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劳资利益研究理论渊源简析中国100次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西方劳资利益研究的理论渊源

西方劳资关系理论源远流长，其思想源泉大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韦布夫妇、康芒斯、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

（1）斯密的劳资关系思想

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资料看，关于劳资关系的早期论述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著作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第一次把当时的有关经济理论归结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体系，对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产生、发展的条件进行了系统描述。

自由放任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也是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按照斯密的观点，财富是由一切生产部门创造的，为了增加国民财富，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加强分工，因为分工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急剧提升，正如他在书中开篇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二是增加资本的数量；三是改善资本的用途。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依靠自身的力量就能够做到这三点，因此国家干预是毫无用处的。他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指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并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考察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分析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接触到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

亚当·斯密对劳资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阶级结构分析、工资理论、劳动权和劳工运动思想方面。关于社会阶级结构，斯密以前的重农学派曾把社会划分为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阶级，没有把资本家和工人划分开，忽视了雇佣工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斯密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步，按照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取得收入的形式，划分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工人、企业主和地主；三个基本阶级相应取得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并认为利润和地租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扣除。这种划分方法不仅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

在论述劳动工资过程中，斯密十分关注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和力量对比，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工联合。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结束了。”^[7]他曾经指出，由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在扣除工资以后才提供利润和地租，劳资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主要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双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工人希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因此，工人都想为提高工资而联合，雇主却想为降低工资而联合。当工人们为自身利益自发联合起来进行抗争时，斯密看到了劳资双方力量格局的非均衡性。一方面，工人在经济上的维持能力相对来说总比不上老板、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远没有劳动者的需要那样迫切；另一方面，工人的合理诉求往往得不到当局的支持。按照斯密的观点，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为了降低工资，他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团结一致的联合。他写道，雇主的联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正因为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衡，劳动者在争议过程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工人们很少从斗争中得到利益。面对势力强大的雇主团体，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的生计不得不屈服，使劳工运动往往以组织者受到惩罚或者一败涂地而告终。

斯密还从社会公正与公平角度阐述了劳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任何政治社会中，普通劳动者总是占最大部分，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他写道:“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8]他还研究了当时英国很多有关劳资关系的法案，发现立法当局在规定雇工及雇工关系时，从来都是请雇主作为顾问，因此他得出结论:法规对劳动者有利的，总是正当而公平，但对雇主有利的，往往却是不正当、不公平。

此外，斯密还对劳动所有权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这种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劳动者应该享有选择职业，从事各种劳动的权利和自由。他进一步指出:“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9]

（2）韦布夫妇的劳工运动观点

韦布夫妇在他们的“产业民主理论”中也涉及劳资问题。他们在“产业民主理论”中主张，劳工运动既要有政治方向，又要有经济方向。在政治上，他们希望劳工运动把政治范围内的代议制民主原则扩大到产业范围中去，在经济上，他们希望劳工运动的活动将“使工人摆脱竞争”，从而消除由于自由劳动市场和个体工人交涉权利的不足，而使产业工人所处的那种仆从状态。按照韦布夫妇的观点，劳工运动的真实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方面要求提高自己在工业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只要这种社会还存在，劳工运动的存在就必不可少。韦布夫妇也是工会主义的信徒，他们支持以工会运动和团体协商来解决劳工问题的模式。他们认为传统的雇佣关系是违反民主概念的，因为工人的声音被遮蔽，无法参与关于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的决定过程，工人也无法参与管理者在解雇、惩戒或其他关于工人权益事项上可能采取的歧视性决定。韦布夫妇认为工会是能够将民主带进产业内的主要机制，他们说，民主国家要想达到最充分、最完美的发展水平，关键在于有关人员的需要应成为决定就业条件的主要依据，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工会在产业管理方面的独特职能。此外，韦布夫妇一方面赞同产业的社会主义化，另一方面也相信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可以共存。韦布夫妇的劳工运动理论，在大多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效应，他们关于集体协商活动的理论以及私营和国有企业共存的理论，对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和混合经济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如今，由产业民主思想而演进成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整合思潮，成为欧洲劳工运动的主流。(www.xing528.com)

