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丹插队杂忆-聊天心语

志丹插队杂忆

楠凌娜

算起来，我到志丹县插队已是40年前的事了。可当年插队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想忘都忘不了。不但忘不了，人越老，回忆反倒越清晰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陕北”两个字，心里就会涌动着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总在温暖我，润泽我，沁我肺腑。我不是文人，也非诗人，无法用语言去进一步描述，还是让这种心底的感觉转化成下面的文字吧。

1969年2月的一天。北京站。一列满载赴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列车就要启程。站台上锣鼓喧天，彩旗飘舞，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列车终于长鸣一声，缓缓驶离站台。刹那间，车厢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这伤心欲绝、声嘶力竭的哭声整整持续了十几分钟，才慢慢平静下来。不知什么时候，车厢里又飘荡着歌声、口琴声、打扑克的喧闹声……到底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呀!四十年后，每当我回忆起离开北京的那一天，那地动山摇的哭声仍在耳边萦绕。我们是哭着告别了少年时代，哭着迎来了青年时代。

我们当年从北京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志丹县走了三天三夜。到铜川后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坐了一整天大卡车才到达延安。一路上，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幸亏我穿着我妈给我的羊皮大衣。我妈咋就那么高明呢!到了延安，晚上躺在小学校的课桌上，真够冷的。幸亏有我妈给我的羊皮大衣。第二天又坐了两三个小时的长途车到了志丹，队里赶着毛驴车把我们接回知青点。(现在北京开往延安的火车15小时48分就可到达。延安到志丹的高速路修好后，开车30分钟即可。)

1969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志丹县城关公社麻地坪大队麻地坪小队过的。每天轮着到各个小队的老乡家吃派饭。坐在火炕上，吃着扁食(饺子)、饸饹、油馍馍、黄米炸糕、米酒……可惜不会盘腿，每天都是歪着身子靠在炕桌上吃饭，尽管姿势不太舒服，可一点不耽误尽享陕北美食，就是米酒怎么喝都有泔水味儿。一次到康家沟小队去吃饭，我们穿着塑料底棉鞋，一步一滑，双手、双脚并用，才“爬”到老乡家，吃上了那顿饭。那年正月又赶上我们村里好几家娶媳妇，天天有吹鼓手在庄里，唢呐声、笛子声、敲锣打鼓声震耳欲聋，热闹极了。我们天天忙着吃喜酒，串门子，离开家的惆怅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转眼开春，该干活了。

最怕干的活:担粪。当年我连水都担不起来，每次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那两桶水就是纹丝不动。无奈，每次轮到我做饭，都去房东家借个小铁桶，一桶一桶往缸里提水。我当时最怕干的活就是担粪，担子一上肩，腰就弯了，肩膀歪向一边，走路晃晃悠悠，腿肚子转筋，真的太狼狈了。

最喜欢干的活:拉粪。每天赶着小毛驴车到县上拉三趟粪，一路上嘚逑嘚逑赶着车就像逛县城，又轻松又有趣。可有一次，到县医院后院拉粪，听说哪个公社的一个女娃娃得了大脑炎死了，放在太平间里。我们装粪时，透过太平间的门缝看到一个花头巾，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拽着小毛驴车就跑了。

最快乐的活:拔豆子。秋天，我们到山上拔豆子，老乡挖个坑把豆子埋在火里，不一会儿，噼噼啪啪一通响，烧豆子真香呀。

最郁闷的事:我们刚去时男女生没有分灶，男生不够吃，女生吃不了。当时我们跟队里的男生不认识，也没有互相帮助的愿望。有一个月，粮食眼看不够吃了，男生毅然决然要求我们全体知青吃麸子、米糠。我和马明受不了，一天晚上偷偷炸黄豆。大铁锅，一点油，煤油灯看不清。我说差不多了，她说再炸一会儿。好家伙，眨眼工夫，一锅黄豆变成了黑豆，全糊了，真郁闷死了。那个年月，能吃到嘴里的东西真的不多，人人都特馋。无奈，我们只好每天揣上一把黑糊豆，趁着没人扔到地里，一连扔了好几天。

