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遗产类型
1.有顺序性的五种类型
《世界遗产公约》最初确定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共三个概念。显然,这是一个耦合关系大框架下再增加一个中间类型的视角,是从形成学角度给予的分类。20年后,文化景观作为一个全新的遗产类型出现,这个概念始于1992年的第16届世界遗产大会。文化景观似乎不很强调遗产的形成途径,而很关注视觉效果。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29次全体会议上又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定》,由于口头遗产可以被非物质遗产所囊括,2003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郑重将“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统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重新梳理既有的类型会发现先出的四项遗产可以归入为物质性遗产的名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3+1+1”模式在发挥作用,前面已经论述道,“N+”模式表明认识上的开放态度。
这样,世界遗产累计共有五种类型,但这五项的重要性显然是不一样的,不能单纯地认为是并列关系。人们首先着眼于物质文化遗产,它共分为三项,至少在数量上是以文化遗产为主自然遗产为辅的,双重遗产的种类就更少了。后来还是在物质范畴内,提出了“文化景观”概念。最后,人们把视觉扩展到了非物质层面。
是否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书面构词上,人类喜欢把重要的东西作为主词而置后,就如遗产旅游词汇一样,旅游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旅游圈内人,但在研究上,由于我们出自旅游圈,一定会将研究重点放到遗产上。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旦觉得对遗产知识的认识让自己满意时,我们就会将研究重点再转移到旅游上,研究遗产旅游与非遗产旅游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而在语言(读说情形)造句上,人们往往会将重要的词汇排在前面,不重要的事情要后说,并且还会用语调提示哪里是强调的重点。按照这样的思考,提出遗产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和实践,我们要先抓住这个重要方面,待研究积累达到厚度时才会再审视旅游。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对于遗产旅游资源的认识思路就比较容易理解,除非认识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保证。
图2-1 五种遗产重要性的“斜列”关系示意图
上面的分析表明,以并列关系定位五种遗产资源有它的局限性,与分级相比,类型研究提供了一个并列结果,但认识过程确是有顺序的,是否可以表达为斜列关系尚需讨论,但至少这样的想法会给我们一些思考。
2.双重遗产
几乎所有关于遗产的书籍,都不对双重遗产做深入的界定,至多是表述为“同时含有文化与自然两方面的价值”,至于“它们是我们能够以感观和理性来认识和爱护的珍贵财富”等进一步的说法,看似在深一步探讨本质,实际上在渐渐远离并泛化了那个应该探讨的本质性,因为那个说法又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包括进来,而不是仅限于双重遗产的讨论。对问题进行最简单的阐述,然后滑向泛意义探讨,从而严重地失去了具有针对性的认识着眼点,是很多遗产论文与专著经常出现的缺陷,阅读文献时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一现象。原本需要深入研究的关键问题,那也是读者十分感兴趣的地方,却被迅速滑向意义的扩展所演替了。许多学者喜欢翻译联合国的有关文件或者是转引他人的译文,由于语境不同,所处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翻译过来的文句不仅生涩,而且紧跟译文的解释多是滑走到泛意义探讨,是什么原因让研究者不做双重遗产的深入讨论?
