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批判:独特对象是必要的

第一节　美学要有自己独特的对象

一门科学之所以不同于另一门科学，就在于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对象，要解决不同的问题。用哲学术语说，就是要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它们之所以拥有独特的概念，使用着不同的方法，都源于不同的对象。要是我们只抽象注意立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而不注意把握对象质的特殊性，势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被迫用主观臆想去应付，鲜有不陷入唯心主义的。因此承认本门科学有独特的对象并抓住其独特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

李泽厚其人是从批判朱光潜的美学观点开始他的美学生涯的。有的地方他批判得对，但是有不少地方却批判错了。他一开始就指责朱光潜把审美看成是“关于个体的知识”，把科学看成是“关于一般的知识”乃是一种“曲解或蛊惑”。朱光潜的上述论断是不正确。但是，其目的在于寻求科学和艺术各自不同的对象，以求合逻辑地引申出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这个寻求方向应当肯定。各自不同的对象他找准了没有，是另一回事，完全可以争论。然而李泽厚却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批评朱光潜，而是去指责他不应当为艺术和科学寻找不同的对象。他说“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思维，是艺术还是科学，是美感直觉还是理论论证，形式和方式虽有不同，而在其反映和认识世界的目的、内容方面实质则一。”（李泽厚著《美学论集》P7，以下简称《论集》。着重点及括号内的文字均引者所加。）他这个思想并不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也不是他的首创，而是从俄国人别林斯基那里来的。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说了下面一段话“这是一种显然的误解：人们只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一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P600）这个说法其目的在于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但不论从美学上还是从哲学上看都是错误的，却被苏联的社会学派奉为经典，也被李泽厚当作资本搬了过来。

后来他也觉得不妥，加了一个“严格说来，这一提法不够准确”的补注。但这决不是准确与否的问题，而是离开了正确的研究起点。因为这等于认定不同的思维形式不是出自不同的对象或对象的不同方面（实质仍是不同的对象），而是出自人主观的凭空臆造。所以，从方法和理论上讲，他都犯了比朱光潜同志大得多的错误。既丢掉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对待具体问题，抓住矛盾的特殊性这一辩证的活的灵魂；又违反了人的思维形式不是自生的，而是来源于现实的不同方面的唯物主义原理。这个从别林斯基肇始的错误观点，一直被当做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观点，坑害了不少人。

开始立论时他曾经把美感和美看成是“美学科学的细胞”，认为它“孕育着这门科学许多复杂矛盾的基元，蕴藏了这门科学的巨大秘密。”（《论集》P2）一望即知是模仿着《资本论》的分析方法，是一条可行的思路。循此他指出美感有两个基本特征，有着矛盾二重性，即“客观功利性和主观直觉性”。它来源于美的两个基本特征或说矛盾二重性，即“客观社会性和具体形象性”。这是美和美感的基本特征吗？说到功利性，至少就有科学认识上的功利性、物质效益上的功利性和审美享受上的功利性，他的客观功利性指的是哪种呢？具体形象性也起码可以分为事物形象性、科学形象性和审美形象性，又是指的哪一种？须知艺术形象和事物的表象不是一回事，它也不是按照事物的本质对事物表象的概括和提炼。朱光潜敏感到这两者是不同的，他把事物的表象称为“物甲”，把艺术形象称为“物乙”，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区分。可惜的是他没能指出这两者的区别究竟何在，而且也没有弄清这“物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只好认为这是由人的主观加工出来的。他虽然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缠绕，但他看到了这个极其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批判他的李泽厚却完全没有看到。至于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才必然要求艺术形象作形式？这个问题李泽厚不但没有回答，甚至没想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在他受到前述别林斯基错误观点的影响时，是只能如此的。一朵玫瑰花，一个脸盆架，一把磁茶壶，一只癞蛤蟆……推而广之，又有哪一件事物不具有客观社会性和具体形象性，对它们的知觉不具有客观功利性和主观直觉性？这里完全没有什么美和美感的特性，只不过是一般事物和知觉的特性。他正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讲的那样“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88）就把这个粗糙的形象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基础了。

