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家学者周必大说:「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据记载,唐代文人士大夫如颜师古、李子奢、韩愈、颜真卿、王维、王勃、李白、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曾与佛学发生联系,其中多半加入参禅者行列,拜倒于各派禅师脚下。
唐代持弓天王像
诗人王维曾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为友,“十年座下,俯从受教”,并受神会之请,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文学家柳宗元在柳州期间,常与禅僧交往,“一时南方诸大德碑铭之文多出其手”。柳宗元好友刘禹锡与南岳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禅僧有广泛交往,并主张与当时佛教内部融合要求相适应的“方便无非教,经行不废禅”的禅教一致思想。张说长于文辞,朝廷许多重要文件大多出于其手,他也与禅僧频繁往来,撰写了许多有关佛教的像赞、经赞及碑铭。诗人白居易既信道教,又对佛教颇感兴趣,与禅僧也有交往。开元中,诗人杜甫也曾随逐潮流成为禅宗信徒,入蜀后方改信净土。如果说上述人物虽与禅僧关系密切,但对禅宗尚无升堂入室的理解的话,那么,裴休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了。裴休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曾以兵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一方面他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却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中年以后,裴休断肉食、摒嗜欲,斋居焚香诵经,习歌呗为乐,成为黄檗希运最得意的在家弟子。他曾一再把希运接到任所居住传道,希运的语录《传心法要》便是由他集录并作序的。他还与宗密建立起十分深厚的友谊,对宗密的禅学有透彻的理解,所以赞宁说:“有宗密公,则有裴休相国,非相国曷能知密公。”(《宋高僧传》卷6)
白居易像(www.xing528.com)
白居易是唐代士大夫崇尚佛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晚年号香山居士,在长期的参禅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
唐代文人士大夫的参禅活动与安史之乱后禅宗南宗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物质富裕、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自由开明的仕进方式,放达自在的言论条件,使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弘宏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文人士大夫心中充满事业上的信心,怀抱着建功立业的热情。这样的社会,佛教彼岸世界的诱惑力主要作用于下层劳动人民。对于上层文化社会来说,佛教只是点缀风雅的玩物,炫耀财富的对象。
安史之乱使文人士大夫从甜蜜的梦幻中清醒过来,美好的理想破灭了,希望和抱负成了泡影。他们带着无限的失望和惆怅转向禅宗,通过逃避现实、寻求精神安慰的方式,以满足心理上的需要。禅宗生活既不坐禅,也不苦行,又不念经,恬乐于山水之间,耳听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云,吟风啸月,无拘无束,怡然自得,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在文人士大夫眼里,它与老庄自然无为、退隐适意的精致高雅生活方式没有不同之处,这等好事,当然令他们趋之若鹜了。所以,史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而禅师也均“以诗礼接儒俗”,这就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直接脱离儒门,出家为僧,如荆溪湛然、圭峰宗密、马祖道一、雪峰义存、丹霞天然、云门文偃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禅宗界著名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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