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主阶级的残暴推动力-美学批判大纲

第五节　奴隶主阶级把强力推向残暴

新陈代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法则。奴隶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自身的反面。因为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统治阶级的利益，却要求他维护旧的生产关系。曾经保存了战俘生命从而增加了社会人口，发展了生产的奴隶制社会，走到了依赖奴隶劳动来维持整个社会的地步。对奴隶的剥削越来越严重，虐待越来越残酷，也就得越来越依靠强力来镇压奴隶的反抗，强力也势必一步步转化为残暴。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当时人们极其注重这些盛酒和食物来祭祀神灵和祖先的礼器，它们虽有盛物的实用功能，然而却更重视它们的审美功能，以致不惜为此减损它们的实用功能。它们绝大多数以虎、象、犀、鸮等猛禽凶兽的形象来造型，以体现强力这一时代美的形态。并且常常为了加强它们的审美效果不拘泥于自然物象。这只《犀尊》的制作年代可能较早，虽然夸张了身躯和腿而使整个造型更为稳健，但还较拘于真实，表面能给人以兽类皮肉的温软感。从表现事物的角度看虽然精彩，然而从体现美的形态上，匠师们则不满足。这只《象尊》就进了一步，它的大形虽然写实，然而匠师没有放过每一寸表面的利用，在它全身铸满了虎形和饕餮形的边沿刚硬的浮雕，不但整体和局部都利用了题材的威力，还给了人们一种增强强力的坚硬的手感。这件《兕觥》不仅大致上保持了《象尊》的手法而且从鱼类和爬虫得到启发，给兕添上了几行它没有的棘刺，使它产生了不可触摸的威严，乃至置实用功能（器皿要求舒适的手感）于不顾。这自然是为了给它（和它的主人）增添威严。

鼎这种青铜器的代表，既是统治阶级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的礼器，又是所有者权势的标记，而且还是一种刑具。请看司母戊方鼎这875公斤重的庞然大物，它具有坚实刚硬的造型，鼎耳侧面铸着两只对向猛虎，张开的大口中衔着一颗斩下的人头，看到它不难想见：在阴森的夜幕中，鼎下炽烈的火焰既照亮着执戟荷矛的武士，也照亮着被绑作一团的不屈的战俘和反抗的奴隶，受惩者被拉向大鼎投入沸水前的惨叫声，使人不寒而栗，那满布鼎身的饕餮纹似乎告诉人们这鼎本身和它的主人也就是一只贪食不厌的饕餮。

但是恐吓是吓不倒奴隶们的，只不过标志着统治阶级内心里隐隐升起的恐惧罢了，越往后这种从造型上显示出来的强力已经感到不够了。请看“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的商代虎尊，器腹分三面，每面都有一首双身的虎，虎首成高浮雕突于器身，虎口正吞噬着一个战栗着的文身的人，流入日本的商代重器虎食人卣，可视为这一图形的立体形象。”（《美术》1983年第1期P50）这卣铸成一只坐着的虎，用两前爪抱着一人，张着巨口正欲吞食，人首即将进入虎口，人面侧向一旁睁着两只恐怖的大眼，似在求救，这已经是直接恐吓了。要是说这件卣在虎和人的关系的安排上还颇具匠心，因而这一威胁恐吓和器物造型结合得较紧，或者说还被一层艺术面纱所遮掩着，那么周代制的《刖刑奴隶守门鬲》则已经完全体现了向丑恶的转化。在这个功用类似今天的火锅的用具上，下面生火部分做成建筑物模样，添火口做成可以启闭的门，门口铸着一名被刖去左足的奴隶作为守门人，同时又作启闭炉门的执手和插销，插销铸为人形，生硬而不适用，那刖去一足的形象更为丑陋。威胁恐吓的目的已经不顾造型的要求而牵强地突出出来。崇奉儒学的吕不韦就曾给饕餮以“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评价。可以理解，往后在封建社会中，那些类似虎食人卣和刖形奴隶守门鬲乃至比这更恐怖更露骨的器物都被陆续毁掉。希腊雕刻虽然是强力的体现，但明朗、亲切，是奴隶制正处在上升和兴旺时期的表现。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奴隶被大量牺牲来享乐。从罗马斗兽场的废墟上，人们可以设想出当年迫使奴隶与猛兽格斗至死以博奴隶主贵族一笑的触目惊心的惨状。从东方墓葬的发掘中，人们仿佛看到在奴隶主的葬礼上大批奴隶被杀殉以至被迫活殉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在日本更为残酷，殉葬者“不是埋进墓内，而是将活人立埋在墓葬周围。这些半埋的活人，经过几天还不会死掉，终日哀号哭泣……当他们死后，又暴尸于野，腐烂发臭，遭到鸟兽的撕噬，令人惨不忍睹。”（《美术》1983年第4期P58）后来终于用“埴轮”这种陶俑来加以代替。

陶俑不但有人，还有牲畜，不仅有牲畜，为了满足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多方面的需要，甚至有井、灶、仓库的模型。它们都是实际东西的代替品，是葬入地下而不是供人欣赏的东西，和艺术有性质上的不同。极少数主顾有特殊要求或工匠在生产稍松时给自己排愁遣闷而作的个别制品，也有达到了艺术高度的。如汉代出土的《说书俑》，那由夸张的比例、动态和表情构成的喜剧感，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www.xing528.com)