最硬的道理:当年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山上除了长一点庄稼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草都不多。听老人们说，30年代山上长着茂密的梢林，经过几十年不断的砍伐，梢林早已消失了。我们插队时烧的柴要到几十里外的永宁去购买。人常说:陕北开荒，河南遭殃。当年，只要下大雨，就发洪水。1969年夏天，我们刚去就目睹了一场特大洪水。我们村前明明是条小河，平时只要踩着几块垫脚石就过去了。可刚下完大雨，小河转眼就变成了一条咆哮的大河，洪水怒吼着冲向下游，河床一点一点被洪水冲刷着，拍打着，扩大着。河上时不时漂过羊啊，牛啊，树啊，有时还有人。但老乡们都不怕，因为我们的村子地势高，根本淹不到。这就发生了下面的故事:当年志丹县山上虽然荒地很多，为了水土保持，县里三令五申就是不让随意开垦，可队里带着我们常常偷偷摸摸到背山开荒。原因是现有的山地非常贫瘠，一亩地就打几十斤荞麦，产量极低。当时的条件又没有充足的肥料，有时毛驴驮一点点羊粪上去，也不顶事;而荒地相对比较肥沃，刚开垦的地当年收成一定不错。我们就隔一段时间开一块，隔一段时间开一块。荒地上长甘草，一根一米、二米长;荒地上开着山丹丹花，真像歌里唱的，山丹丹开花红格艳艳。我们开完荒地，中午休息时手里捧着山丹丹花，嘴里含着甘草，哼着信天游，躺在山坡上晒太阳，真是惬意呀。在这个山高皇帝远，鸟不拉屎的地方，谁还管它水土流失不流失呀，何况发水也发不到山上呀!填饱肚子才是硬道理。所以当时偷开荒地是普遍现象，上面管不过来。现如今，志丹县早在十年前就已封山育林了，山上又长满了梢林，山川秀美那就不用赘述了。

最不靠谱的庄稼:当年是计划经济，种什么庄稼要听上级领导的。有一年，领导要求我们队里种红薯。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北京娃娃可高兴坏了，天天盼着能吃到红薯，尤其是烤红薯又香又甜的。那时的志丹新鲜蔬菜种类极少，整个冬季只有三种主打菜:洋芋(土豆)、胡萝卜、酸菜。洋芋就像我们的亲娘老子天天离不了;上顿，洋芋熬酸菜;下顿，酸菜熬洋芋;昨天刚吃完炒洋芋条条，今天又吃洋芋炖粉(条);明天琢磨着吃顿洋芋拨拉子(洋芋擦丝拌上荞面蒸熟，放上作料，拨拉着吃)。说实话，自打离开陕北的那一天起，我大概有十年没碰洋芋，尤其是食堂里做的没刮皮的洋芋。言归正传，为了种好红薯，县上特意从山东请来了技术员，住在队里，手把手地教我们。那位技术员也非常敬业，每天都在地里转悠，有时操着典型的山东卷舌音给我们上课，传授经验。很快红薯秧子长出来了，绿油油的，非常茂盛。他就隔三差五地用一根棍子教大家把红薯秧子翻过来翻过去。都盼着秋天有个好收成!上级领导盼着志丹试种红薯成功，增产增收;我们盼着快点吃到香喷喷的烤红薯。可盼来盼去，谁承想志丹种的红薯只长秧子，不长根，试种失败。后来，上级领导又让我们队在河滩地种玉米。那年月，什么庄稼高产就命令种什么，先填饱肚子再说。到了秋天收成是有了，可玉米不耐旱，产量并不高。最关键的是志丹农民不习惯吃这种粮食，在我印象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吃玉米(我们在北京玉米吃得够够的。玉米面窝头、玉米面糊糊、玉米面发糕……)。于是，他们就创造性发挥，先把玉米粒炒成玉米花，再把玉米花用碾子压成面，叫炒面，再用小米粥去冲炒面。太干了，真不好吃。一开始，我们还天天吃玉米花，真香呀!后来也吃烦了。其实，那片土地还是最适合种谷子、糜子、洋芋、荞麦……如今，听说我们队里早就退耕还林了，根本不种粮食了，都是买粮吃。从前我们吃到的陕北美食:油馍馍，黄米炸糕，荞面饸饹，米酒等，他们如今也很少吃了，都吃大米、白面了。

最有趣的事:干活休息时，老乡都忙着把衣服撩起来，只听得一阵噼啪噼啪声，他们的指甲上还有血。一开始，不知道在干什么，后来才明白，是在捏虱子。两种虱子，一种是会爬的大虱子，一种是虮子。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年陕北的女人从不织毛活，织毛袜子是男人干的活。只见男人们随身带着羊毛篓篓，一边捻线一边织毛袜子，有的男人还会织毛衣，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

