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丹双河插队，那年的回忆-书名聊天心语

那年，我在志丹双河插队

屠小渝

到达陕北农村的第一天

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不记得去往陕北一路上的情景，有些人说，到了延安在哪里吃饭吃的什么、在哪里睡觉怎么睡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哪怕是看到了这些文字也一点回忆不起来。只记得站台上一群朝夕相处的同院玩伴向我挥手，当火车“咣当”一声开动，我的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我站直身子把脸藏在双层玻璃后边哭得一塌糊涂，气都喘不上来，全车厢也是一片哭声。列车离开了站台离开了北京，我好不容易坐到位子上，正沉浸在离开北京的复杂心情中，对面坐着的男生冷冷地说:“有什么好哭的!”那是一个蓝衣蓝裤个子不高的男生，恼羞成怒的我马上要求他们调换到另一头的座位去。当时半车厢男生半车厢女生，刚好我们是最中间，和男生面对面。调换了座位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坐在了一起。我们班一共有10个人一同到陕北。毕竟是和要好的一帮同学一起走，没有一丝孤独感，就好像坐火车出去玩一样，大家还带了零食和扑克。随着火车越开越远，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我们乘车从延安往志丹走，道路七拐八拐，上山又下山，一路上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光秃秃的，只有一些灌木丛在山沟沟里。在北京就知道延安有枣，陕北盛产枣，可一路寻找枣树林却一直看不到。到了双河南沟门南边才看见有一片小小的枣树林。让我特别郁闷。

从延安出发的时候知青人很多，到一个村子放下一批人，到向阳沟的时候最热闹，下去一大批人，到公社以后人就少了。最后车里就剩小沟队和我们队的人。当时小沟队没有地方给知青住，暂时住我们曹家沟。我们住的是先人(不知道是什么人)打下的石窑，还挺多有4孔。窑洞还不在村子里，和村子隔着一条小河，他们住河北边的山上，我们住河南边的山上，所以更加偏僻。到了我们住的院子，从车上卸下行李，我记得满院子都是村里大人孩子来看热闹。

1969年，双河公社向阳沟全体知青在卫生站前合影

那些人——怎么穿的这样破啊?我真怀疑自己的眼睛，破衣服给我的视觉极大的冲击，直到现在都历历在目。记得在电影里看到过旧社会的穷人，但是在表现旧社会的电影里却没见过穿这么破的衣服!

有两个青春亮丽的女孩子小脸红扑扑的站在窑洞门口，两条粗粗的大辫子垂到腰际。后来这两个女孩子天天甩着大辫子到我们院子里来，她们的衣服虽然很旧，但是没有什么补丁，整整齐齐的。可男人们都穿着黑棉袄，没有罩衫，为了抗寒，腰间扎着布腰带，下面的棉裤也是黑的，大小补丁满身都是，男人棉袄上更是有许多小洞没有布来补，黑棉袄上开满了小白花!每个男人头上都扎着白羊肚手巾，上边的结叫做“英雄结”。衣服虽然破旧，但每个人脸上都笑呵呵的，看着都是喜气洋洋的。

院子里放着两张学校的课桌，桌子上放着两个脸盆，盆里是面条(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是白面的面条，因为在北京面条都是白面的)，面条已经在汤里泡了太长时间，胖胖的满满的一大盆。看着面条我们谁也吃不下，开始有人哭了，更多的人哭了，全都哭了，哭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哭，但也是忍着的，火车上那个男生的话还在我耳边，就不哭!牙咬得紧紧的，心情很复杂，其实什么也没想，就是不想在第一天太。心里特别难过、震撼，不知道解放这么多年还有这样穷的地方，这样苦的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景象把大家吓着了(秀秀说是厕所把她吓着了才哭的)。毕竟才16岁，第一次离开家到了这样穷乡僻壤一个地方。

当时村里的田支书应该还讲了欢迎的话，现在不记得了。到了晚上，发现还没有电灯!贫穷偏僻可见一斑。当时队里给买了煤油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也学老乡用墨水瓶做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饭洗漱。只有在大家围坐在炕桌上看书的时候才点煤油灯。我们毕竟还有大后方——家长在背后支援着，这里的百姓几辈人都在这里生活(受苦)，他们才是最苦的。

我们这一列车知青是北京到陕北插队的最后一批，上山下乡虽然已经过去了40年，岁月并没有磨灭我对陕北的记忆，那里的人们生活那么苦，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干活的时候唱着信天游，嬉笑打闹。晚上队里开会，队长认真地讲生产形势。那是我告别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乡亲们的音容笑貌，陕北的山山水水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每一个的心中保留着对昔日生活的怀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那一段生活记录了我们的青春。

棺材板做锄头把

陕北的锄头把是有讲究的。要光滑有分量，这样锄地时省力气。

陕北的山大都是秃山，没有太高的树，我们附近南沟门有枣树大概是不能随便砍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砍枣树做锄把(枣木是很硬的木头，有很多节疤)。但是队里给我们知青买的锄头只有铁头没有把子，怎么办呢?我们先用柳树把凑合着。锄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不管我们怎么使劲也没有老乡锄得潇洒，因为我们的锄头太轻了。我们村里陕北老乡的锄头把颜色黄棕、质地紧密、手感光滑且分量很重，拿来一用真是省力气，他们说夏天用还凉爽，这样好的材料现在可没了，现在只能挖坟才能见到!棺材板呗!