文化遗产是古人所为而成的,讨论文化遗产时人们强调的是文化而不是自然,而讨论自然遗产时人们也不会将重点放到文化上。可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关注重点是不同的。提出着眼点不同来解释差异,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视角选择意义,但还不足以说是有步骤的思考。当然,目前许多旅游研究还停留在一判断就得出结论的阶段,没有到系列逻辑步骤而出结论的境界,自然容易导致没有结果的争论。
围绕着双重遗产概念,如果做进一步的探求,我们会发现文化遗产多发生在人类居住区,那么人类爱选择怎样的环境作为生存环境?人类确实选择了平原、有水、交通方便的地方作为居住地,我们可以想象那些熟知的环境,即便是有些文化遗产地在当代很少有人光顾,但由于存在着被传承的文化和记忆,也会使得多数人不侧重于自然,而主要是在文化领域中寻求有没有不熟悉的有价值的存在。
如果这种遗产是坐落在非常规聚落的自然环境中,人们就会既关注遗产的文化性,也关注那个不敢说熟悉的自然环境,此时双重遗产的概念就出现了。故此,双重遗产一定坐落在有人居住但不是众人愿意居住的地方。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从自然遗产入手走到双重遗产概念。人类自古具有敬畏远方的意识,自然的远要比人类的久远很多,自然之造化的复制要比对古人的创造进行复制难得多。从绝对价值的高低来看,应该先选定自然,然后才会看看人工创造里面有没有比较有价值的存在,这样双重遗产也会推演出来。当然,由于对自然的理解远比人类自我理解难一些,许多自然现象让人类以自然的造化为借口而悬置起来进而不再置疑。正常的思路还是从文化遗产再到自然遗产进而产生双重遗产概念为好。
选择文化遗产作为切入口来认识双重遗产,可以快速、低成本地进入我们要到达的那个认识双重遗产的最佳位置。平民百姓可以从已知道的范畴中寻找珍贵事物而进入,兴趣偏好者或许以“俱乐部成员”的身份进入,学科教育是从旅游学或是社会学入手的,那也是以文化为起点的。喜欢从自然入手、以自然现象为兴趣范畴的人毕竟是少的,只有少数专家学者和兴趣群体才会对自然现象做持久的思考。
图2-2 双重遗产概念出现的路径
依此思路,我们可以先“古人”后“自然”地设计思考路线,然后再叠加起来而想象双重遗产的发生空间应该在哪里:
◇ 历史上可能曾经发生过人类大规模居住,但现在不太适合人类大规模居住的地方;
◇ 仅仅是特殊群体选择的、但大多数人不认同的居住环境;
◇ 源自人口密集区的扩散而成,人口疏散使得原本并非适合大规模居住的环境接纳了一定规模的人口,从而促使该地区的人为作用痕迹已经可以与自然基础相比较了。
按照上面的设想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结论的正确性。我国现实中的世界双重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武夷山,这四处都分布在人口密集的省份,可以说是与大都市很近的山,这样的验证结果很值得揣摩。山岳地区总体上不适合人类大规模居住,但人口密集区的山岳地带人口数就很可观,可谓非山岳区的人口一定是过密了。双重遗产高概率地落在人口密集省份的山岳地带,如同数学上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那样,我们可以用这个逻辑分析双重遗产的发生条件。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除山岳外,还有沙漠、超低谷地、湿地、海滩等,这些地方的不宜人居性应该是有高低之分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必要正式研究这些地区,但南方海湾因养殖而成的海上社区已经出现了,做适当的留意还是应该的。上述实证的结果是,房屋建设在占满了所有平地后,首先选择了平地周边的小山,故此可否认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山岳的高度是相对比较容易克服的,城市周边的许多山体也确实被开发成了居住区。由此也让我们想到,一个社会如果不愿意做科学、做技术进步的努力,也只能是长期停留在“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感叹上。这样的分析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思考技术进步因子,技术进步在左右着遗产的范畴变化。随着发展的进程,那些现在不适合人居的地方,有一天会作为人类居住地的候补空间,自那时以后,双重遗产也有可能出现在沙漠。
3.文化景观
(1)视觉
既然有文化遗产概念,为什么还要有文化景观概念?两个概念都用文化作前缀,而主词一个是遗产、一个是景观,可见前者强调了古来遗留,强调了包含时间在内抽象的性质,后者强调了视觉效果,时间和视觉是两个正相交的要素。
一个无论多么悠久、多么珍贵的舍利子是难以成为文化景观的,因为其太小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也不是一个景观,因为太大了,只有到外空间才可以看到那个整体,目前看到地球景观的人少之又少,我们看到的是相片、图像而已。可见,景观提示我们对象物的大小和观察距离,在此基础上才有景观内容上的震惊(shock)效果,景观是指与人类的视野和价值取向相匹配的可见物。
由所见再加上所闻而意识到遗产概念的存在,上升到理念层面后会让人们忘记视觉的第一功臣作用,好在总有先知者存在,文化景观总算被提了出来。文化景观是返璞归真的结果,其强调了感觉的震撼而不是在强调感知。
在先想到文化遗产、后意识到自然遗产,但两个意识出现的间隔很近并被一并正式提了出来的情况下,按照已有的思考方式继续有意义的思考,接着才推出来双重遗产概念,而文化景观是思路发生转折才能够被提出的概念,文化景观毕竟直接提示了视觉。不能说我们经过一番前行又回到了原点,但可以解释为认识本身就具有一种螺旋轮回性质,也可以认为是我们走得太远、太快,漏掉了一些东西,现在只是捡回我们的遗漏。也可以这样认为,我们一开始就错误地领会着原则,以为遗产保护如同一场比赛,期望达到什么目标,其实遗产保护是没有终点的,人在路途上努力地做就可以,参加者也不存在相互竞争的问题,否则那样就有了功利性,这也会多多少少地违背遗产精神。
文化景观强调的是视觉效果的存在,什么样的存在具有视觉意义?形状、大小、颜色、质地、观察点、观察者的初始风景(青少年成长期所获得的居住地典型风景印象)等,这么多的要素能被提出来本身就很不容易,接下来是不是要三角形、四边形等逐一地评价,然后再做组合研究?可想而知难度是多么的大,难怪学者只是一带而过写明文化景观概念出现于1992年的第16届世界遗产大会,此外再不做进一步的展开分析。
由此引出了这样的思考:社会熟知的概念一旦进入了学术领域要不要做界定?多数学者是不对文化景观作界定的。如果作界定,是做概念性的界定好还是做全面性、精确性界定好?做全面性界定肯定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既然做不了精辟无遗漏的界定,那么做具有针对情形的界定是不是对界定者更有实用意义?