最难熬的一夜:当年在队里干活真是挺苦的。对了，先别提干活，就说走路，我们都有问题。这里到处都是山，天天爬山就是走路，走路就是爬山。可苦了我们从小没爬过山的腿和脚了。我的脚上最多同时长三个鸡眼，真疼。那时候老乡家都住在半山上，冬天山路又滑又陡，我们去串门，每次都是双手、双脚并用，才“走”上去的，真丢人。苦是苦点，日子一天一天也就过来了。最严峻的考验发生在1971年冬天。县里在孙岔大兴水利，我们队里派了数十人赶赴孙岔，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和猪娃、道道、徐生芳住在老乡家。插队以来从未长过虱子，因为没跟老乡住在一起。这一回，在劫难逃。还好，头上没长。我们一天三班倒。最难熬的是晚班，深更半夜，飘着鹅毛大雪，我们仍然战斗在工地上。最让我烦恼的是我从北京带来的轮胎底棉鞋，根本走不了山路，一步一滑，猪娃只好每天当我的拐棍。后来实在不好意思，我就只能穿雨鞋干活。那个最难忘的，最难熬的一夜就发生在此时。一天晚上，承蒙县里领导关心，半夜，在水利工地给我们晚班民工放电影，我们冒着大雪站在工地上看。不一会儿，我们的脚就冻僵了。大家集体跺着脚看，不行，蹦跶着看，还不行。脚都冻疼了，怎么办?这时我已经快哭了，猪娃拉着我到处找地方，最后还是跑到老乡家，坐在炕头上。窑洞里早已坐满了想看电影又被零下十几度严寒逼迫放弃的人们，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电影放完。那年那场难得的电影不是被人们看完的，是被人们等完的。看来有时看电影不一定是享受，劳动也不一定是受苦。那天晚上真难熬呀。

在水利工地时还有几件有趣的事。我每天都要洗脚，灶房里有热水，我就把洗脚毛巾挂在灶房较隐蔽处，事先做了郑重声明。一天我突然看见做饭老汉拿着我的洗脚毛巾在擦锅台，我就吼起来:“那是洗脚毛巾。”老汉一愣:“没事，以水为净。”我当时就崩溃了。他到底用洗脚毛巾洗了几天碗了?

还有一次，只看见做饭老汉双手举刀对着案板上的酸菜一通乱剁，天啊，我恍然大悟，我说怎么每天吃饭时酸菜都是七长八短，有的时候夹起来的竟是整片叶子。原来不是切出来的，是双刀老汉剁出来的。吃饭人太多，实在忙不过来。

一天在工地打夯，我们队里几个婆姨和其他公社的男娃娃、老汉们一块干活，中间休息时我们就用夯绳进行拔河比赛!我突然心生一计。我们喊着: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突然松手。只见对方老汉、娃娃们也喊着: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同时倒地，顿时摔得人仰马翻。站在最前面的老汉，一个屁股蹲儿砸在三个男娃娃身上，滚成一团。我们捂着肚子笑得差点断气。到了晚上，我躺在老乡家的炕上，不停地嘎嘎嘎嘎笑。旁边的人都睡着了，我还在不停地笑。房东老太太一遍又一遍地说:这个女子笑甚哩，这个女子笑甚哩。

驻队干部老谭那年专程到水利工地传达中央文件。那份红头文件好像跟日本有点关系。老谭是关中人，把“日”读作“儿”，一晚上我们都是听着他的“儿本”、“儿本”度过的，笑死人了。

最可笑的错误:陕北人把白读作“别”，白菜，就成了“别菜”，白云就成了“别云”，依此类推，白老师就叫成了“别”老师。话说那年队里的小学教师“别”老师生病了，队里找我去代课。农村的小学校不分年级，都在一个教室上课，刚上完一年级拼音，又上二年级算术;放下二年级的书，赶紧拿起三年级的课本，一通手忙脚乱。副课我最不擅长画画，唱歌可难不倒我，平时我挺爱唱的，自信满满。有一天，我教娃娃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歌词不长，很快就学会了。我一边打着拍子，一边说:再大声唱一遍!再大声唱一遍!因为我总是感觉到娃娃们一唱这首歌就发蔫。难道他们不爱北京天安门?(www.xing528.com)