我开始到处踅摸打听，红红(注:人名)的汉子告诉我有一个埋死人的地方问我敢不敢去，我表示可以看看。他一边坏笑一边带我在一处山崖找到一个小洞，他问我敢不敢进去，我不太相信死人埋在小洞里，应该有个尖形的土堆才是坟头嘛!看他笑得那样我就觉得他在骗我，问他有棺材没有，是谁的棺材，家里还有活着的人吗?他说害怕，没有进去看过，其他的不知道。红红汉是倒插门的，这村的事他确实不知道。全村的人也是陆续移民来的，原来本地的人一个也没有。

为了弄个好锄头把我爬进了洞里。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有一口棺材板，人已经没有了，只有一点骨头。我把棺材板扯了出来，队上给我们每人做了一根锄头把，就是那种凉凉的光滑的沉沉的，和老乡们的一样的锄头把。自从换了这种锄头把我们锄地省力多了。

当时我们村上移民来的还没有一个人去世，不知道当地怎样埋死人。据村里人说，这山上以前埋人的坟都是像土豆窖一样，在土崖上掏一个洞，把棺材顺进去，外边没有标志。我们跑遍了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没有看到过一个坟包，也没有墓碑!不久前，在网上查了陕北殡葬风俗也没有说怎样起坟。

村里的四眼狗

当年我们曹家沟村家家都养一条大狗，白天这些狗是不看家的，狗儿们整天低个脑袋到处乱跑，见人也不叫，到了晚上才各守家门。现在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它们都长什么样。独有一条狗与众不同:就是住在后沟半山腰的一户姓康人家养的四眼狗，那只狗是黑色的，在眼睛上方有两块白毛，就好像有四只眼睛一样，白天也叫声凶狠。

这只狗的康姓主人是陕北人，1960年以后全家逃荒要饭到曹家沟的，来的时候带着四眼狗。我想那时候四眼狗应该很小，因为我们1969年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正当年。

当年，村里的人就是住在一排老窑洞上，地面和村口公路齐平，从窑洞前边院子往下走不远还有一条小河，取水方便。康姓主人来了以后在这一排窑洞的最东边离老远才挖自己的窑洞，还比这一排高出一层。我们村的地都在后沟，每天干活村里人聚齐了一起走，到他那里就看不见窑洞口了，只见高台儿上四眼狗威武地站着，不断地冲我们狂吠。

村里人都说四眼狗很厉害，同村的男知青说它在老主人原住地咬过狼，所以主人很喜欢它。村里所有的狗都打不过康家的四眼狗!别的狗都不咬本村的人，康家的四眼狗还咬本村的人。我们有事去他家总要先喊他婆姨把狗拴好。

城里人总说狗是自家孩子，我从没听陕北人这么说过，但是陕北人从不吃狗，就是逃荒要饭也没想过狗是一块肉!

我们的试验田

我们到陕北都是自愿报名来的，是要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下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把农村建设好，至于在这么贫穷的地方怎么建设并没有规划和想法。陕北的老乡看我们是孩子，一口一个“北京娃”地叫着，确实我们是小了一点，还没有太多想法。村里人老是说我们北京娃来这搭受苦了，我们就不服气，非要好好干出个样子来。

第一年干劲大，我给农科院写了一封信。大家都笑话我，但是农科院真给我寄来了玉米种子。我记得当时农科院信上说要早种，时节和气温都说了。现在我才知道玉米分春玉米和秋玉米两种。当年农科院给的种子是春玉米，春玉米产量低，秋玉米产量高。

队里给了周河边七分地，在公路的西边。我们队男女生一起种了试验田。春天县里来了新的玉米种子，记得叫“白马牙”，听说一棵能结两个棒子。当所有的庄稼都没有长出来的时候，农科院的种子发芽了。村里的猪来了，鸡来了，我们轮流看守;又找了支书，支书的家在村口第一个窑，来吃苗的就是他家的鸡。我们声明谁家鸡再来，就吃了它!我们队男生打死一只鸡，支书婆姨不敢承认是他家的鸡，我们就把鸡吃了。以后再也没有鸡敢来了。

玉米长大了，我们从河里担水浇地，还好离河边很近。男生也很支持，还施了一点化肥。那一年来了一场霜冻，队里优良玉米种子“白马牙”因为是秋玉米还没灌浆就给冻了，我们种的是早熟玉米，在霜冻之前已经成熟。收获那天李队长拿了秤，看看我们亩产多少，反正不管亩产多少没有被霜冻我们就成功了。队里把我们种的玉米留了种子。

后来听说我们是最后一批插队的。我们走了以后学校其他没走的同学都分到北京市工厂，而且还是首钢等大单位。这一下把我们打蔫了，就再不想种试验田了，也懒得过问种子哪里去了(又种到大田里了)。我记得我还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质问。为了稳定知青情绪，北京派了本市的干部到县里和公社配合当地干部管理知青，这是后话了。