我们再看看这两个命题如何展开：他认为美的客观社会性就是美的内容，这内容他具体地化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论集》P30）并且声明：“我所说的‘理想’不是指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指历史本身发展前进的必然客观动向。”（《论集》P99）还是本质和规律。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怎能等同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呢？这当然仍是一个毫无美学特征的内容。美的内容如此，美的形式呢？他自己没有作进一步规定，他的阐述者就直截了当地说：“所谓形象就是事物的样子、形式。”（《美学》第四期P119）他们还分不开审美对象和事物，把美的形式等同于事物的形式，没能找出任何区别和特点。在美的内容和形式上他都没能找到任何特点，在美的反映——美感上又怎么能找出任何特色来呢？他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移情说、孤立说、直觉说和距离说。在批判它们的同时，却忽略了它们力图去探求美感不同于一般观念的特殊性——这些学说的合理之处。在他的理论里没能把主观派和生理派的探索成果批判地继承下来。他正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是用一个片面去和另一个片面对立。无怪乎在他看来：“美感判断的认识就……十分类似于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的逻辑判断的认识了。”（《论集》P7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为理解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创造了理论和方法前提，社会学派没有据此去理解人这个审美主体并从他身上去找美的规定，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这也有可以理解的客观原因：极左路线的猖獗，政治迫害的成风。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只好把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主体。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人只不过是阶级的细胞而阶级则只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于是，审美主体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虽然从哲学基础上似乎可以躲过可怕的唯心主义，但是，美学也因此完蛋了。于是：美就是对社会科学原理的图解，美感就是对这种图解的理解和反映。尽管他也和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一起指责图解主义，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当时的观点不折不扣是图解主义的理论基础。

对这样一个明显的漏洞他不会毫无感觉，层出不穷的美学问题的冲击也不允许他毫无感觉。为了补偏救弊，他提出了“美的本质是真与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真，是科学的内容。善，是伦理学的内容。这样一来，美岂不是没有内容，艺术岂不是成了科学和道德的形式了么？（历史上不少美学家都在这里栽了跟斗，认为美就是用所谓形象打扮起来的真和善）仅仅在“统一”这个词上做文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又有哪一件实用的产品不是真和善的统一？既实用当然合目的性，所以善；其所以能用，因为它合规律性，故此真。从栏里喂的肥猪，坛里腌的酸菜到洗衣机和电视机，无不是真和善、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怪不得有的同志说他的美学像个杂货铺了。倘若如他那些追随者和解说者所想，以为只要“统一”一下，就能“把美和其他一切事物从内容到形式都严格区分开来”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他自己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又给这个定义增加了一点不可忽略的东西。他写道：“在远古，当美本身还简单而粗陋时，美的内容似乎就是美的形式……反映在意识里‘善’的观念就是‘美’的观念，……但随着实践的对象化愈来愈广阔深远，实践所掌握的规律愈来愈普遍概括，因而愈来愈自由，于是这对象化的存在形式也就愈来愈自由……像是‘与内容不相干的’，独立而自由。所以，如果说，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是美的内容，那末，自由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就内容而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论集》P163）美区别于真和善就全在这“自由”之上。李泽厚是过于天真呢，还是故意把水搅浑呢？实践所掌握的最概括、最普遍的规律，莫过于哲学规律了。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哲学规律只能包括美学规律而不能代替美学规律。直接用上一层的规律来解决下一层的问题，只能是隔靴搔痒。下一层的具体问题在上一层的规律里是有一定“自由”的，它们有具备自身特殊性的“自由”。但是，谁叫我们用哲学规律代替美学规律，直接来说明和解决美学问题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谆谆告诫我们千万别这么做。哲学规律只是一个向导，我们只能在其精神的指引下，从具体情况出发，去寻求相应的具体的规律以解决具体问题。是谁叫他把上一层规律的形式和下一层问题的内容硬扯在一起呢？要是面对的是同一个规律，掌握得越深刻，它的表述必定越严格、越精确、越贴切，人才越自由。越是肤浅，它的表述形式也就越游移不定，人当然也越不自由。早先“水在摄氏一百度时化为蒸汽”是当时理解水平上的描述，后来人们发现这并非通例，于是就表述为“在正常的大气压下，水在摄氏一百度时化为蒸汽。”试问，这规律的表现形式是更脱离内容而自由了呢？还是更切合内容，规定得更严格了呢？再看看社会科学规律。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155）于是从朴素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发展到“（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一整套在中国这个现实环境中进行革命战争的特殊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功。对问题的认识显然是日益深入，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们也日益自由了。但是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表述形式是更加脱离内容而“自由”了呢？还是更加切合内容，被内容规定得更严格了呢？按李泽厚先前所说，美的内容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随着对这一本质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也就势必要用更切实的形式来表述它，怎么可能越来越像是“与内容不相干”，越来越自由地游移于内容之外呢？在远古之时，美和善只是未被人们在理论上明确地区分开而不是“实质则一”。随着人类的成长和认识的日益深化，两者逐渐被区分得日益清楚，内容既日益分清，形式也随之日益切合各自的内容，日益受各自内容的严格规定。审美和艺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要遵循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概莫能外。李泽厚之所以产生恰恰相反的认识，是因为他在内容上把美和真、善分不开，把真善的内容当做美的内容。所以随着审美和艺术的日益发展，美的形式与美的内容日益切合紧的过程，就同时表现为对善的内容日益脱离开的过程，他头脑里没有美的内容，只有善的内容，难怪他得出审美越发展，审美的形式就越脱离内容而自由的错误结论了。