过了几周，“别”老师就回来了，我又回队里干活了。有一天，我突然听到广播里放这首歌，当时，人就傻了。我把节奏教错了，应该是2/4拍，每小节两拍，我给教成4/4拍，每小节四拍了，节奏整整慢了一倍。我——爱——北——京——天——安——门——，拉着长声唱了。怪不得，娃娃们一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无精打采的;怪不得本来活泼好动的娃娃们，一唱这首歌，动作全部进入慢镜头;怪不得当时怎么听怎么也不像唱歌，像念歌。你说我咋那么有“才”呢?(写到这里，我用鼠标点了一下保存，站起来自己试着用这两种节奏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结果还用说吗?)我当年可真误人子弟呀。后来，我到延安师范上学时，特意认认真真学了简谱，考试成绩挺高的。我都想好了，等到我再回队里，一定找个机会，再教唱一下这首歌。这次，我一边拍手，一边跳，一边唱，我就不信节奏还错呀。哪儿跌倒，就得从哪儿爬起来。

最可怜的狗——大黄。我们村里有一只大黄狗，哪来的也不知道。没有专门的人家喂养，一天到晚溜溜达达，走到哪，吃到哪。一年，因为老偷吃(多新鲜呀，没人喂，不偷吃早饿死了)，村里人实在忍无可忍，一致要求为民除害，大黄可活到头了。那天只见刘汉生他大(“大”读作“达”，是陕北话“爸爸”)刘老汉用一根绳子牵着大黄在村里走来走去，大黄也不明真相，乖乖跟着溜达。后来才知道是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吊死它。最后，好像是把大黄推到峁畔下边吊死了。大黄在沟里一声一声凄厉地哀嚎着，刘老汉和几个碎小子在峁畔上边紧紧拽着绳子，直到大黄断气。村里就属刘汉生做饭的手艺最好，大黄是在他家的大锅里煮熟的。全村二十多户人，家家拿着碗去分肉。他家的锅台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碗，他就一勺一勺平均分配。我们好像也拿着碗去了，要不我怎么能看见他家灶台上那堆碗呢。吃没吃就忘了。风水轮流转，如今，狗又成为人类的宠物了。听老胡说，村里人如今养了大大小小十几、二十只狗。想当年的大黄在村里生活了那么久，没功劳也该有点苦劳吧。大黄啊大黄，你怎么没活在今天呢!活在今天你就是心肝宝贝，不可能是一盘菜了!大黄，你死得好惨呀!不知过了几年，听说刘老汉一次出去拦羊(陕北话“放羊”)，跌死在山沟里。当地人的风俗，在外面死的人不能拉回家里，最后丧事如何办理的就不得而知了。

最该感恩的人:当年，初到队里时按规定吃了一年商品粮。秋天到了，我们跟农民一样分了粮食，就没有商品粮了。我们分的可都是带壳的粮食:谷子、糜子、麦子、荞麦等。要让这些粮食都变成能吃到嘴里的小米、黄米、白面、荞麦面那可都得上碾子，上石磨，这种活技术含量极高，我们北京娃娃根本不会干，怎么办呢?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人。没有这个人的帮助，我到今天都不敢想象，当年的插队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房东——胡海兰(我们当年刚到队里就跟她住一个院子)。其实胡海兰(我们叫她老胡)在志丹县也是小有名气。原因之一，她的婆婆在30年代曾经喂养过李铁映。这事在当地人人皆知。他们家常年保留着李铁映当年使用过的小木箱等物品，李铁映曾多次接见过她，2005年还特意回志丹看望他们家。其二，胡海兰和丈夫在50年代都曾经参加过工作。别看是农民，她很有见识，很聪明，什么事都是一学就会;胆子也大，能说会道，精明能干，走路一阵风;就是成天烟不离手，像个男人，家里家外一把手。对外，不知为什么，她和历届县领导，县上各个部门的领导都认识，都能说上话(直到今天，老胡已经73岁了，县里、大队到北京办事还都要带上胡海兰。亲戚家的孩子要想找个好工作，也都要拜托老胡。是个人物吧!)。对内，她家务活干得特利索，做饭又麻利又好吃，家里的灶台，酸菜缸，瓶瓶罐罐永远擦得干干净净。当年村里评价一个婆姨是否能干，一定要看她家灶台和以上器皿是否干净。有邋遢婆姨的人家，来了干部都不往她家派饭。当年我们村里的确有少数几家当选。我们知青的灶台也得到了老乡们一致的高度赞誉“猪食槽”(话又扯远了，赶快回来)。另外，当年老胡在家对公婆非常孝敬，总是毕恭毕敬，从不耍脾气，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丈夫段立君，他俩可经常打架，她一口一个老和尚、老和尚(这里的“和”读“活”)。她只有一个儿子，那时正在上学，一天到晚一满哩不爱言传(这是陕北话，意思就是:一天到晚特别不爱说话)。