起羊圈

陕北女子不能光脚也不能露腿，起羊圈的活儿是男人干的，我们认为这是封建残余，来了就是要把封建那一套破一破。羊圈就在村东头，我们每天下地都要路过的一个地方。

那天队里要起羊圈，我们四个女生把这个活儿给争过来了。四个女生脱了鞋子(是怕鞋子脏了还要洗)，挽起裤腿跳到羊圈里，干的地方用头一刨羊粪就一片片翻起来。村里小孩就在羊圈外面看热闹，有人看干得更欢了。

印象中羊粪一颗颗很干，没想到中间有一块稀稀糊糊的，脚还给陷里面了。想想也是，羊还拉尿，其实挺恶心的，脚丫子缝里都是稀稀的。但是咱们不是“越是艰险越向前”吗?正好考验自己。起出的羊粪都装进黑色生羊毛织的袋子里，一只毛驴驮一个袋子。

其实累都不在话下，对于我们北京来的学生哪一样农活不是累死人?太阳还晒死人哪!就是有点脏，需要克服。

耕　地

我们刚学着干活，工分都不高，一打听，原来不同的农活分值不一样，我们都有争第一的性格，我们也要干干有技术含量的农活——耕地。

队长不干了，从来没听说过女娃耕地，男娃还要看看做得来不。我们就软缠硬磨，真还忘了怎么磨下来的，好像是说先让我们试试。我们四个女生开始天不亮背起犁上山了(顺便说说还有三个男生)。

牛是郝老大(当地人“郝”读音“呵”)在放，他每天早早赶牛到山上，我们越早耕地越能给牛留出吃草的时间，所以早上四五点，我们就要背犁上山，走上几里山地到了地头天还没亮，黑黢黢的地里，几个黑黢黢的牛影子。

郝老大教我们套牛，别的地方耕地一副犁套一头牛，我们那里一副犁套两头牛。山地坡度大，地硬连根草多，没有两头牛根本拉不动。有的时候是开荒，陕北水土就是这样流失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观念。

我们真是自找苦吃。

耕地膀子疼手磨破都是小事，锻炼一段时间就适应了。年轻人觉多，每天都起那么早确实困难，悄悄问过郝老大，什么时候犁完地，那时候咱想的还不是就犁一春天!庄稼种上了就等着长大收割，回头再犁地就是明年春天的事了。老大说一年都要耕地，收完庄稼的地也要犁!天天早起王南虹晕菜了。那天我们从自己的垴畔上下来，王南虹一头栽倒，差点滚下山坡!原来是低血糖。赶紧给她补充营养。真怪了，陕北人也没吃什么好的咋就没有低血糖呢?

犁地最困难的就是套牛。我们上得山来，牛散了一山坡，自己抓牛套去。要套两头牛啊!想选一头老实的，抓来抓去抓不到，只好哪个近抓哪个，几乎每天套的牛都不一样。小牛好套干起活儿来就不好使唤了，力气太小，遇上草深地硬犁插深了拉不动，浅了一划拉就过去了;有劲儿的牛脾气倔，不好套，最好是小牛配老牛。

一段时间以后大家熟练了，耕地就像操练非常有节奏，每个人都错开一截，顺顺溜溜地走到地头，大家一起提起犁把儿，一个响鞭，大喝一声“回了”，余音在山间环绕，转个身儿再把犁深深插进土里，真也爽得很。

记得有一次手慢了剩下两头倔牛，一头牛年轻时候打架把一个犄角折弯了，角尖向下弯弯着。每次都是副队长张永抗用这头牛，那次我套上了。那片地中间有一棵矮树正好让我赶上，你说都是老牛了你两个还不一起走?你看它们俩吧，我紧着甩鞭子还是一牛一边给我把犁卡树上了。我甩着响鞭使劲粗着嗓子喊着“回啊……回啊”，心想着把一头叫回来。那只弯犄角就是要往前走，不回头。没办法只好把一头卸了套，嘿，它以为活干完了可以吃草去，撒丫子就跑，弄得我满山追，好不容易追上了它还跟我玩拔河，牛多大劲呀!我只有鞭子。陕北人很爱惜牛，一般就是甩个响鞭，那次我只好抽它了，还得观察它服不服，如果它认为它没有错有可能还要反过来顶你。那次弯犄角认为自己错了没反抗。

记得还有一次两头牛在折返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往山上走，我只好把犁高高提起来，牛身上一轻就跑起来了。我一边抬着犁一边跟着跑，犁沉，我有点吃力，犁尖在我的小腿晃，张永抗一边大喊着让我把犁插土里，一边跑过来帮我。当犁尖深深插到土里的时候牛就拉不动了，只好停了下来。有惊无险的一次经历。

牛时不时要发一下疯，有时往山上跑，有时往山下跑。鞭子抽多了或者哪个牛情绪不好都可能发疯，牛的心思要观察好，才能驾驭它。现在的丫头应该到农村学耕地使唤牛，老公可比牛好顺。历史证明我们这四个耕过地的，现在家家都顺得很，知道牛什么脾气，哈哈。

川上下来了讨饭的人

我们是春节前到陕北的，过完了年，川上下来了讨饭的人。

我们村前有一条河叫周河，还有一条沙石的公路，河由北向南汇入延河。这条河道老乡叫它“川”。过完了年没什么活儿，我们经常站在门前看河还有门前这条路。路上的车不多，没有自行车，都是解放牌卡车。渐渐的川上下来了讨饭的人，有一个人的，有一家子的。穿的并不比村里人更破，一般都背着行李卷，用一根棍子挑着，村里人说带棍子是为了打狗的。若是讨吃的就给些吃的，如果天晚了村上的人就留他们在村里过夜，就住在自家窑洞里。