空前绝后的陶俑，是我国的秦兵马俑。目前已掘出的与真人等大的兵马俑已有近万尊，很可能还有未发现的俑坑。体现强力的中国地面上的雕塑甚少，而地下的雕塑则委实惊人。当然这些墓葬品不过是活人的代替品，既不是拿来让人欣赏，自然不会十分重视它们的艺术效果，能达到艺术品程度的也只能是极少数。经过长期战乱才统一全国的秦王朝，没有足够的艺术和技术的准备，工匠们又得限期完成数量如此巨大的作品，根本没有希腊雕塑家们认真研究、反复琢磨的余地，只能用分开烧制部件装配完成的办法进行。工匠们按官阶、兵种的要求塑造若干种头部、躯干、手臂及马的部件烧制后组装，当然就谈不上动态的变化多样、充分的个性和表情、细致的表面加工，要谈它们的艺术造诣只能是溢美之词。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完成数量如此惊人的陶俑，摆出这样巨大的战阵，简直是一个奇迹。强力这个灵魂依然潜藏在这巨大的纵阵当中，这整体的气势，旷世的规模，在世界上仅见。

到此大家自然会提出疑问：强力不是奴隶社会美的形态吗，怎么会出现在封建社会？秦代是否封建社会，在史学界还有争议，有持周秦封建说，有持秦汉封建说，也有持魏晋封建说的。这说明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复杂过程。特别是剥削制度的更替，从来就不可能一次更替彻底。奴隶制的残余不但在整个封建时期没有清除，在某些地区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上层建筑也不能马上就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至于意识形态的跟上就更不是必然同步的了。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封建的生产关系既成为必要，又有了可能。于是它也就被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从现实生活条件中发现出来。既不用供给衣食，又无需提供生产所需的工具和原料，仅仅给予已经能一家一户进行生产的劳动者以多劳动就能生活得好些的希望，便得以坐享比奴隶主用尽暴力手段所可能得到的多得多的收益，作为准予耕种土地的感恩戴德的贡赋。这是地主阶级的得意创作。对于农民来说，终究是得到了一些人身自由和生命保障，而在生产中有了一定的主动精神。虽然代价是为了争取得到稍好一点的生活的幻想而为封建地主阶级耗尽自己的精力。正是为此，黔首们才为秦王朝统一中国付出了血和肉，使六国军队望风披靡。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统治手段、统治阶级对美的形态的理解也应该随之而变化，然而统治集团的思想不一定都能跟上形势。暴力又是任何一个新制度诞生的助产婆，这一点更助长了秦朝统治者的思想落后于形势。嬴政仍多次出巡，到处向群众炫耀武力，他一直崇信着强力并把它继续发展为残暴。殊不知统一六合，实际上是刚解放和盼解放的奴隶对六国奴隶主的胜利。他回过头来就用暴力对付帮他登基的奴隶，动辄动用数十万实际上是奴隶的工匠为他修建宫室和陵墓而大批摧残至死。像秦兵马俑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后人竟一无所知。可以想见它的保密使用了何等残酷的手段。贾谊说秦王朝之败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古文观止》下册P237）没能说清楚。以前他是站在奴隶和农民一边向奴隶主贵族发动进攻，现在则站到农民的对立面来防守，虽然尽销天下兵器，但是农民揭“竿”而起就不得了。因为“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谬性。”（恩格斯：《反杜林论》P175）当时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理论代表也是新的美的形态的倡导者——儒生们曾警告秦始皇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但是嬴政不但没有醒悟反而把他们“坑”了，因此落得个“二世而亡”的结局，是统一的王朝中寿命最短的。

在埋葬秦王朝的两支主力部队中，项羽的力量自是大大胜过刘邦，但他的思想同样跟不上形势。在对秦作战中往往仍是屠城杀降，进了咸阳后还放了一把三月不熄的大火。在与汉军相争中虽然屡败汉军，然而汉军总能源源不断得到补充，越败越多，越败越强。楚军则越胜越少，越胜越弱，最后仅剩二十八骑，项羽只好自刎于乌江之滨。

【注释】

[1]在这段天才的论述中表明：①马克思已经把捉到了美的形态，虽然只给了它“每个时代固有的性格”这样一个尚未规定其各自具体内涵的概念。②还指出它将在儿童的天性中复活，换句话说，儿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将要概略地经历人类在审美成长历程中必经的几个发展阶段。
　　从个体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幼儿对小动物有着本能的喜爱；稍大一点的孩子对“战斗”和“武力”的迷恋；进入少年时期对义气、信誉易于倾心；达到青春期不仅对异性兴趣大增，还对个人自主、不受拘束特别偏好。要超越这个阶段才能达到联合的高度。这自然受制于机体的发育和成长，也由于性格不能遗传，须依赖于对社会条件的把握，这得靠体验，自然离不开艺术这种浓缩了的“体验”。因此，虽然在成长的某个阶段易于接受某种熏陶，然而倘若缺乏相应的社会环境或相应的审美教育，便很难甚至无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审美年龄和生理年龄相乖离的现象是常见的。
　　马克思这段天才论述不只向我们指出了历史上优秀的艺术品至今仍具有其魅力的原因，还指出美育不能忽视这一必经的过程。由于社会主义时代美的形态蕴含了以前美的形态的积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艺术应该包含历代美的形态的内容，但不应是它们的简单重复，而要“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在社会主义美的形态的高度上再造它们。
　　这是一个在审美教育和艺术创作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