我们且把实际情况撇开不说，承认美已经不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而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自由到什么程度呢？自由到不受“真与善统一”、“现实对实践的肯定”的规定吗？要是这“自由”还要受它们的规定和约束，这“自由”就没有任何意义；要是已经自由得不受内容的制约，这“真与善的统一”、“现实对实践的肯定”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要是我们把这自由理解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偏离，那美学的任务正是对这一定的偏离范围和偏离程度作出规定。而他并没有对这“自由”作出任何规定甚至可能是有意不作出任何规定。为什么？因为很多审美对象，尤其是自然界中的审美对象，是不能够与社会科学真理或伦理道德原则相等同的，它们越出了他规定的艺术内容的范围之外，其形式当然也和“真与善的统一”、“现实对实践的肯定”相脱离，他必须取得自由以便去捕获它们。这插入美的本质定义中的自由不是出自美的本质的要求，而是出自李泽厚的要求。以便在这“自由”的掩护下从理论困境中逃得无影无踪，而还没有忘记声言今后要用数学方程式来对美学问题作出精确的表述。(www.xing528.com)

他还未堵起美的内容和形式不吻合的漏洞，另一个麻烦就来了。不管是对“真与善统一”的认识，还是对社会科学真理的逻辑判断，都不可能带来审美的情感激动；而不少打动人心的事物和艺术品，却没有能帮助我们认识什么社会科学真理和伦理道德规范：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那么，审美所必有的，使审美之成为审美的特殊情感激动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更棘手的问题没法回避。他只好这样应付：美的本质不等于审美对象，美的本质是各种具体的审美对象中“共同的根本或原始的基质”（见《美学》第三期P18）。它不能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感，审美对象才是激起人们审美情感的东西。可是，能引起审美情感激动，是审美对象之成为审美对象的本质特征，它必须以基因的形式蕴含在美的本质中。就好像玫瑰花种子无色无香，经过萌发，长成植株，开花后就有着鲜艳的色彩和扑鼻的芳香一样。当然，从种子到香花，有一系列中间环节，需要土壤、水分和肥料这样一些物质中介。但是，色彩和香气的基因存在于鲜花的种子之中，并不是肥料和水分这些物质中介带进来的，更不是由种花人的愿望和幻想带来。而李泽厚那个美的本质定义，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美学特点的非美的本质，其中并无审美基因，这点他自己也是一清二楚的。这个非美的本质怎么能够转化成能激起人们美感的对象呢？只好认为“由美的本质，即共同的美的始基到各种具体的审美对象，即各种现实事物、自然风景、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的存在，都必须经由审美态度即人们主观的审美心理这个中介。”（同上书，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于是我们才明白这个中介的妙用。审美对象能打动人心的审美特质不是由美的本质发展、转化而来，甚至不是由客观的物质中介带来，竟然是由审美态度这个主观心理中介带来，他对审美态度作了如下的解说“审美不是被动的静观，而是一种主动的活动，是人的心理诸功能、因素自由活动的结果。任何事物和艺术作品要使人获得美感愉快，就必须能够调动起人们的这种心理功能、因素的主动（？）活动。