看到讨饭的人我非常惊讶，赶着问村里人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讨饭，都是什么人在讨饭?咱自小生在北京，打小老师就告诉我们，为什么革命，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了人人有饭吃。咱对“解放”这个词特别敏感，既然解放了就是劳动人民(最穷的人)分了土地，有饭吃了，为什么还有讨饭的?女生们都认为讨饭的人是不好好劳动，都解放这么多年了，好好种地能没饭吃吗?可是老乡说川上收成不好，这些人把粮食藏起来出来讨饭，开春回去种地的时候再吃这些粮食。我们自己村里的也都没有老住户，也是在自己家乡吃不饱，从各地移民过来的。听村里人这么一说，心里觉得特别难过，本来以为村上的人穿成这样够穷了，原来还有更穷的!

自己种的粮食留完种子自己吃应该够，陕北的荒地特别多，每年都开新的荒地来解决粮食不够的问题。可是每年交公粮是一点不能少的，把定额的公粮一交，贫薄土地上打的粮食本来就不多，余下的口粮不够吃了，结果陕北农民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比新中国成立前还苦了(新中国成立前根据地老早就分田地了，收成不好的地方就实行移民政策，《东方红》的作者就是因为移民有收成了，高兴得唱起“东方红”)。

陕北人过的讨饭生活中央知道吗?1969年周恩来总理回延安，听说老乡们过得这样苦总理都流下了眼泪，就是这样也没有减免交公粮。后来，北京政府支援了一些农业物资到延安，延安政府到现在都感谢知青，说是知青下乡带来了北京政府的支援。

那时候我们还能吃饱，插队第一年国家供应了10个月的口粮，我们经常蒸大白馒头，只要有讨饭的经过我们门前，男生都招呼他们吃饭。我们女生没有直接和他们聊过天，语言不通。男生好像没有语言障碍，和他们聊得很来劲。不知道现在他们还能记得点什么。

衣　服

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刚开始准备到内蒙古去插队，想骑着马儿到处溜达。当时也知道非常苦，学校估计高年级可能不愿意去，就放开年级限制，可是名额竟然满了。之后就是山西、陕北。刚开始施行上山下乡政策时是去东北兵团、云南建设兵团，怎么听起来也像是当兵了(发军装的，还有月工资)，连排编制，可那时候是高年级走，还没轮到我们。接下来就是插队了，几个人到一个村子，国家管一年以后就不管了，反正是越来越差。形势让你不得不走，几个好朋友一商量决定要走一起走。

我们在北京办完了去延安的手续以后就发给我们一张购物凭据，当年买什么都要票，布票、粮票、工业券……凭着结婚证才可以买衣柜。下乡的人拿着这张下乡购物凭据可以买一个盛衣服的箱子(16块钱)、一个绒领子(可以缝在外衣上御寒)、一条床单，女生还可以买一条头巾(只有方的，上面有方格图案)，还有布票，我买了一套蓝色的斜纹布外衣。我记得每个人都不想失去这个买东西的机会，如果自己不要就要让给别人或家人，一般不浪费。西单商场从来都没有那么热闹，全是准备下乡买东西的人。是妈妈给我钱让我自己买的，第一次自己给自己买衣服，很兴奋。我带去的衣服被褥都是新的，其他人也差不多。

可能是太阳晒的缘故，衣服很快掉了色，很结实的府绸变得酥了，斜纹布也磨破了，补了这里破了那里，到处是补丁。补丁布也是我们的破衣服，用短袖衣补长袖衣，剪了裤子补裤子。有补丁的衣服我们都觉得很好看，因为和当地老乡差不多了，也因为显得比较“革命”。所有的知青衣服都穿破了，知青见面大家都是补丁衣服，也都习惯了。我们都觉得补衣服很有意思，可以把针脚缝得像机器扎的，也可以缝成绣花那样看不出针脚的。缝补技术越来越精，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就绣花了，每人绣了一个不同形状的荷包。

陕北的每一个女子都绣荷包，插针线用的，系在大襟下面第二个扣子上。荷包分为两部分:外边一层是套子，套子是用几层布打了袼褙(一层糨糊一层布贴的硬片)做里，用素色的新布做面儿绣上花，里面一层絮着棉花插针线，用一根花线把里面一层拉进套子里，下面有一条花线打的穗子。我们5个女生一人绣了一个。陕北当地圆形荷包不多，一般都是梯形的。

当地没有织布机，村里没有人自己织布，但是买的布很像是手工织的，纱支低经纬粗不均匀也不结实。当年我们村上一个丫头叫莲莲，脑子有点不好使，夏天她只有一件褂子，就是县城买的土布，为了省布做得紧绷绷的;黑夜里下到小河沟洗干净，白天再穿上。一个夏天，莲莲的上衣磨破了两个小窟窿，小奶头就从衣服的两个小洞洞里伸出了头!

