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避损撤军，唯一与日军交锋，享受解放军优待

要说11军这个番号，除了北伐战争时期被粤军用过外，就始终被马鸿逵霸占着。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整编时，由于陈诚的18军不肯使用整编第18师这个番号，马鸿逵这才被迫将整编第11师的番号让给了土木系，并在用了三年的“18”之后，才把“11”给要了回来。要评价11军的战斗力呢，笔者十分犹豫，因为马鸿逵在西北驰骋数十年，仗却打得并不多，仅有的几次战斗，似乎又都打赢了。可我们不能就因为这些战绩，就将11军列为优等。为什么呢？因为马鸿逵的部队在本质上属于私有军队，你可以直接叫这个部队为马家军。11军在军官的构成上，又都以回族的马姓为主，这些人大都是行伍出身，十八般武艺倒是样样精通。

马光宗，字耀武，甘肃宁定（今广河）人，回族，生于1902年。马光宗的祖辈都是混迹于西北的行伍军人，这也使他从小就学习起武术，家人指望他长大成人后能谋个武将的差事，好光宗耀祖。其实在当时啊，清朝军队中已经开始装备起了步枪，你说你武艺学得再好，在百米开外拿着大刀冲向拿着步枪的人，赢的几率有多大？

马光宗是马家军里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在马家军这个相对封闭的封建集团中，能够接受先进军事思想的人极其有限，毕竟大家都是老粗，只知道打起仗来以骑兵进行密集冲锋，希望能把对方的步兵阵营冲垮以取得胜利，但是如果对方在阵地前配置几挺马克沁重机枪呢？马光宗在这方面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因为他开始逐渐接受并且将先进军事理念与骑兵战术结合起来了。那个将马克沁架在马匹上进行冲锋射击的方法，据说也是他马光宗想出来的（笔者至今没弄明白究竟是怎么架设的）。这也就使马鸿逵对他另眼相看，并且放心地将11军这个看家部队交给了他。

马光宗的一生中经历过两次较大的阵仗。第一次是在1936年6月，马光宗时任第15路军骑兵第2团团长。当时红军对韦州围攻甚急，丢失了两座城市的马鸿逵急忙抽调骑兵第1团主力、第2团主力、第3团主力、第4团一个营以及保安骑兵大队等部，统由马光宗指挥，限令于7月4日解韦州之围。马光宗接到命令后于7月2日深夜开始行动，灵活运用骑兵机动的优势，成功地避开了挡在惠安堡的红军。7月4日凌晨，马光宗带着先头部队进抵韦州，他立即命令部队下马，以隐蔽的徒步急行军突然出现在围城红军的前方，给攻城的2000余红军一个措手不及。红军为避免损失，被迫撤军。马光宗几乎兵不血刃地解了韦州之围。

第二次大阵仗是和日军的交锋，这也是马鸿逵的部队唯一一次与日军的交锋，马光宗时任第17集团军骑兵总指挥。为了支援在绥远与日军作战的傅作义，马鸿逵派了由马光宗指挥的骑兵部队开上了五原前线。马光宗的任务是，在五原外围牵制日军，以保障五原军政机关的安全撤离。1940年2月2日，就在马光宗带着部队抵达五原城西的北梅林庙时，与日军的先头部队遭遇了。从当天上午9时开始，马光宗指挥部队利用地形，一面令第1团骑兵下马坚守阵地，一面令第2团分三路对进攻的日军施以迂回包抄。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日军在面对数路包抄的情况下，被迫停止了攻势，只以炮兵远远地进行示威性质的射击。而此时，五原的军政机关已经安全撤离。(www.xing528.com)

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担任整编第168旅少将旅长的马光宗参与了攻占陕西三边的军事行动，以配合胡宗南对延安的攻势。但没过多久马光宗就被马鸿逵调回宁夏，担负起他的老巢——银川的城防任务了。时间一转眼到了1949年5月，马鸿逵提拔了他的儿子马敦静当了宁夏兵团司令官，这空出来的第11军军长的位子，就交给了马光宗。半年后，面对大势已去的西北战局，马鸿逵带着他的家当逃离了银川，把马光宗等将领以及部队抛弃了。

此时的马光宗又在想些什么呢？从他在后来的行动中不难看出，马光宗并不打算执行马鸿逵死战到底的命令，也不想成为盘踞宁夏数十年的马家王朝的殉葬品。就在马敦静继他老子之后也逃离了银川的时候，马光宗立即和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取得了联系，三人一合计，决定响应彭德怀要求他们起义的号召。于是在9月25日，马光宗在银川饭店召集了11军团长以上军官讲话，并命令所属部队原地不动，静候解放军前来接管。散会之后，马光宗对于那位跟随了几十年并有提携之恩的马鸿逵怀着一丝愧意，他说了一句话：“将来怎么对得起总司令啊？”由此可见，马光宗虽然顺应实势地归顺了解放军，但对老长官，马鸿逵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事情的进展并没有如马光宗想象的那般顺利。就在马光宗宣布命令后不久，部分部队在特务的鼓动下闹起了兵变，这就使得银川城内陷入了混乱，因为在三天前，银川已经遭到了前线溃兵的袭扰，此时城内秩序还没有全部恢复，11军的这次兵变加剧了城内的混乱状态，11军也就在一阵混乱之后烟消云散了。

没了部队的马光宗只身一人前往解放军军管会报道，以证明他的起义之心是真诚的。解放军对于马光宗，仍执行优待政策予以善待。在西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结业之后，马光宗被派为西北军区参议室当参议，1953年转业后分配到甘肃省政府工作。此后他先后担任甘肃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监察委员、民革甘肃省常委、秘书长、副主委等职。于1987年8月28日在兰州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