这种心理活动是异常复杂交错的，正是这种异常复杂交错溶合形成了我称之为审美心理结构的数学方程式。这种结构的抽象存在的独立方式，就是审美态度。”（同上书P21）不管它怎么主动，怎么复杂，它终究要由具有审美特质的客观对象“调动”起来，而不能够无缘无故地自己（主动）动起来，也不可能在非审美对象面前动起来，因而可以无对象地获得美感激动或在非审美对象前获得美感激动。可是前面他又说审美对象之所以具有激起人美感的功能，是经过了审美态度这个中介所致，究竟谁决定谁？看来他也陷入到贝尔那“恶性循环病”中去了。当我们的思想被李泽厚引导着在审美态度和审美对象之间摆来摆去摆了一段时间之后，审美态度终于还是占了上风，打破了这个平衡，“审美对象在这里就确乎不简单是一个物质存在问题（了）。”（同上书第28页）“感知本身可以创造和引向一个独立的审美世界。”（同上书第22页）且不去理会这个离开对象的感知“本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何以能存在并去创造一个“独立的世界”！下面这点是可以肯定的：美的客观性，客观存在的美的本质已经成了挂在门口的唯物主义“羊头”了。20年来，朱光潜同志诚恳努力地从唯心主义纠缠中奋力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李泽厚却在美学实际问题的解决前一筹莫展，竟遮遮掩掩地一下钻到朱光潜早先陷入过的沼泽中去了。只要把美换成审美对象，把美感换成审美态度（在他那里实质上无任何差别）他当年对朱光潜同志的批评，就可以一字不移地适用于批评现在的他自己：他的审美对象“实际上只是一种不起任何作用的康德‘物自体’式的存在，它之（能引起美感），完全依赖于、被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审美态度）。所以，在这里，（审美态度）主观意识就是基元的，第一性的；（审美对象）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李泽厚：《美学论集》P54）

找不到含有审美基因的美的本质，就找不到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是一般对象——事物。要在这一般对象前获得不同于一般感觉的审美感受，除了到人的大脑和思维活动中去找原因还能到哪儿去找呢？于是只能归之于一种自生的、特殊的大脑（他把它称为心理，以便和认识论划清界线）活动：知觉、理解、想象、情感一齐活动起来。但是，似乎人类大多数活动从科研课题的解决到打胜一场球或赢一盘扑克牌，都必须四者皆动。这样，审美的特点就不仅是四者皆动，四者还必须以一种特殊的“异常复杂交错的方式”来活动，关键在方式。只有欣赏者以这种方式来欣赏这个不能打动人的对象时，他才能得到审美情感。这一特殊的“异常复杂交错的方式”李泽厚似乎承认他还没有找到，至少是现在还没找到。等到找到了构成它的数学方程式之后，人类就得到了一块“点金石”，只要我们的大脑按这一方程式活动起来，不管面对什么东西，都能得到审美享受。而只要我们的大脑不会这样活动，面对最美的艺术品也是白搭。人类的艺术创作将成为多余而消亡，审美教育将由传播这一方程式的活动来代替。但是这个“异常复杂交错”的方程式的掌握和运用恐非易事。当我们得不到审美感受时，我们得重温美学家的教导：这一定是我们的某种心理功能没有正常运转，或是它们相互间的比重、速度或配合方式出了差错。必须按图纸（方程式）对我们的“审美心理结构”进行检修。要是我们得到了某种感受，也不能忘记美学家的训诫：现在我们来认真检查一下，我这四种功能是否是按方程式所规定的比重、顺序和速度在运转……以便验证我的感受是否是审美感受。到了此刻，审美将不是发展人身体、智慧和才能的乐事，它成了束缚人身体、智慧和才能的枷锁。将使给艺术制造“样板”的江青自叹弗如。这一方程式迫使我们胆战心惊地等待着它落在我们的脖子上，但愿到了那一天我们的觉悟都大大提高了因而感到在这个方程式那小小的圆洞里无限自由。