那时全曹家沟的人不到春节没有好衣服穿，大大小小补丁满身，男人棉袄上更是有许多小洞没有布来补，黑棉袄上开满了小白花!芦草沟有一个穿得最破的村民，叫顾庆云，他的衣服与众不同的是有一条条的布吊挂下来，好像穿一身布条子一样。

陕北民俗是男的纺线织毛衣，真是不到当地怎么也想不到的。志丹县是半农半牧区，每个村子都养羊，有白绵羊和黑山羊。春天山羊长出绒毛，老乡用铁丝小挠子把绒毛梳下来(其实就是现在说的羊绒，当时不知道)，绵羊就剪毛。当地每个成年男人都有一个柳条编的小篓子，用一根麻绳子背在身上，篓子里是羊毛和一个纺锤，他们随时拿出来纺线。

先把羊毛揪顺，缠一点在纺锤上，然后旋转纺锤并且不断地把手里的羊毛揪出来，纺锤就把羊毛捻成了单股的毛线(只能织毛衣、毛袜)，毛衣是本色的白，原始的粗糙，但是男人们还织出了花样。陕北人不做棉鞋，织毛袜子穿。还用羊毛擀毡子，各家攒够了羊毛，就请来师傅擀毡子，是用油来擀，黑毡子多白毡子少。2009年5月回村还见了白白的毛毡子，铺在炕上隔潮保暖。

第一年国家配给知青10个月的粮食，没粮食的时候我回家了。进了我们院儿就觉得别扭，衣服太破，不和谐。我妈看到我新衣服破成那样非常惊讶，而且新衣服还成了补丁布。(www.xing528.com)

陕北老乡都管自己叫“受苦人”。写到这里想起有些男生(双河的男生)把头上扎一块白羊肚手巾扮陕北人。那年月陕北老乡是个男人就扎一条毛巾，2009年回陕北这个好传统没了，没见到一个扎白毛巾的人，大人小孩穿的都和城里人一样了。那时候的破棉袄应该放到博物馆去和现在人们的衣服做一个对比。

吃饭是个问题

我们刚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的时候有一笔安置费，队里提前给置了做饭和干活的家什，窑里有一个旧的白檫木掀盖的大柜放粮食(队里的)，国家供应了10个月的粮食，生产队已经到公社给我们领来大概3个月的。刚开始我们还像在城里一样一稀两干，月初领了油，一个男生说会炸油饼，于是月初吃油饼，月中白水煮土豆。

刚去的时候村里派了一位大婶给我们做饭，每天有一位长辈到我们窑洞给我们叨叨生活常识，对我们这些刚离开家的孩子起到了很重要的安慰作用，有一种家的感受。是大婶发现粮食不够了，提前和大家伙商量怎么办，我想起主席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话(现在想想没从根上解决吃饭问题)，咱晚上不忙，吃稀的吧!这才避免了断顿。

这稀的一吃就是两年。晚上的稀饭用小米熬，都是新打下来的粮食，刚开始小米粥可香了!汤特别黏，凉一点更黏更香。

不是有一首红军歌唱道: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粮……吃南瓜当粮食吧。我们在大锅上面架一个笼屉，笼屉上蒸南瓜，但是小米粥越来越稀了，稀到照见人影，就是稀米汤。南瓜也分配了，不能敞开吃了，南瓜皮也吃了。晚上饿啊，我终于知道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了，那就是饿!

饿得睡不着觉，越饿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饿。每次吃完了晚饭趁着没饿赶紧睡觉——那是不可能的!每天晚上队里还有一个不到10点不散的会哪!直到现在我还有饥饿恐惧，经常发生这样无奈的一幕:洗漱完毕躺到床上的一刹那，饿了!再怎么困也得爬起来找吃的，不然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了，胡乱吃一点东西，再重新刷牙。

村里很穷，全村只有一个闹钟，我们去之前有一个闹钟是司机家的。他的女人在村里学校老教孩子错别字。她家有一个闹钟，她根本不下地，我们都不当她是我们村的。后来我们一个女生接替了她当老师。这个英明的女生带了一个闹钟去，该闹钟档次很高还配有一个玻璃罩。扯远了。

春天到了，秋天腌的酸菜经过一冬吃光了。村上的女子(当地音:滋)、孩子带我们去挖野菜，野芹菜、野小蒜(现在感觉应该是藠头)，下过雨以后拣地软(像木耳一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就让家里寄固体酱油。每个月去县城邮局取包裹，顺便在县城食堂吃顿饭。两毛钱一个猪蹄子。在供销社买糖块。整个县城只有一种糖块卖，一分钱一块，有时赶得不好还没卖的。县城还有一家电影院也是我们常光顾的地方，门前广场每天都有瓜子卖。

第二年更惨了，第一年挣工分儿秋天分的全是从地里收上来的庄稼，当然重量也是带壳算的。我们需要和生产队借驴推碾子把粮食的壳退下来。油也没有了保障，连动物油都吃不上。当地的乡亲都不敢让油沾锅，吃面条就用筷子伸到油瓶里蘸一下搅到汤里;吃菜就用铁勺子热一下油，泼在菜上。我们没油水饭吃得更多了。

村里只有一个碾子，两个磨。毛驴就寄养在各家，大家轮着用。我们人多，有9个人，推一天碾子才够吃两天(小米、黄米)，推一天磨能吃一天(面)。我们9个人开始轮流给粮食脱壳，有一个人体弱多病，只好8个人轮流。有时候临做饭没有粮食，何爱萍就端着盆到村里借，乡亲们经常还给些酸菜，这样连饭带菜都有了，想想没有乡亲的接济就要挨饿了。