不知什么时候，老胡就成了我们尤其是我插队生活不可或缺的人物。先说她每天不离手的香烟吧。那个年月开会学习蔚然成风。晚上，全队人集中在小学校，不是念文件，就是斗私批修什么的。我们听烦了就在底下聊天。当时我们吃不惯荞麦面，每天晚上胀肚子，想放屁吧又不敢，那么多人开会呢，只好成天憋着，说实话挺痛苦的。老胡偷偷说:抽一口烟，咽到肚子里，保管管用。我们一试真灵，从此屡试不爽。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月，这个绝招为我们减少了多少痛苦呀!现在我总看养生堂节目，著名老中医、老专家都说:肚子胀喝点陈皮水什么的。我总在心里想，我还知道一招呢。可惜，就是不能说，因为抽烟到底对人不好。

冬天，分了粮食，是老胡，把我们的谷子放在她家的炕上炕干。夜晚，下着大雪，是老胡，穿上一件光板羊皮袄，提上马灯，在碾道帮我们碾小米。冬天，北风呼呼，是老胡，在磨道，帮我们磨白面。当年的陕北冬天可没有新鲜蔬菜，一定要在秋天腌酸菜，每棵菜都要洗干净再腌。秋风刮着，天真冷，水真凉呀。还是老胡帮忙。到了后来，我的同学都走了，队里只剩下我一人。我干脆带上口粮到她家搭伙。每天晚上吃完饭，聊完了天，她就不慌不忙提上一根棍子，一直把我送回宿舍(那时我已经不住在她家隔壁了)。从前庄到后庄，再到我的住处，也有一里多地吧，又没有路灯，有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是胆小鬼，草木皆兵。她可一满哩不害怕，走路一晃一晃，棍子一抡一抡。到了宿舍，必须她先开门，我后进屋。天天如此。

故事还没完呢。

1972年我到延安师范上学，离开了队里。1976年我又回到县里工作。那年冬天，我回到县里还未分配工作，老胡正好抽到公社卫生院当赤脚医生(也不知道她跟哪学的医，就当了赤脚医生了)，我就住在卫生院里。那时我的嗓子发炎已经好几周了。老胡天天给我打青霉素(别看她是农民，可学什么都是一门灵，打针一点都不疼)，可就是不见好。我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就连呼吸都疼得要命。她一看，急了。有一天她找到一本培训赤脚医生的针灸手册，看完了，拿起我的右手在某个手指上扎了一针。顿时，立竿见影，我的嗓子从此不疼了。东方红，太阳升，老胡是我的大救星。直到今天我女儿嗓子一疼，我就绞尽脑汁地回忆当年那位没学过医的赤脚医生，到底扎的是我的哪根手指，那么神奇!那本传授赤脚医生针灸穴位的是什么书?谁编的，那么管用!我曾经问过老胡，她说，她什么都记不起了，就连那件事都忘了。我可没忘，一辈子都忘不了。今天谁要是非议当年的赤脚医生，我都得跟谁急。我当年可是被一位既没文凭，也没职称，甚至没学过医的赤脚医生救过的，不能没良心。

老胡是我的大救星吧?没错!可老胡也出过“馊主意”(起码在我妈眼里)。当年我回县里工作有两个地方可以选:市镇小学、县中学。老胡说:“别去中学，我见他们天天带着学生娃娃到河滩劳动，累死人了，一满哩不好!”好吧。我没再想就要求去了小学。我妈知道了说，你怎么在延安大学学完英语又去教小学呀?你知不知道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差别!天呀，我可没想那么多，老胡就更没想到了。我哪敢说是胡高参的意见呀。总之，我妈一直追问我犯傻为哪般?(其实我这人一直特傻，我妈怎么一辈子没看出来呀!)

