚士大夫于“脱略世俗”中“栖心禅寂”。富弼于仁宗朝官拜枢密副使，后与文彦博并相；英宗朝拜枢密使，封郑国公。他问道于云门宗天衣义怀的法孙投子修，往来书信偈颂甚多。杨亿于真宗时入翰林为学士，兼史馆修撰，后拜工部侍郎；李遵勖于真宗时为驸马都尉。他俩与临济宗义玄五世孙广慧元琏以及谷隐蕴聪关系颇为密切，又与石霜楚圆激扬酬唱。杨杰官至礼部员外郎，他与杨岐方会弟子白云守端频繁交往，获得证悟。张商英于哲宗时为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徽宗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后拜尚书右仆射，他参学于黄龙慧南法孙兜率从悦门下，扣关击节，彻证源底。张九成中进士第一名，入仕为佥判、著作郎、礼部侍郎兼侍讲；李邴于徽宗时除给事中、同修国史兼直学士院，迁翰林学士，高宗绍兴初拜尚书右丞、参知政事；吕本中官至直学士。上述三人在大慧宗杲处“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此外，著名文人黄庭坚于哲宗元年间住黄龙山，“与晦堂和尚游，而与死心新老、灵源清老尤为方外契”（《罗湖野录》卷上）。晦堂祖心、死心悟新、灵源惟清均为黄龙派著名禅师。欧阳修在读到契嵩《辅教编》后改变排佛立场，后来游庐山东林圆通寺，遇祖印居讷禅师，两人谈论禅学，折中儒佛，颇为投机，并对居讷“肃然心服”。一代文豪苏轼曾得法于东林常总，又与佛印了元为方外道友，热衷于参禅生活。由此可见，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学佛在宋代达到全盛，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连宋高宗也深有感慨地说：“朕见士大夫奉佛者多。”

在这一历史潮流冲击下，即使那些以反佛排佛标榜的理学家们也几乎无不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发生关系。如理学奠基人周敦颐曾参禅于黄龙慧南，问道于晦堂祖心，谒见佛印了元，师事东林常总。程颐与禅僧灵源惟清保持密切关系，现尚有两人往来书信保存于《灵源笔语》和《禅林宝训》中；而他的坐禅入定功夫则为世人所共知，“程门立雪”故事即其一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自述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曾“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十八岁应举考试前，箧中只有《大慧语录》一帙。他曾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也。”（《朱子语类》卷6）意思是说，如对禅的修习功夫深了，就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它的怀抱。(www.xing528.com)

苏轼像

受禅宗的影响，苏轼在秉承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的同时，吸取了佛门随缘自适的思想，成为禅宗影响于中国文化的典型。

影响所及，就连皇帝也要与禅僧打交道，表示自己的风雅高洁，如宋孝宗曾向宗杲、德光、道枢、宝印等禅僧问及“禅道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