磨面比上山干活累，因为要和毛驴较劲。毛驴不能打多了，还不能不打，不打不走，打多了就生气更不走了。可费劲了，大家都躲避磨面，最后推到做饭的何爱萍身上。可算把大家解脱了。

我们也和别的村一样实行过分灶、到老乡家吃饭的措施，最后还是团结起来不计前嫌大家一起吃饭了。第二年也吃过麸子，总算坚持下来了。下了乡才知道农村的生活连基本的吃饱穿暖都达不到，中国革命靠的是农村最广大的农民，到头来农民受到的实惠最少，这是我下乡最深切的体会。

知青的小狗——“狐狸”的故事

1969年的2月6日，一批北京知青坐上火车到达铜川，这是最后一列送知青的列车了。从铜川我们坐上解放牌卡车到延安再到志丹县，一路上被罩在黄布篷里冻得嘚嘚地，那可是滴水成冰的1月份啊!到了一个陌生的山沟沟里，到处是黄土山梁梁，当地人叫“圪梁梁”。

大山沟里天黑下来的时候非常静，我们没有和村里人住在一座山上，隔着一条小河住在对面山的半腰上，前面就是一条公路。一天晚上天黑漆漆的，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门环“哗啦哗啦”地响，吓得我们心惊胆战——这么黑了是谁来了?小心地打开窑洞的门，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身上披着一件老羊皮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他的怀里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身后是黑漆漆的大山和漫天的星斗，就像从童话里走出的人物。“北京娃，你们住在这儿，给你们一条狗养下，夜里看门。”

这是一条花狗娃，肥肥的，个头挺大了，就像现在城里成年的雪纳瑞，四条小腿又粗又直，大爪子，浑身毛茸茸的，一双杏眼双眼皮，吓得不敢看我们，嘴里哼哼着。临走“老羊皮袄”^[1]嘱咐我们:狗娃还小，刚断奶要给狗娃吃点好的。这一句话可吓着了我。“吃点好的，什么是好的呀?”“你就给它煮下粥吃嘛。”原来这“好的”吃食就是粥!“老羊皮袄”走了。我们看着这只小狗乐，这是只小狗吗?都已经这么大了，腿这么粗。一会儿小狗感到不舒服了，开始到处爬，爬来爬去，嘴里老是哼哼，要不就吱吱叫。刚好我们有一只圆筐，就当小狗娃的床吧，把小狗娃放进筐里它就不哼哼了，团成一个圆圆的毛球，准备睡觉了。第二天狗娃还是爬，我这才相信这是只小狗，它还站不稳哪!

我们趴在炕上给它起名字，叫什么才好呢?英文名?南沟门的小狗叫“贝克”。中文名?双河的小狗叫“赛虎”。我们起了好几个名字都觉得太平常不响亮，最后决定用我们一个女生的外号命名，这样她就可以摆脱这个外号了，小花狗的吻尖尖的很像狐狸，就叫“狐狸”吧!这个名字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狐狸”舔着粥长得真快，一个月不到小筐就睡不下了。它很快熟悉了这个家，开始淘气。小筐睡不下就没有睡觉的地方了，它想上炕，因为我们都在炕上睡，干吗不让它也上去?它能扒着炕沿了，两爪扒着炕沿使劲伸脖往炕上看，嘴里哼哼着。刚开始推它两次它还能在地上睡一宿，后来不成了，后腿蹬蹬着就上来了。天刚一亮它就醒了往炕上扒——不让扒，这个小淘气就把我们的鞋子全都叼到院子里。有一天它忽然“汪”了一声，“狐狸”会“汪”了，是不是它就长大了?我们一狠心就把它赶到外面睡了。

它的一身绒毛还没脱，可我已经认为它是一条大狗了。这天我们要到志丹县城玩，准备不带“狐狸”去。因为它是一条自由的狗，所以没有属于它的绳子。我们告诉它老实在家待着，就走了。男生还在窑里头，他们也不看管“狐狸”。

刚出门的时候我们不停地回头，“狐狸”很老实地蹲在院子里，拐了一个小弯看不到院子了，我们放心了。走了大概半里地，我忽然感觉有些异样，这时我们正走在一条沟沟里，两边的坡直上直下的，我回头往坡上看，一个小花影子一下蹲下去，“好像是‘狐狸’跟上来了。”我告诉其他人，大家齐回头，什么也没看见，于是我们一会儿一回头，终于看到“狐狸”了，它还躲!逗得我们大笑。‘狐狸’出来吧!看见你了。”“狐狸”就是不露头，就是不出来，我们喊它回去也不理，一会儿冒个小脑袋，一会儿又看不见了。我们一行人就唱起了一首儿歌:“狐狸，狐狸，你没出息，天天不劳动，还要白白吃东西，我呀，我才不理你!”它高高兴兴地露出脑袋，我们就用准备好的土坷垃打它，“回去，回去!”地喊……

快到县城是一片平地，“狐狸”也没处藏了，我们也没法再轰它，只好带着它。“狐狸”太高兴了，跑前跑后的。我认为它是条狗嗅觉应该很好，主人的味道应该知道，并且作为狗来说应该自觉跟着主人才对，所以我们就不理它，自己到处玩了起来。

走到供销社的时候“狐狸”跟丢了，其他人提出找一找，我不同意。它是狗嘛!应该它找我们才对。于是我们接着玩。

在“食堂”撮一顿后“狐狸”还没露脸，我们有点急了，大声喊它，可是它在哪啊?算了，狗应该认得自己的家才是狗，不就是十里地嘛，回家!