他有意把两类不同的审美对象，即现实事物、自然风景和人创作的艺术作品混为一谈。在艺术作品上可以谈人的主观中介，好像制造原子弹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样。可是就在这里，主观的东西也不过是现实具体条件（客观物质中介）的主观反映和掌握，而决不是妄为。就好像正确的栽培方法是水、肥、土……适应作物需要的恰当运用而非主观妄为一样。在这不折不扣地需要“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时，他却把这点忘了个干干净净。至于现实事物、自然风景他自己也承认不过是美的本质的现象。客观存在的本质和现象间，竟需要人的主观态度和心理作中介，实在是前所未闻的哲学奇谈，这是他在理论困境中找到的一条出路，可是这条出路一下子就把他带到唯心主义营垒中去了。

他在探讨的开初是一个唯物主义内因论者，要在客观存在的美这个审美细胞中去探寻美学的巨大秘密。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真正的孕含着审美因子的细胞，他不敢到人这个审美主体身上去找美的规定，他怕冒主观唯心主义的风险，而是安全得多地从社会科学中搬了个没有审美特点的概念来顶替美的内容和本质，在它里面怎么能找得到审美和艺术的奥秘？尽管他竭力把这个非美本质的界线弄模糊以求增大它的容量，而一些众所周知的审美特性乃至审美感情都没法从中引申出来，只好从外面硬塞进来，迫使他违反了自己的初衷，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外因论者。

顺便说说：李泽厚因为始终未能把审美对象和事物分开，也就无法把艺术形象和事物形象分开。在事物上找不到产生美感激动的根源，于是也就合逻辑地把美感激动和形象性割裂开来，提出“情感性比形象性对艺术来说更为重要，艺术的情感性常常是艺术生命之所在。”（《论集》P563）这样一来，不知那美感的矛盾二重性还有效没有，是否要改成“客观社会性和个体情感性的统一”。因本人尚未明确表态，不便虚拟。

找不到美自身的内容，势必把美归之于形式，这是不可抗拒的逻辑。要使电视机和洗衣机美，必须在外壳上下一番和构造原理的运用（真）、使用功能的发挥（善）并不相同的功夫。由此可见：美与实用功能（善）和所依凭的科学原理（真）均无关系。逻辑地达到了那个唯心主义的老结论：美是一种能引起与科学知识和物质利害无关的愉悦的形式。到了这时，他只好接受唯心主义者克莱夫·贝尔那个“有意味的形式”的公式。但是又不能把“美的客观社会性和具体形象性”、“美的内容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美的本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之类东西统统丢掉，缴械投降。出路只有一条——把两者统一起来，设法来证明那简单抽象的形式不是没有内容的形式，其中的“意味”不是也不敢是“生活之外的迷狂”，而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一旦做到就可以实现“体面的和平”。

为此，他必须解决两个难题：1．这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怎么能蕴含在与之没有现实形象联系的简单抽象的形式里；2．人们何以能通过这抽象简单的形式去把握与之没有现实形象联系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历史积淀说”就是为对付这两个难题苦心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