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妄为的社会后果
在前几章中已经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美的形态向对立面转化之后,都要形成对人生命力的摧残。当资本主义美的形态从自由转化成妄为后也不会例外。上几节里已经可以看到那“三不同”的追求怎样一步步无可阻挡地把艺术推向摧残人的心理和视听神经的地步。“躯体艺术”(表演派)就已经和人的肉体直接挂上钩了。一当这种方式出现,就势必一个比一个更突出,一个比一个更强烈,一个比一个更刺激。美国评论家路西埃·史密斯在《七十年代西方美术综述》一文中作了下面的介绍:“1972年勃列斯莱在伦敦表演了一个称作《今天——没有什么》的项目。他在漂浮着各种垃圾脏物的污水中浸泡了一整天。在这些‘躯体艺术家’中最突出的要算美国人柏尔登。他在1974年表演了一系列活动,请观众们将图钉揿入他的身体,将他自己像耶稣钉十字架那样钉在房顶上;让他自己从水泥楼梯上被踢下来;他还以‘艺术’的名义让别人向他射击和浇泼燃烧的酒精。1974年5月7日,他在芝加哥美术学院表演《天鹅绒似的水》,反复地将脸浸没在水槽里,并企图在水里呼吸,直到窒息为止。”(《美术译丛》1983年第3期P52)华裔法国学者熊秉明在《泛论西方现代派艺术》一文中也作了这方面的介绍:“法国女艺术家琪纳帕纳用刀片在脸上或身上划破口子,流出鲜血,给观众以凛冽的奇妙之感。这就是所谓‘躯体艺术’,多少是自虐狂或暴露狂的发泄,有的较为含蓄,有的显得粗暴残忍。奥地利艺术家史瓦什考克勒就是由于自残过甚,表演后死去的。”(《世界美术》1985年第1期P56)在他看来这和“吞刀吐火的杂技”差不多,他没有指出两者间的本质区别。睡在钉板上,胸上再压上大石板,用铁锤将石板砸烂,躯体竟毫无损伤!从高处跳落在玻璃渣上或赤足走过烧红的铁板和火炭,脚却安然无恙……这些是为了显示人生命力的强大。而“躯体艺术”却是“让人看摇摇欲坠的脆弱生命”,和宗教自虐狂倒是十分接近。虽然后者是为“主”献身,意在取得来世的幸福;前者是在显示自由的追求可以压倒肉体的痛苦和恐惧,为了换来今生的荣华。其摧残人生命力的后果则完全一样。
“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生活之外的迷狂中去”的现代派抓不住多少群众,不管怎样鼓吹,《4分33秒》是难得有人“听”第二次的。他们曾经仿照超现实派绘画搞过些荒诞电影和戏剧,但收效极微。模拟抽象派绘画搞的抽象电影一离开娘胎就夭折了。在这一耗资最大因而也就最难摆脱观众腰包的艺术样式里,搞凯奇的“有意的无意义”是寸步难行的。它离不了群众的现实需要也就离不了相应的写实形式。于是作为另一翼的流俗艺术就发展起来。这两翼的使命一样,同是把人们对自由的追求推到个人妄为上去。一是在这个人类必须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才能生存的社会里,把个体间的矛盾夸大为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用各种各样主要是“现代化”的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同类动物里都排斥的兽性给以渲染和张扬,来化解和破坏人们首先是工人和劳动者的联合。是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分而治之”的老手段的新演出。虽然绝不会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多少会给他们带来些麻烦。另一个更价廉也更“安全”的领域,是“性开放”。它似乎仅仅牵涉到当事者双方,并且每个人都具备实现这种自由的条件,于是成了最常见的内容,不仅在题材上占了压倒地位,而且在其他题材的作品中成了少不得的“调料”。影视中几乎没有一部没有性行为的暗示和大面积裸露的镜头。“少年儿童不宜”成了直接描写性行为的影视片的“合法证书”。
流俗音乐绝大部分更是围着这个中心转。在旋律唱腔的粗野发泄和软滑浪荡上下功夫,以致形成了两股“流俗味”。声音媒介的局限虽使它的诱导力不如影视,但由于每个人都天生着一副嗓子,具备比影视大得多的介入力,所以,它的影响面远大于只能作观众的艺术样式。因之影视也要和它联手。
相对于流俗艺术的西方“严肃”艺术本来就不那么严肃。在缺乏观众和听众的情况下,也在逐步与流俗艺术合流。交会点仍在“性开放”。那位国际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不就指挥了音乐与“性行动艺术”交融的裸体表演音乐会么。当然他是算不得首创的,法国人克莱因在《人体印痕》的表演中早就做过了,而且当时就有“乐队”“伴奏”。
