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目前存世的主要有4种版本。在这4个本子中,敦煌本最接近于真实(虽也已有了某些改动),我们现在研究以慧能为中心的初期禅宗,主要依据敦煌本。
日本人铃木大拙在对敦煌本《坛经》研究的基础上,于1934年刊行了他校订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将全书分为57节,分别加以标题,并撰文解说。这种分节方法目前较受学术界欢迎。第1节“序品”,是法海对慧能在韶州城内大梵寺说法盛况的叙述。2至11节系慧能自述身世、求法因缘、得法经过,以及得法后南返的情况。12至33节记录了大梵寺说法的内容,是为《坛经》的主体部分,反映慧能的基本思想。34至44节,记载慧能和弟子们的答问。45至47节,叙述慧能对其大弟子宣讲“三科”、“三十六对”法门。48至54节,系慧能临终前对弟子的嘱咐,55至56 节,为法海讲述慧能去世后《坛经》的传承情况。57节,主要是法海对慧能的颂扬和礼赞。
描绘佛陀与弟子须菩提交谈的场景。此卷全长5米,宽2.7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唐咸通九年(868)印刷,现藏英国大英图书馆。(www.xing528.com)
据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所言,《坛经》内容从大的方面看,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这是最可靠的资料,构成《坛经》主体;一是附属部分,即包括与弟子答问、临终嘱咐等。大梵寺说法的基本思想包括: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顿悟菩提等。
慧能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13节)这就是说,他把禅宗和般若智慧看做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若有区别,只是主观分别的结果而已。这一思想旨在否定坐禅,引导顿悟实践。对“一行三昧”,慧能有独特见解,即把它看成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的内心自觉行为。所谓“无相”者,“于相而离相”,离是不著的意思,无相就是不著于相(相,事物、事相)。所谓“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就是不起杂念而保持正念,不染著于外境。所谓“无住”者,“于一切法上无住”,无执著。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重点在开示一种全新的修行方法,提倡直觉能力的自然发挥,简化修行成佛的顺序、步骤,以般若之智悟见自心佛性,顿入佛地。“菩提”,即智、觉,指对佛教“真理”的觉悟,“顿悟菩提”即刹那直觉自己所具的佛性。在慧能那里,自性佛性、般若之智和菩提之觉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概念,都为众生所有,本来具足,若刹那见得,“即烦恼是菩提”,这是他“顿悟成佛”说的根本理论。
敦煌本《坛经》的一大特色是突出《金刚经》的位置,如:“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这就意味着弘忍以《金刚经》来启发慧能,意味着以《金刚经》为顿悟法门的宗经。慧能后来声称:“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这与《曹溪大师别传》(约于慧能去世后70年撰写)强调《涅经》的佛性思想似乎不很一致。但我们仔细考察敦煌本《坛经》,它的顿悟思想仍然没有离开佛性论。所以从契嵩本开始,就把敦煌本《坛经》和《曹溪大师别传》的思想加以融合统一,这也并非毫无道理。我们认为,各种本子的《坛经》各有自己的史料价值,只是在使用时应有所选择,善于分析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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