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批判大纲：引线与对象的重要区分

第二节　引线和对象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这首名作，历来引人注目，简直被看成是描绘夕阳的绝唱。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妥的。对夕阳，作者无一字加以描绘和形容，只用“无限好”三个字表达了自己的“恋”，用“近黄昏”三字表达了自己的“惜”。对象可以说不是夕阳。当时作者已是晚年，唐王朝亦已腐败而近尾声，因此引起了他的“意不适”，将落山的夕阳，只不过是激发他这悲凉感慨的一根引线。分清引线和对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再看毛泽东的“……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几个弹孔是词的对象吗？不是。由于面积太小，实际上它不可能给景色增添什么视感，这不是一个绘画对象。它实际上也是一根引线，是唤起当年红军反围剿时壮烈的战斗场景的引线。每个战士都有个针线包，这曾是中国红军的传家宝，可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它是人民军队和一切旧军队本质区别的形象标志之一。我们的文学家完全可以以它为题，写出一篇小说或报告文学来。但是针线包这件东西还是引发对象的一根引线，它可以引发革命战士间的生死情谊，也可以引发震动大地的隆隆炮声……却不是实际的对象。长篇诗作《阿诗玛》决不是那块石头所蕴含的内容。这块石头是诗人起“兴”之物，真正的内容，是人民丰富生动、可歌可泣的现实生活中的一页。分清这两者对文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其他样式来说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用什么东西做引线，就并非像对象那样不可移易。文学家爱把女性比做花，有些时候是什么花很讲究。曹雪芹让薛宝钗掣得牡丹花，富贵、艳丽，大得俗人所爱，是不能改动的。探春掣得杏花，她的性格就不一定非杏花才能类比，只不过是为了引出“日边红杏倚云栽”、“必得贵婿”等语，以暗示她将来的远嫁。从描绘她的性格看，就不如先说的三姑娘像玫瑰花，又香又艳，就是刺儿扎手为切。由于音节和音韵是语言这一物质外壳的特性，不容忽视，它常常插进来给审美对象以规定，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不是难看、难闻的花就可以了，至于究竟用哪种花，要看此处需用一字还是两字，需用什么韵脚，性格切合与否无关紧要，是不能过于认真的。《红楼梦》里众姐妹起海棠诗社时，迎春就说：“花还未赏，倒先做诗？”曹雪芹就通过薛宝钗的嘴回答说：“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做。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寓情；要等见了做，如今也没这些诗了！”他道出了个中三昧。白海棠在这里也不过是根引线，而不是对象。美学分析必须从实际出发，分清引线和对象，而不能“拾得鸡毛当令箭”的。有的理论家就大做文章，要我们相信那么丰富的民间传说《阿诗玛》能由那么块石头引起；白海棠诗中的情意，就由那白海棠唤出。以证明艺术家有着超人的眼力，于是，他这位评论家那超人的眼力，至少也不在艺术家之下。主观可以改变客观，诗人可以凭着他那超人的感受力，可以在乐景中发现悲，哀景中看出乐，最喜引以为例的诗句就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实稍微认真分析一下诗句就可以明白，诗人之所以用“溅泪”来描写花貌，用“惊心”去形容鸟音，正是利用了诗能“直说”的特点而恰恰证明“花容未改，鸟音如常”。诗人只不过是利用这根引线，强调出自己的感情而已，并不关乎事物的特性。“寒山一带伤心碧”，离了这直说出的“伤心”二字，单凭客体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要是对象真因我们的情感而有所变化，或者诗人眼中真会呈现出悲恨的视觉特征的话，它们就能成为绘画的对象，就可以用绘画表现出来。可是迄今，在绘画中能使人伤心溅泪之花尚未得见。文论家说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能倍增其哀乐。”不要忽略这个“写”字。正因为乐景无法移其哀，哀景也不能改其乐，才更有力地证明支配着他的哀乐之情是何等强烈，何等不可摆脱、无法扭转……但同时又证明哀景毕竟是哀景，乐景也仍然是乐景，并未因人而变、因情而变。(www.xing528.com)

若对象自身具有的特点就足以引起人的情感激动，就不能视为引线或反衬。面对碧玉簪式的岭南山峰，柳宗元写出了“海畔尖山似剑芒”的奇句。没有长住岭南、缺乏实际体会的人，极易视为诗人的反衬和夸张，其实不是。当寒风呼号，阴云漠漠，晴日碧翠的山峰，此刻尽呈一派铁青色。举目一望，四周环绕的群峰如狼牙虎齿，刀枪剑戟。对于从数千里外“下放”来的柳宗元，本对这“南蛮”地带就有着深浅莫测、冷如冰霜的异域他乡之感，因此，他才能敏锐地发现了景色中这显示着严峻、冷漠乃至含着敌意的一面。但诗句在写景上毕竟不能有绘画那么大的直接性和肯定性，因而他还是不放心，故此接着就写了“秋来处处割愁肠”一句，直诉所感。

最能说明文学家感受的真实情况的，莫过于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一联。当然也可以把它列入以乐景写哀一类。但是从美学角度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空”两字。不管杜甫此刻的心情因缅怀诸葛武侯而何等沉重，并未能改变环境的一丝一毫。他仍然清楚地感到碧草照常展现着欣欣向荣的一派春色，黄鹂依旧发出了令人欢乐悦耳的鸣声，毫不因感觉者特定的心情而改变它们自身的特性。只不过作者此刻无心欣赏而已。外在环境和内在心情的相互关系，用“自”“空”两字十分客观而准确地体现了出来，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美学分析对象。当然，从内容上讲，杜甫完全可以改写成“碧草伤春含哀色，黄鹂断肠发悲音。”撇开技巧的情况不说，从形容主体的心情来说，也是完全合情理的、真实的。要真这样写了，我们的理论家们又可以凭之写出另样文章来。总之，对艺术品进行分析，特别是要以它们作为美学理论的立论根据时，一定要客观，要切实，要考虑到各种样式的特色，断不能表面地观察问题，更不能利用文学描述和形容的特殊性，代替切实的美学分析和判断。更不能把引线当对象，把对象的审美特征错放到引线上去。这是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