(2)文化景观的三种(形成)类型
第一,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这个说法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旅游资源不可创造、旅游资源不是为旅游创造的观点,两个视角有些对立。这些景观在建设之初就包含了为人们观赏的动机。
第二,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它又包括两种类别:一是残遗物(或化石)景观,代表一种过去某段时间已经完结的进化过程,不管是突发的还是渐进的。它们之所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还在于其显著特点依然体现在实物上。二是持续性景观,它在当今与传统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而且其自身演变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同时又展示了历史上其演变发展的物证。有机进化的景观与旅游学中的旅游资源当初都不是为了旅游而形成的观点异曲同工,提示了一种先在性,继而可以上升到自在性。
第三,关联性文化景观。这类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此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遗址、自然景观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调查和审议,可列入《处于危险之中的世界遗产名录》,以待采取紧急抢救措施。关联性景观的说法让我们想起了诺曼底登陆点的景观,那个景观原本没有什么,即便是有特征也不是什么突出的特征,诺曼底那个景观提示着那场战役的转折点,完全是一种关联而让来访者倍感肃然,而不是主要通过发现石壁上的弹痕等物证来促使我们确信的,这样的情景类似于旅游学术领域中场所依赖或者场所依恋所提示的那种氛围。(www.xing528.com)
分析也可以说是三个标准的内容,我们会得到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文化景观不以时间为突出的意识性指标,第一特征就是视觉效果,至于形成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那种多样性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类型,也即为了获得各种类型而要铺垫各种成因的分析,而不是以实物为起点、以成因为终点,这一点与旅游科学中的一些观点正好相反,旅游科学喜欢让实物(实践)做铺垫,以获得抽象为目的。
(3)可用作为下限参考的院落尺度
当诸多变量难以组合成函数或者难以求解时,就有了函数或是数值计算的说法,对文化景观的研究也可参考这一思路。既然人们不能给出关于文化景观的一个统一的函数,那就做出几个自己有能力掌控的类型来,量力而行。文化景观关注的是视觉和表象,那么景观体量、观察点就有了思考的切入意义。多大的面积对人而言是可控和惊讶的分界线?随着这样的思路,如果非要探究出那个面积的数值,就把丰富多彩的旅游搞得没意思了,许多可贵的想法迈出一步就夭折是十分可惜的,其实院落就是一个很好的有参照意义的空间面积单位。
院落有大有小,但人们对常见院落的大小是心中有数的。旅游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才被研究的,百姓家的院子有多大,不研究百姓就会让研究的社会性弱一些。即便是在原始社会土地随便占的时期,半坡遗址的围圈也不是很大,因为再大就让居住者感觉到不方便了。日本学者提出了500m原则,即旅游者靠步行游览超过了500m距离就会感觉到累,疲劳之际谁还会将景观放在兴趣的第一位?如果将房屋作为中心,在房屋周边画一个周长为500m的正方形,那么边长的大小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有思考途径的数值总比得不出结论的思路要好,有系统见解的说法总比只是以反例评述而自我仅是只言片语、不自成逻辑的说法要强。豪门的宅院可能更大一些,紫禁城更是大边方城,其如同确定重量单位一样,毫克、克、公斤、吨等多级单位,为什么公斤是基本单位,我们有没有想到人的体重在起什么基准作用?自然人的本能感知是有个基本范畴的,景观就是基于视觉的本能基本阈值而得出的一个认识概念。
正是由于人类存在这种本能的基本阈值的性质,当因社会发展而让有关的指标发生变化时,人们会演化基本单位。比如,人们原本对十位数、百位数和千位数掌握得十分透彻,不然AHP方法就不会以9为基本参照数了,但当工资收入大幅度提高时,让人们对万位数的了解更有概念了,此时人们经常不关心百位数。
(4)瞭望塔(台)
如果说院落可变相地作为景观尺度的下限,那么多大的范围是上限?如果非要找到诸如农场之类的概念固然可行,但似乎“一根筋”式的执著思维,未免让旅游太单调了,实际上变势思维的活力很强。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高处看的范围大,与其穷追那个空间上限而将我们自己逼上思维绝路,还不如由大小范畴视角走到高低垂直轴上,这样就让瞭望塔可以成为那个上限关系物,而且这个物是实在的。
巴西利亚是座年轻的城市,自1960年被建造完成,到1987年被联合国遗产委员会批准为世界遗产,这期间仅间隔了27年。1956年巴西政府决定巴西利亚为新的国家中心,建筑师非凡的想象力,让这座城市处处和谐对称,空中俯瞰巴西利亚,就如同一只展翅的鹰。离陆和降落中的飞机,可谓是常人可至的最高瞭望场所了。