回到村里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快一个月了，“狐狸”八成是真丢了，还不回家!我们都后悔死了，还不如当初找找“狐狸”。正在我们彻底失望的时候，“狐狸”被村里一个娃抱了回来!狐狸好像已经不知道自己叫“狐狸”了，但是看到我们还是很兴奋。

原来“狐狸”一直在县上食堂讨饭吃呢!那个娃说看见“狐狸”都不敢认了，又脏，还长大了，但是狐狸脖子上的红圈圈很眼熟，就大着胆子要带“狐狸”走，食堂的师傅还不干哪!那娃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队里知青的狗，你看脖子上的红圈圈!

“这是不是‘狐狸’?我没带错吧?”娃问。

“没错，没错。”“狐狸”戴的不是一般的红圈圈，那是我从我爸将校服上拆下来的红呢子!

(那时候没有饭馆，饭馆叫食堂，国营的，志丹县里只此一家。食堂的酱猪蹄子2毛钱一个，我用饭盒可以装两个带回来。饭盒走之前送给了为我们做饭的大婶，大婶说现在还在她家哪!又扯远了。)

“狐狸”吃知青饭真的长大了!一身绒毛脱净，长出了光亮的毛。全村的狗就数“狐狸”水灵、毛色亮。老乡说是吃粮食吃的。

老乡还评论“狐狸”“歪”咧，“歪”是形容个性强，狐狸成年后和村里的狗挨个打架，全村的狗打遍无敌手，它又渡过河到对岸小沟队去打架。

曹家沟有一大一小两条河呈丁字形，由东向西从沟里下来一条清澈的小河从村里窑洞前流过，全村人都喝这条小河里的水，小河北岸一条山梁梁的向阳坡上一溜溜窑洞就是曹家沟。小河的南岸就是我们住的山梁梁，山梁梁到大河前就结束了，这一面山梁是红沙石的，向着大河，我们就住在半山腰的石窑。

这么说吧，站在我们的窑洞前向北看就是曹家沟和小河，向前看就是大河(周河)，向南看就是芦草沟(是我们的卫星队)，细细看不见，还要走一阵子。

记得那一天，夕阳西下，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的窑洞，周河的水亮晶晶的，远远的河对岸小沟那边传来激烈的狗叫，我发现“狐狸”不在院子里!站起来居高远望，也只能看见小沟队的窑洞像枣那么大一排排的，只见一个花花的小影子欢快地冲这边跑来，趟过大河，一身湿漉漉的，是“狐狸”!看得出来又打胜仗了!

“狐狸”高高兴兴地跑到我身边，一只耳朵豁了一个大口子，滴滴答答地流着血，嘴也破了，但“狐狸”一点也不在意，欢快地摇着尾巴。

忘了说了，我们“狐狸”成年以后，长了一条美丽的大尾巴!它向上卷起来，尾毛很长，是白色的，丰满的毛把尾尖藏得不知在哪里，只看见一个漂亮的大圆毛球。“狐狸”摇尾巴也是一绝，每天不知疲倦，永远都是兴冲冲地摇着，美得很!

几年以后我看见了耷拉尾巴的狗，才意识到“狐狸”是从来没有耷拉尾巴的，它是幸福快乐的!

离别40年后回到曹家沟，村里再没有一条大狗!全是和城里一样的小哈巴狗。当年陕北老农饭都吃不饱，可家家养一条大狗，因为山上有狼。

“狐狸”有一双杏子一样的棕黄色眼睛，长长的睫毛，我很妒忌它。它的眼睛还是双眼皮，天生的黑眼圈!狐狸长大以后细腰厚胸，身材极其优美，要是“人”那就相当于芭蕾舞演员。它只要发现动静马上前挺后撅竖起耳朵(抱歉不能全竖起来，还有一半耷拉着)。

它是我养的第一条狗!从此我就喜欢上了大狗，它们小时候是那么毛茸茸的，大大的，抱在手里又沉又结实。长大以后是那么严肃，不轻易发表意见，具有责任感，天生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们早上4点钟就要上山耕地(那是为了给牛留出足够的时间吃草)，天还黑漆漆的，真想带上“狐狸”，可是“狐狸”不干，怎么劝也不行。那时我们自己还吃不饱，哪有东西引它上山?