对了，又想起一件我和老胡的故事。1976年，我妈决定把我调到洛阳。经过一番打听，找到了我爸当年在延安的老战友申伯伯。他一直在陕西省公安厅工作，当时正好下放在延安地区当公安局长。申伯伯对我特别热情，他老人家后来亲自跑到志丹县把我调动工作的事托付给了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这事板上钉钉了吧。其实调动工作可不那么容易，志丹当年的干部政策是“只进不出”，尤其是教育部门。我必须自己亲自去拜见县教育局刘局长，只有他同意了这事才算靠谱。我一听脑子就大了，跟老胡一嘀咕。“噢，没事。”她说。“没事”在陕北方言里读“莫(三声)死(四声)”。原来老胡和刘局长的婆姨是干姊妹，又是老胡带着我找到刘局长家。这次拜见是决定我当年返城的第一步，老胡又一次帮助了我。

老胡和我就是这么有缘分。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亦母?(她比我大16岁。)四十年来我们的联系一直断断续续。我虽然没有回去过，她可时不时来趟北京，我们也经常打打电话。

2010年3月，我们队里来了一拨人到北京。有朴实的大队长，小名叫二娃——当年我们去插队时他才是一岁的碎娃娃;有西服革履的大队书记——当年，我们在大队里天天晚上开批斗会，批斗的正是现任书记他亲爷爷——王光华;还有段玉光——我们当年队里一起干活的小青年，比我小一岁。1969年初我们去插队，正赶上16虚岁的他结婚。那时候吃饭靠老天，生娃娃靠自己。他们家的计划生育搞得特好，产量高且速度快。他早早当上了五个娃娃的大(爸爸)，如今又当了九个娃娃的爷爷。他退休了，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老胡又来了。老胡胖了，还是那么精神。这次又被干部们拉到北京办事来了。能人就是能人呀!到老了还是能人，不服不行。老胡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一辈子戒不了，嗓子也抽哑了。看到她，我暗自庆幸，当年她教我的绝招，没有让我招上烟瘾，万岁!老胡一遍一遍催促我:我老了，赶快回来吧。回来串串吧。是啊，我也老了，今年也快58岁了。光荣退休已三年，可还在上班，至今回去的行期一拖再拖未定。

我，早该回去了。听说，如今的志丹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现石油了!有钱了!财政收入上十几个亿了。县城里到处高楼林立，万孔窑洞一眼望不到边(他们带来的光盘我看了)。当年的麻地坪大队也今非昔比了，麻地坪的河滩上也盖起了密密麻麻的房子，如今的陕北人都不住窑洞了。听说今年七月，队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竣工了，家家都是三层小楼。

我，真的早该回去了。可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情结。我想看的还是当年的小窑洞，还是当年河滩上沉甸甸的谷穗;还是当年山上开着的山丹丹花;还是当年的小河，一下雨就发大水;当年的石头磨;当年的石头碾子;当年的油馍馍;当年的荞麦饸饹;当年的善良纯朴，披着光板羊皮袄的陕北农民;当年在山上一边赶着老牛犁地，一边放开喉咙唱信天游的马明德;当年挂着羊毛篓篓，边走边织毛袜子的汉子们;当年锄地休息时打情卖俏的婆姨们;当年的碎娃娃们(“碎”陕北话“小”的意思):骡子、黑狗(“黑”读“喝”)、猪娃、大瘪脸、道道、锁香、臭儿、轴儿……(以上都是人的小名。当地风俗:娃娃名字起得越贱越好养。)你们今安在?你们今安好?听说黑狗婆姨已经去世了。1969年我们刚去时，还参加黑狗的婚宴呢，每人交了一块钱呢。当年的份子钱就一块，不知如今的行情了。

也可能这一切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了。还是回到现实吧!今年夏天我打算回去好好住几天，好好串一串，回忆回忆过去，品味品味现在，憧憬憧憬未来。

……

当年我在麻地坪只生活了短短三年时间，没想到这段经历竟然像一颗缓释胶囊一样慢慢地在我的心底释放着。四十年了，直到今天它在我的人生中仍然释放着巨大的能量，它关照着我，抚慰着我，温暖着我，推动着我:不断地审视着自己的心灵，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习性，不断地升华着自己的人格……这，就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吧!

当年志丹的那山，那河，那川，那人，那狗，那窑洞，还有那么多的人、事、物仍然在我的回忆中。回忆仍在继续……

*作者系原志丹县麻地坪大队麻地坪小队插队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