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末代军长谭何易，哀将披露

第46军是桂系在抗战期间扩编出来的新军。46军长期在大别山这个复杂的地区与日军、伪军以及被国民政府宣布为“叛军”的新四军作战。在桂系的几个军中，46军并不出色，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桂系各军中，笔者惊讶地发现这个军的官兵出奇地团结，在广西的最后岁月中，别的部队不是溃散就是各奔东西，唯独这个军，能保持一定规模的突围到越南，成为桂系诸军中唯一存活下来的血脉，着实不易。这一切，还得归功于46军的最后一任军长谭何易，以及官兵们都愿誓死跟随他的意志。

谭何易，字且观，广西玉林人，生于1897年。谭何易是桂系的后起之秀，也是桂系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起初他只是第7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因为具备小学文化，被上级提名送到了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一期深造。毕业之后，谭何易仕途坦荡，虽然桂系在与中央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败，但谭何易却是连连高升，在抗战爆发前，已经官至171师的上校团长了。

抗战全面爆发时，谭何易所在的171师是桂系军队中第一批投入作战的。在上海，谭何易指挥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经过一个多月的厮杀，他竟然奇迹般地没有任何损伤，而别的旅团长们大部分非死即伤。于是这奉命收容171师残部在常熟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就归了谭何易。在日军的猛烈轰炸以及战车开路之下，本就损失殆尽的171师残部又牺牲了十分之七八，谭本人也挂了彩。在危急时刻，总算是他的同僚李本一带着增援部队赶到，才使谭何易免受烈士待遇。

谭何易的这个伤应该负得不轻，虽然笔者没能查到他到底是哪负了伤，但从他在武汉医院里躺了五个月才归队的这个事实来看，应该是属于重伤。谭何易在归队后被提拔为511旅少将旅长，后又调任第176师526旅旅长，率部开赴大别山与日军对峙。前面说过，大别山地区的形势很复杂，那里既有日军和伪军，还有新四军。在头两年里，谭何易的部队经常能和新四军互相配合，给日军和伪军以重大打击。但是到了1940年，国共两军的形势就显得十分紧张，这谭何易也就和新四军逐渐疏远了，他不能也不敢再和新四军合作了。对于自己的下属也是严令约束，要他们不得和新四军再有任何接触。

但高层的限制，并不能阻碍下级官兵与新四军的友好往来，比如第176师补充团团长云应霖就是其中之一。禁止与新四军接触的命令已经下达数月，但云应霖根本就不理会，不仅仍与新四军合作，而且还经常给新四军运送枪支。于是，云应霖的补充团就成了叛军，而围剿叛军的任务，就由谭何易来负责。谭何易奉命指挥四个团兵力，历时一个月，将云应霖俘获，并歼灭云团一个营，其余部队则分别包围缴械。而在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谭何易更是奉命率部在江北阻击新四军的突围部队。在反共平叛的作战中，谭何易的官越做越大，升至第84军副军长。

内战爆发的时候，谭何易调任整编第48师副师长。由于整编第46师在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谭何易又被提拔为新任整编第46师师长，承担起重建该部的重任。谭何易带兵还是有一套办法的，他关心士兵疾苦，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自己没有丝毫师长的派头，同样穿草鞋做早操，这就给了整46师官兵一种平民将军的感觉，使他们能够很快地尊重并信任这位长官。但由于全国战局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谭何易苦心经营的整46师还没上前线呢，部队就被大量地抽调到别的野战部队做补充兵员。他这个堂堂的中将师长，弄得和师管区司令没啥区别了。(www.xing528.com)

1949年5月，首都南京丢失。这时候已经恢复第46军番号并成为中将军长的谭何易奉命指挥所部由湖北移师湖南，紧接着又因为长沙的和平解放，谭何易又奉命率领所部退守桂北。在桂系的诸多人物中，谭何易是比较忠实于白崇禧的一名将领。谭何易的打算是在桂北能守则守，守不住就退到十万大山里打游击，誓与“匪军”死战到底。

谭何易虽然已经做好了为白崇禧尽忠的准备，不过“小诸葛”倒是不想让46军就这么完蛋了。因为当时被认做是桂系主力的第7军，已经在衡宝战役中遭到重创，而另一支部队第48军，则在退入广西的过程中损失不少，只有46军还保存有相当战力，想不重视46军也难啊。于是谭何易奉命弃守桂北，向钦州方向“转进”，在同友军第1、第17兵团会合后再作打算。

第46军被指定的会合地点是爱店。可当谭何易指挥所部顽强地冲出解放军的包围圈时，却发现爱店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为了将部队交给白崇禧，谭何易决定放弃向爱店前进的命令，率领所属部队进入越南以求生存。根据台湾“国防部”编写的《戡乱战史》记载，谭何易的46军于12月14日由蒙包成功进入越南境内，与法国军方取得了联系。经过统计，46军此时尚余1970人，其中军官216人，士兵1750人，眷属4人。谭何易交差了，他没有对不起白崇禧，他觉得自己可以卸甲了。

1950年2月，驻越国民党军队在黄杰的统一整理下，改编为管训总处。谭何易先是出任第2管训处处长，旋被调升为总处副司令官。1953年7月奉命前往台湾，改任国防部高级参谋。1957年1月，谭何易因病退役，不久之后被聘任为台湾烟酒公卖局顾问，于1962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