我们再来看看它在现实生活领域里导出了些什么东西吧。像嬉皮士那样在穿戴上耍点噱头只能算个肤浅的开端,很快就因其不够刺激而乏味了。继之就开始接触“实际”:如将两手的指甲蓄得总长度超过数米,虽然这“自由”是以牺牲了更大更多的自由为代价,然而这有创世界纪录的荣耀在鼓励。举办吃辣椒比赛和大肚子比赛乃至脚臭大赛都已引不起多大劲头,远不如性这个在艺术中时刻在炒的东西那样起劲。显然,在“三不同”原则鼓动下的人们,是不会以正常的性生活为满足的,至于婚姻关系对性自由的束缚更是早已不在人们的注意范围内了。于是“变性”重新崛起并开始成为时髦。使用药物改变自己的第二性征,使自己长出胡须,从女人变成伪男人;动外科手术除去自己的男性器官,使胡须随之消失,嗓音随之变细,从男人变成伪女人:可说是摆脱生理束缚的大“解放”,突破肉体枷锁的自由追求。更由于医疗技术已今非昔比,和氏族社会的凿齿穿唇、毁容纹身,封建时代的束胸缠足、净身去势相比安全得多,“文明”得多。这种解放和自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持有利,当然值得自由世界大大提倡。意大利已经举办了第一届变性人选美会,进入决赛的“佳丽”达30余名。在澳洲,动手术变性者估计在3000人以上。
看来性自由并不像倡导者们所想,仅仅是当事者双方的私事而不会产生社会后果。在老性病被征服之后,艾滋病的出现吓坏了西方。由于它的传播远不止性关系这一条渠道,于是连维持着贞洁的人和无邪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然而,和“神圣的”自由追求相比,艾滋病算得了什么,何况我们还有科学的医疗技术……。同性恋和兽交症虽被认为是艾滋病的诱因,却无疑是自由世界必须维护的人权,后者已把平等和博爱的对象扩大到了兽类,其先锋性不容怀疑,理当得到保障。于是成立了世界同性恋团体联合会。1982年已在美国旧金山举办过同性恋运动会,并已决定举办“同性恋奥运会”。第一届定于1994年在纽约举行。悉尼正争办1998年“同性恋奥运会”。美国国会曾作出在军队中不准搞同性恋,不接纳同性恋者参军的禁令,这当然是观念滞后了。现任总统正谋求将它取消,无疑是符合自由世界的人权要求的举措。
这种“自由追求”产生不出成果的遗憾,即将部分地得到消除:已有先锋女性乐于用自己的子宫接纳珍稀猿类的受精卵。作为自由创造,在人体内植入兽的受精卵,以生出带人特点的兽;或将人的受精卵植入兽体,以创造带兽味的人;将人肢植于兽体或将兽肢植于人体……之类“艺术”的出现也并非不可期待。当然,变性、同性恋和兽交症……都非资本主义的新创,但是,把在封建时代被权贵们强迫施行,和当时就为人所不齿而只能偷着干的勾当,变成对自由的主动追求,变成一些人引以自豪的时髦,就不得不归功于资本的威力了。[5]
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一点能量还未发挥完时,它那已转化到对立面上去了的美的形态仍会运用它的经济诱导力,推动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去作这种或那种“探索”,涌现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新招数、新流派,但都会无例外地和我们前述的每一派一样,走不了几步就会走到头。因为衰老了的自由女神欧米哀尔已经不像罗丹时期那样还能坐着,能走动,她连起床都很困难了。要想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只有抛弃这陈旧了的已经转化成丑恶了的美的形态,摆脱它的束缚。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人们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前,总是不自觉地把支配着他们的那个时代的美的(或后来转化成对立面了的)形态看成是美的本质,不得不犯着把特殊的、暂时的东西普遍化为支配一切时代的永恒定则的偏向。当用理论来论证它时,就成了各时代的哲学。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无不把德行当作人生目的来论证,后来同样达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地步。西方的现代哲学无一不是从个体的角度,去探寻和论证永恒的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价值,终于达到唯我论的程度。只有马克思才达到了以“社会化了的人类”为立足点,看到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必经的几步阶梯而已。(www.xing528.com)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现代派决非这个时期唯一的艺术现象,更没有支配着所有人的审美意识。在《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无产阶级自觉地、有组织地登上政治舞台不久,1895年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创作了她的《织工的反抗》,反映出社会主义美的形态正在萌发。