（3）康芒斯的劳资问题与集体谈判的观点

康芒斯从集体行动角度谈到了劳资问题，他认为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因为他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他说:“世界上不仅有两种阶级，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而是在利益相同之中有多少不同就有多少经济上的阶级……这些经济阶级和他们的冲突……或者产生一种可以行得通的利益协调，或者产生僵局，或者引起大崩溃。”^[10]康芒斯认为，既然劳资双方在进行着无休止的竞争，那么社会就应该建立规则和制度来缓和这种冲突。康芒斯相信，劳工运动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但起码在美国，劳工运动的方向是非革命的。与马克思不同，康芒斯认为美国的工会和劳工运动本质上并不具有阶级意识，而是具有同雇主阶级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合作的工资意识。康芒斯还从制度角度来研究工会，并试图将工会行为纳入经济活动的一般理论中。他将工会看作是工人们联合起来的一种特殊力量，同时，也将它看作是一项经济制度。当工会作为一项经济制度的代表就工资和有关雇佣问题与雇主进行谈判时，便可以将其界定为“双边集体行动”，也就是集体谈判。

（4）埃米尔·迪尔凯姆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劳资关系观点迪尔凯姆认为，在前工业化社会，劳动的社会分工很简单，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普遍一致的“集体意识”。而这种“集体意识”是形成所谓的“无机整体”社会结构的条件，是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根本。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分工越来越明显，由于社会地位和工作职位的不同，人们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别，个人越来越相互依赖，需要他人提供产品与服务，由此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需要，从而形成社会组织的新形式，迪尔凯姆把它称为“有机整体”。

按照他的观点，阶级冲突是从“前工业化社会”到“工业化社会”过渡过程中由于被迫进行劳动分工和“无机整体”瓦解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它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工业化进程的过渡期现象，而一旦外部不公平减少了，就会来到“有机整体”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职业群体和职业协会的产生和发展为个人提供了社会认同的来源和道德基准基础，这些群体和协会成为将个人和集体以及广大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迪尔凯姆的理论是随着19世纪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出现而产生的，反映了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的观点在20世纪为很多西方学者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了工业主义的两大理论分支:工业社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

工业社会理论认为，20世纪形成了由白领工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反映了整个社会向“精英”社会转型的趋势，因此，传统的“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分类已经过时。虽然在劳资关系中仍存在合理的利益冲突，但是广泛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已经消失。面对这些冲突，社会上各种相互依赖的利益群体不再进行“阶级斗争”，而是寻找一种建设性的、双赢的解决方案。同时，工业社会理论充分肯定了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正面作用，认为这种工业民主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以保证工业的稳定发展，而且能够有效防止冲突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正统多元学派的思想源泉。

后工业社会理论^[11]采用了迪尔凯姆提出的组织内部联系的特征，认为工作组织和职业协会同迪尔凯姆界定的职业群体有相同的作用。因此，该理论描绘了非常美丽的社会图景和非常理想的劳资关系状况。按照后工业社会理论的观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工人异化等问题，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和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全部消失，代之以“正向整合”的、更少冲突的、更加和谐的劳资关系，工资和工作条件更令人满意，同事关系转变为合作的团队式关系，并使工人对工作组织和职业协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后工业社会理论的这些思想，构成了管理主义学派观点的源头。事实上，管理主义学派所推崇的许多万能药方，如工作轮换、员工参与、利润分享制度等，也都是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

（5）马克斯·韦伯的劳资问题分析

韦伯在其著名的工业资本主义理论中分析到了劳资问题。韦伯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劳动者同生产工具相分离，劳动者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屈服于雇主的权威，被迫接受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各种要求和条件。而雇主则可以按照其意愿对劳动者实行经济胁迫，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韦伯虽然肯定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他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出发，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否认广泛存在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认为随着官僚制的推广，冲突会受到有效抑制。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以理性计算的不断增长并成为主要的经济社会行为的支配力量为特征的，而官僚制具有理性计算的内涵，其主要特征是工作方式高度专业化、明确的等级权威、完善的规则和过程的制定方法及职业生涯的发展，官僚制度的组织管理者是专业管理人员，权威的实现是非人格化的，它主要以理性计算的精神为基础，以理性的法律体系为支撑。所以，韦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资本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理论和工业主义理论的某种形式的融合，它的劳资关系内涵十分清晰:一方面，产业冲突尽管反映了投资者和劳动者之间更为广泛的冲突，但它却以劳动者与管理方之间的冲突为表现形式，并且按照一种已经被细致规划好了的规则和过程来进行。而且，个人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高度的工作保障，拥有较多的晋升机会。从这个角度讲，工业资本主义理论说明劳资关系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经济的核心和主流，这正是自由改革主义学派所支持的。另一方面，劳动者受到大型官僚组织的雇主、工会和政府机构的统治，无法从工作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基于这种原因，韦伯认为官僚制不是没有效率，但最主要的缺点是对人的主动性的忽视，被动地接受已经建立的规则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