陕北的天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早起上山套上棉衣背上犁，打着哈欠闭眼往山上爬。放牛的老大已经把牛赶到山上了，等到太阳上到一竿子高要吃早饭了，这时山边边上就会出现一个不停摇着尾巴的花花小身影，那就是我们的“狐狸”来了!虽然我们每天都在不同的山梁梁干活，“狐狸”总是认得道，一路颠颠地走在做饭老兄的前面。也不知道是为了早饭还是为了“狐狸”，反正每天就盼着这一刻哪。

趁着我们吃早饭，“狐狸”开始满山乱跑，一会儿把嘴插进小洞洞，一会儿吭哧吭哧乱刨，好像发现了老鼠一样!但是我知道没有老鼠，就像没有猫一样，陕北太穷了老鼠吃什么呀。但是山上有野鸡，天天都能听到野鸡叫，还能看见鸟蛋，麻麻的和小石子一样。美丽的雄野鸡花翎翎的，在野地里特别显眼。

早饭走了，“狐狸”也走了，一点没有舍不得的意思。它回去看家了，这是“狐狸”的第一份工作，是它从心眼里自己认为的。那会儿我理解不了“狐狸”，认为狗应该是跟屁虫，一直应该和主人相跟着才对。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在家了。石窑太凉，一般我都爱坐在门槛上吃饭，这样夕阳就暖暖照在我前边，“狐狸”总爱坐在我脚边，客气地等着我吃完。它生怕我没有注意到它在等待，时不时地挪动身子，并且斜着眼睛偷看我和我的饭碗，我一看它，它还把眼光收回去，假装望别处，一会儿“狐狸”挪挪就坐在我脚上了。

收完了庄稼我回家(北京)了，我们队的知青不是一起走的，那样动静太大，都是一个一个溜的。在县上买去延安的汽车票需要介绍信。我们窑前不是有一条大河嘛，沿着大河是一条到延安的沙石公路。我们的窑高出公路正好瞭望，远远看见车来了赶紧拦，搭便车去延安。那里的老乡都很朴实，知青一拦车都搭。两次回家都是这样走的。

知青一个一个走完了，孤孤单单地剩下个“狐狸”，不能猜想当时“狐狸”怎么想的，队里就让“狐狸”到芦草沟拦羊去了。

二年头上我回来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狐狸”，心里还想着把“狐狸”要回来，一看就没敢张嘴。人家上岗了。早上跟上羊群上山吃草，羊前羊后地跑着，可不是拦羊哪，而是咬小花、扒小洞、追野鸡，总算能相跟上。回到窑上，又是在大院子里追羊倌的鸡，鸡飞得扑棱棱的;一会儿发现小猪又追得小猪叫着满院子转大圈，“狐狸”勤快极了。我侧面地问过队长，“狐狸”是不是回来，队长很肯定地说:“‘狐狸’拦羊吧。”我拷!他还给狗派活!

“狐狸”后续

其实“狐狸”后续不是说“狐狸”，是说我们没了“狐狸”以后发生的事。

当时知青养过的狗都认得谁是知青。知青一来串门它们就不叫，老乡一来就玩命吼。记得有一天田支书牙疼想要点药，“狐狸”龇牙咧嘴吓得田支书躲在冰凉的石桥栏上不敢进院儿。

有一段时间，穿得最破的村民顾庆云的婆姨给我们做饭，他有时来找。“狐狸”不让村里任何男人进院子，尤其见到这个最破烂的，那就不是吼的事了，它要凶狠地上去咬，老顾也知道，每次带着棍子来!那叫一个热闹，男生都要出来拉架。

“狐狸”上岗放羊不在了，有一只黑色的大狗主动上门，一看就是知青养过的狗，和“狐狸”一样只咬村里人。

它急切地想要占领这个知青点，可是聪明地知道不能太心急。它有一个竞争者!是一只比它个子年龄都小的黄狗。黄狗比它早几天找上门，但黄狗太性急，拼命谄媚、巴结，其下场是——被男生杀了吃了!

黑狗耐心地卧在院墙附近，不接近窑洞门口，也不要吃的。我就纳了闷了——除了我们偶尔丢半个馒头，它一天吃什么填饱肚子?我心里只有“狐狸”，看见别的狗就觉得比不上“狐狸”。这个黑狗黑得看不见眼睛在哪里，我特意挨近找一找它的眼睛，我拷，和它的黑毛一样黑，而且没有什么眼白!

我带头用石头砍它，其他人也砍。我们在窑洞里议论它，决定天天见着就砍，看它走不走!

几天，我们先败下阵来。挨打的黑狗跳来跳去躲石头，一声都不叫!而且，来了几个星期眼瞅着黄狗被杀，它兀的是一声不吭。“是哑巴?”非常可疑。会不会因为是哑巴被人抛弃?我们已经没了耐心，不再理它，不给它吃喝，它仍默默地等待机会。这一天，穿的最破烂的老顾来了。别看他穿的破，人家有文化，没事儿喜欢找男生拉拉话儿，国际国内的圆周率、微积分。

黑狗可不管，一声不吭上去就咬，撕破了老顾的裤子，那阵势太可怕了。黑狗龇出了它的一排白牙，牙床都露出来了，低吼着威胁老顾;老顾则手舞棍子和黑狗对打，最终老顾撤退了，没敢进来。

“哑巴”，我们已经这样叫它了，这又是一个男生的外号。“哑巴”从此树立了院子主人的地位。在这一天，它“汪”了一声，但这个动静不是“汪”而是“OU”，带有回音，低沉有力。听了这一声以后，我都怕它了，再不敢砍它，对它多了一份尊重，也更加疏远了。

黑狗一直陪伴着那个外号叫“哑巴”的男生最后一个离开村庄。

【注释】

[1]“老羊皮袄”，住在芦草沟和我们曹家沟是一个队，他是副队长，叫张永抗，一米八的大个子。现在芦草沟退耕还林了他住在曹家沟。