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摩到弘忍,还没有正式以「禅宗」作为自己宗派的名称。这一时期,主要依持四卷本《楞伽经》,以此递相传授。所以,《楞伽师资记》把这五代(以及第六代神秀)禅师列为「楞伽师」。人们把这五代禅师(以及神秀)称之为「楞伽师」,把禅宗成立之前的这段禅学历史称为「楞伽师承时期」。
达摩当初来华传播印度大乘禅法,提出要“藉教悟宗”。这“教”乃是指四卷本《楞伽经》,所谓“宗”则指《楞伽经》所说的“自宗通”。达摩认为,自觉圣智的自证(内证)要依“教”去悟人,故谓“藉教悟宗”。毫无疑问,达摩本人是以《楞伽经》为所依经典的。《楞伽师资记》说:“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之《达摩论》也,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二三纸,亦名《达摩论》也。”后来达摩便以这四卷《楞伽》授弟子慧可,并声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而慧可也“使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续高僧传》卷19)。按照达摩的要求,坚持以《楞伽》传承。慧可对《楞伽经》采取的是自由解释的态度,不拘文字,专附玄理。慧可的弟子们也十分重视《楞伽经》的研习:“(法)冲以《楞伽》奥典沈沦日久,所在追访无惮夷险。令可师后裔盛习此经,即依师学屡击大节。便舍徒众任冲转教,即相续讲三十余遍。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冲公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续高僧传》卷25)
历史上有关僧粲是否实有其人的问题颇有争议,但根据《续高僧传》、《传法宝记》、《历代法宝记》、《楞伽师资记》以及《法如行状》、《大通禅师碑》等资料分析,僧粲应是历史人物,并且至少在7 世纪末,达摩、慧可、僧粲、道信、弘忍五代的传承已得到普遍认可。僧粲承慧可后继续持《楞伽》以为心要,但他“口说玄理,不出文记”,“萧然静坐”(《楞伽师资记》)。
道信和弘忍建立起“东山法门”,把楞伽师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道信承认,“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楞伽经》,以藉教悟宗,“内外相称,理行不相违”。弘忍在原则上也仍然以《楞伽经》为所依经典,《楞伽师资记》载,弘忍以“《楞伽》义”开示门徒,说:“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敦煌本《坛经》又有如下记述:弘忍于天明时,唤卢供奉来南廓下画《楞伽》变相,但后因看到慧能的诗偈,乃放弃此举。因此,道信、弘忍也还是继承达摩以来的传统,以《楞伽经》为基本经典,只是在此同时已显现出向《金刚经》逐步转移的趋势。
禅宗史上的“北宗”,严格地说,仍是楞伽禅学的继续。神秀自称禀受“东山法门”,其禅法仍具“持奉《楞伽》,递为心要”的特色,弘忍弟子之一的玄赜为宣传楞伽师系统的禅学,特撰《楞伽人法志》。玄赜弟子净觉在此基础上更撰《楞伽师资记》,列出了一个楞伽师资的世系表,该世系不仅以神秀为楞伽师的传人,且将其弟子普寂、景贤、义福等也视为楞伽师的后代。这是有道理的。(www.xing528.com)
有人把禅宗成立之前的楞伽师承时期看做“楞伽宗”的历史,认为“从达摩以至神秀,都是正统的楞伽宗”(胡适《楞伽宗考》),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楞伽宗”。
湖北黄梅五祖禅寺大殿
是中国禅宗五祖弘忍的道场,也是六祖慧能得法受衣钵之地,历史上曾御赐为“天下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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