可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似乎更重视本质意义,文化景观更注重外观,而且是在以人类本能视觉所受到的刺激且与经视觉而记忆的图片库做比较而得出的概念,进入这样的意境才可以在这个概念上做自主性的展开研究,而不必等待外国学者能够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后再翻译过来。
(5)文化景观实物
那么现实中哪些存在已经被定位为文化景观,与其在联合国“原话”上用力挖掘具有猜测性的精神实质,还不如拿来实物看看更有效率。庐山是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以文化景观名义进入世界遗产清单的遗产地,显然美山可以是文化景观,而什么是美却说不清楚,实际上公众认为的美提示着一个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是山,一些其他的存在也被认为很美,但没有成为文化景观,那可能是因为这些存在的其他功能盖过了美的功能。一桌子料理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香,不饿的人可能首先想到了美,可见对事物的认识需要依据条件分解。
按照成因前面已经给出了三种类型的划分,人类为景观而景观的建设与有机进化的景观都成为文化景观,完全相反的初始动机却走到了当今人类认识的同一个目录下,此情此景要求我们进入语境分析层面。前者说明的是以前建设的但我们现在看到它时,第一位让观者为之所感动的反应是视觉效果,第二种情形是指那些第一功能被习以为常或忘记的对象物。故此,第二条是指那些第一功能消失或被轻视而第二美感功能凸显的存在。故原文中“有机进化”的说法,是在提示我们习以为常的前提,如果不是有机进化,人们第一眼一般会发现建筑的第一功能,而许多建设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美感,第二条本身就是要在以第一目的不是为了美感而建设的范畴中找文化景观,那么必然要“压打下”第一目的的“气焰”,那样才能让第二效果走到第一的位置上。关联性文化景观是指文化的、但文化必须要退位于其次的景观,因为文化突出的话必然想到遗产性,又会引导人们走向久远年代的那个意识轴上,景观味道就会被压到下层,也只有通过联想才可以想到文化的存在,这样就让关联性文化载体具备了成为文化景观的条件。
上面的语境分析很重要,学习者在学习中至少可以以之为参考。
除此之外,联合国还提出了“不应排斥线形的交通运输形成的区域”的说法,这一条所谈的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一直极为重视的线形文化景观,美国已经盛行多年的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说法,便是针对此类文化景观而提出的。由此也就有了遗产运河和文化线路的相继表达,有些已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景观概念确实复杂,不提出不行,而提出了又会很不清晰,人们一方面提炼它的理论精髓,又担心会因搞不清楚而遗漏,故此,不要拘泥于文字框框而坐失保护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景观的时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联合国也强调了不应仅仅限于上述标准而排斥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景观,学习者要掌握这个活的灵魂。
4.非物质文化遗产
(1)逆向思维的概念
遗产是前人留下的物,这是主逻辑思路。类似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先在“人”字上做逆向思维,非人的范畴中理所当然地推出了自然遗产。而后在“遗产”上做逆向思维,遗产原本就是指有形的物质存在,而在非物质范畴内思考,于是就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炉。
(2)最初概念的先天不足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然而,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概念存在的时段很有限,在2001年公布了19项、2003年公布了第二批28项后,2003年就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名,少了口头字样而增加了“文化”两个字。
最初为什么要将口头单独拿出来与非物质来并列,口与手来并列才符合逻辑,我们只能猜想口头的作品因为没有实物,保护的紧迫性显然要高于手工作品,手工艺失传,但既有的手工品能够留住的话,那也不是最糟糕的结局。或许以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做代表再加上其归属类别能够兼顾理解地上升到理性,因此就有了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说法。然而,当人们已经认同了人类口头非常重要且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时,口头两个字就成了多余的前缀,此时,用作替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就登场了。