接下来在意大利有古图索,在法国有富热隆和皮戎等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劳动者呼喊。就是在现代派势力最盛的美国,最受欢迎的还是罗克威尔。“1973年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谁是当代最卓越的画家?’82%的被询问者认定罗克威尔。”这在搞了近百年现代派并成了它的大本营的美国,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他不但在美国摆脱殖民地之后的上升时期,赞扬过社会生活的进步,更在晚年离开了《星期六晚邮报》之后并不回避社会矛盾,创作出了《我们都面临的问题》和《新邻居》这样的作品。说它们显露出了新的美的形态的萌芽是并不过分的。
人们追求的是现实的解放,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精神自由。尽管当权集团和上流社会动用了一切力量来推广现代派艺术使它成了官方的正统,但是仍然未能赢得广大的观众。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一年约有45000观众,而卢浮宫和凡尔赛宫每年的参观者均达300多万。群众宁可到传统艺术中去寻求美的享受和鼓舞。现代派艺术不仅为官方倡导,不仅在上层社会受到竭尽全力的宣扬并且还确有一些真诚的拥护者。这一事实至今仍使不少人惶惑:已经流行了近百年的东西,能否定吗?但和历史一比较就不免小巫见大巫了。毁容在氏族社会里,在一半甚至全体人员中流行,在有些氏族中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封建时代缠足在全体妇女中流行,占人口50%,延长了900多年。现代派艺术和它们相比,无论在波及面的广度和盛行时间的长度上都差远了。在150年前的中国,谁说缠足丑恶,准会被当成疯子。
【注释】
[1]这个“准确地画下”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是真准确,就达不到破坏物象的目的,也达不到显示笔触的目的。他的实际作法正是有意地不准确。他的每张画都可以为此作证。画家们的话并不都准确地表达他们的所想。必须对照他们的所为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2]音乐里的勋伯格也跟着说:“要一往直前,不要问前面或后面有些什么。”“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他自己。”然而“表现自己”何以能得到资产阶级那么大的鼓励?对此,美国音乐“怪杰”凯奇作了相当清楚的说明。他写道:“写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与各种意图打交道,而是与音响打交道。或者说,答案必须采取反论的形式:有意的无意义或一种无意义的游戏。然而这种游戏是对生活的一种肯定——不是试图使混乱变得有秩序或表示创造的价值,而仅是使我们注意到我们亲身经历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一旦我们不以我们的思想和愿望去干涉生活而让它顺其自然时,生活该是多么美妙呵。”(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下册P212)维护资本主义的安宁,反对触动它的任何变革。“别去碰它!”这就是“无意义的游戏”的意义。
[3]美国人阿纳森在他的《西方现代艺术史》里甚至也说:“这些作品的本质……是一种机器有机体,表现出高等动物的呼吸、循环、消化或生殖系统的解剖图。”(P289)真让人忍俊不禁。
[4]现代派的中国追随者多数都没领会“三不同”的原则,是在崇洋逐流的思想支配下去模仿或照搬的,乃至喊出了要把现代各派在中国复演一遍的可笑口号。但是他们也很难完全照抄,因为西方现代派的使命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引开,以维护资本主义的安宁。而中国这些人里大多不想维护社会主义的安宁而是想破坏它。于是某些人就在那些脱离现实的形式中,用影射或暗示的办法塞些对立的政治内容进去。由于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这些意图的表达不得不暧昧晦涩,更谈不上具备打动人情感的力量。待到他们确实想煽动起广大群众来时,就只好拿出再现的手段来了。
[5]最近,艾滋病的泛滥已经震动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不得不号召各国政府首脑行动起来加以遏制。然而在大肆煽起性妄为的资本主义自由原则面前,这种治标的手段能有多大作为?在找到了有效治疗艾滋病的措施前后,新的更可怕的性病,是大有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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