虽然说是最初概念先天不足,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的都是世界级的专家,这些专家怎么会具有这样不让普通人信服的、有缺陷的语言逻辑?其实这样的认识过程是符合一般规律的,前述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类总是在选择重要性和兼顾全面、追求理性上的平衡中做努力。认识是有过程的,先认识什么和后认识什么是有规律可循的。
虽然先天有缺陷的概念被很快地替换掉,但那个认识过程还是值得揣摩、值得记忆的,即不但要追求最终的认识结果,认识过程也很重要。想必专家最先意识到的是口头遗产,确定这个第一位成员后,为了不出现遗漏,又设置了一个“托盘”(日语中也有类似的承皿说法)以承接疏漏,有具体特征描述的“托盘”做法已经比我们古老的“其他”做法要高明了一筹。口头发出的是声音,声音能不能用非物质来概括?声音是物质还是非物质?非物质遗产一定是文化的吗?有没有非物质的非文化遗产?如此考虑肯定会把我们引入虚无的抽象哲学中,如此着魔的冥思苦想可能会淡化对遗产的保护意识,甚至因求全不能而压制了初衷,不能深入分析疑问从而产生了困惑。由于将口头归为非物质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在非物质和遗产之间增加“文化”两个字也很少会引起人们疑虑的,毕竟羡余是人类很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这样更加明确了价值取向。
(3)以人类做载体
虽然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做概念,这类遗产基本上都是以人为载体的,我们不好将人比作物质,故此以非物质冠名。这样的考虑提示着诸如指定与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的保护路径,推进与凝视,在两种认识问题的姿态中,遗产科学更适应前者。
(4)“触摸不到的”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非物质之英文名称是“intangible”,准确翻译应该是“触摸不到的”,如果这样翻译,就不会提出上面谈到的声音是不是物质的问题,我们只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这样遗产的存在,如果触摸那只能是触及到载体。然而,我们这个民族自造字造词起至今,没有创造一个与触摸不到同义的二字词,不同的民族对生活捕捉的重点存在着差异,构词习惯也不同,由此也影响着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进程。
中外各自语言的核心词汇库是不一样的,既是文化差异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进程差距的结果,英语世界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到我们这里怎么翻译都有些陌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是目前最好的,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日本和韩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为“无形文化财产”,同样使用汉字,但创造出来的情境还是有差异的,对此我们还不好评说什么。
(5)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做载体,而人是流动的,认识到这个层面时就有了文化空间概念,它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术语。当我们确认多种多样的“水果”时,一旦发现它们可以装在一个篮子里,“一筐水果”的表达经常是很有效率的。199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对“文化空间”作了如下界定: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可见,文化空间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5.五种遗产与遗产分级的比较
五种遗产类型与遗产等级的三加一划分是两个正交的角度,等级划分是从规模与质性上的排序考虑,具有生产性意义,秩序性为生产者和管理者提供了选择,人们都愿意选择高级别的资源来利用,但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认识问题,公共领域还应该倡导“适能适级”,即按照能力管理相应级别的遗产。一个村庄管理紫禁城显然不合适,但如果没有限制,哪个村都想承担管理紫禁城的工作。五种遗产类型是从形成学或功能角度进行分类的,因此直接的生产性启发不大,人们也容易认为他们是并列关系,只是本书认为并列关系略有不妥,为此提出了斜列关系以供读者参考。
从时代序列角度上讲,还会有现代遗产概念的出现,其也是与五种遗产类型正交的一种思路。五种遗产是基本的分类,是对遗产集合的无剩余的分类,现代遗产、遗产等级都是从其他视角考虑的,是处于补充地位的。在一个平台上必须以一个视角来做严密的、无重叠成分的科学分类,而在立体范畴内认识问题时是可以多视角并存的,为了清楚地认识对象,我们不在乎路径如何,人们总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视角。故此,视角多样化是合理的,其原因在于是众人参与了认识,这种主体成员数“井喷”式的剧增,丰富了既有学术认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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